摘要: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大多重比兴轻赋,而钟嵘在《诗品》中对赋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解说,丰富了赋的内涵。明确指出了赋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既突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又强调了赋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钟嵘;诗品;赋;审美特征;创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110-01

“诗有三义”是南北朝时期齐、梁时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理论的一大贡献。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钟嵘之“三义”说出自《诗大序》“六义”说,但钟嵘的“三义”说又有它新的理论贡献,他通过对传统赋比兴的全新阐释,进一步突出了“文外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然而,人们历来只关注钟嵘“三义”说中对“比兴”的诠释,却往往把他对“赋”的解说简单化,因此,有必要对钟嵘《诗品》中赋的全新阐释进一步探讨。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现存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之后的《毛诗大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些记载仅仅是提出了赋比兴这组概念,却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在钟嵘之前或之后的文论家对这个问题都曾做出过解释,其中对赋的阐释也各有异同。东汉末经学家郑玄最早解释了赋比兴,他在《周礼注》中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郑玄以经学家的眼光,把赋同“政教善恶”联系起来,显得狭隘片面,但他的解释已显露出赋的方法论意义了,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郑玄的解释,赋的特点主要是“直铺陈”,即直接铺叙陈述描写。晋挚虞《文章流别论》释赋云:“赋者,敷陈之称也”(《全晋文》七十七辑)。挚虞立论虽然仍以《诗经》的作品为依据,但在解释上显然与汉儒不同。稍早于钟嵘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解释“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与郑玄“直铺陈”的观点相近,明显受郑玄之影响。

钟嵘之后到唐代,皎然《诗议》说:“赋者,布也。匠事布文,以写情也。”王昌龄《诗格》云:“赋者,错杂万物,谓之赋也”。

(遍照金刚:《文境秘府论•六义》引)。到宋代,朱熹《诗集传》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又在《诗传纲领》中说:“赋者,直陈其事”。宋胡寅《斐然集》卷十八《致李叔易书》引李仲蒙论赋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以上阐释虽各有不同,但大部分都是将赋解为直陈、铺述。

钟嵘释赋与他之前、之后的文论家的解释均有所不同,他完全摆脱了传统儒学的束缚,紧紧围绕着“穷情写物”的艺术手段,提出了新的解释,他在《诗品序》中说:“直述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这一解释,既有对前人观点的继承,又有新的内涵。

首先,钟嵘是从诗歌的审美特征出发而进行论述的,他强调“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但写物中也要用有寓意的语言,除直写即目所见的现实事物外,还要寄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具有了一般所说的比、兴的特点。故刘熙载在《艺概》卷三《赋概》中指出:“《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钟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言外重旨”便是钟嵘的“穷情写物”所要达到的最后效应即富有“滋味”的艺术美感。这是他抓住客观物象在诗歌中的表情达意功能,从物象与“事”关系角度,诠释赋的特征,突出了“立象以尽意”的思想,这也体现了钟嵘的文学阐释理论重在审美鉴赏的特色,钟嵘对赋的全新释义扭转了儒家把诗歌看成政教工具的传统思想,突出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所特有的审美特征,标志着钟嵘对诗歌功能认识的深化,也是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同时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巨大进步。

其次,这一全新解释对中国古代诗学鉴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人们都认为“赋、比、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方法,却更多的探讨“比、兴”方法的重要意义,始终重比兴而轻赋,把赋简单化。人们往往认为“赋”法的作品都是物事、情事的直接叙述,并不需要假借“物”的形象来表达,因此就缺少了以形象来直接感动人的力量和艺术性。实际上,钟嵘说:“直言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已经在强调赋的“寓言写物”不是纯物象论,而是发挥着“寓言”的功能,寓言便已不是直叙了。按照钟嵘《诗品》中溯源流别的方法,考察钟嵘之前的历代文学作品,以《荀子》为证,《荀子》中的《赋》篇谈到六种物象,有五种相当于今天的谜语(礼,知,云,蚕,针),《荀子》中的“赋”是做为一种文体出现的,却表现了一种隐喻的方法,即用隐喻的方式,来曲折的表达,通过别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和《庄子》的寓言很相近,庄子在“寓言篇”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借外论之。”寓言即寄言(郭象注);重言借长者,前辈的话来说自己之意;卮言,随机应变之言,即即兴之言。寓言也就是寄言,即隐喻,共同点就是借别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由此可知,赋在《荀子》中说是隐喻,推论之就是一种创作方法。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汉书•外戚传李夫人》中对美人的赞誉都是用赋这种方法来表达的,即隐喻的方式,这和《诗经》中用“关雎”兴起淑女,举“明月”比美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从这些追源溯流中可以看出,钟嵘是在前人创作基础上,站在文学审美的角度,对赋这种创作方法进行定义的,使人们对赋的认识更加准确清楚。另外,“直言其事,寓言写物”共同点在于都开门见山地去写物;但在表现情感方法上是不同的:“直言其事”是主观的叙述,即主观抒情;“寓言写物”是客观的叙述,即客观抒情,这种客观抒情更具有艺术性。由此可知,赋不仅仅是铺陈描述,而且包括寄言,即暗含了隐喻的表达方法。这就使赋具有两种表现手法:主观抒情和客观描写之客观抒情。而主观抒情和客观描写相结合,使赋具有不同于比,兴两种方法的创作特点。所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天极,闻之着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认为赋、比、兴“三义”酌而并用,不可偏废,并正确指出专用比兴和专用赋体易生的弊端,对于整个后世诗学都有鉴戒意义。由此可知,“赋”法是永远不可或缺的,它是读者把握诗意从而曲径通幽、深入诗之堂奥的窗口。

综上所述,钟嵘在《诗品》中对赋的全新解说,既突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又强调了赋的方法意义,使人们对于赋这种诗歌的创作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并对后世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5]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周世民(1978- ),男,甘肃庆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