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

如今，肥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针对肥胖人群的日益庞大，各国怪招频出。在美国的一些地方规定，如果政府工作人员的体重超过规定标准，就必须得交纳“肥胖税”。长得胖也要交税，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却是事实，政府这么做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控制肥胖群体，还有就是为了所谓的提高工作效率。

与美国的“地方规定”相比，英国在对待肥胖问题上，更是有大手笔。自2008年起，英国政府计划在3年内投入3.72亿英镑，用现金奖励减肥者以及定期做运动者。

英国政府为何会制定这样一个政策?从表面上看，促成这样一个政策出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现在的肥胖现象十分严重。有关资料显示，英国目前儿童肥胖或超重的现象达30％。专家认为，如果这一现象不加以控制，到2050年，全英国60％的人都将成为肥胖者。深究起来就会发现，政府花大钱办事，是为了让大家不发胖或者瘦下去，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府是在未雨绸缪地为将来“减负”。

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公民的很多基本需求由政府包办。例如医疗。如果英国等到2050年才行动，为了治疗肥胖所引起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政府将多花500亿英镑的医疗费用。由此可见。英国政府现在花一点小钱，是为了避免未来不得不花大钱。

因此。肥胖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政治、经济的问题。我们知道，肥胖群体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垃圾食品引起的。现在很多国家在“治理肥胖”时，也都是拿垃圾食品这个源头开刀。法国和南非提高垃圾食品的增值税，韩国和英国则出台了禁止、控制垃圾食品广告的种种措施。然而，不论是征税还是拿广告开刀，政府都存在一种矛盾心理，或者说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矛盾现实。

一个国家有时候可以类比为一个家庭，有些钱是不得不花的，但是，如何尽量少花某些不必要的钱，每个家庭都必须重视，例如看病问题。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避免将来为肥胖多花钱，除了家庭成员现在开始减肥、增加运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改变生活习惯，改变饮食结构，拒绝那些容易导致肥胖的垃圾食品。对于一个家庭容易做到，对于一个国家也同样容易吗?

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生产垃圾食品的企业大量存在，诱使民众消费垃圾食品的广告和生活榜样也广泛流行。也许，这些生产垃圾食品的企业未来会减少、消失，但是，它们为何会出现?现在为何不能消失?因为，这些垃圾食品企业曾经在赚钱。现在依然在赚钱，正在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矛盾的怪圈。这种怪圈在其他国家学习西方的进程中也开始出现了——先是为了享受，浪费财富，造成肥胖；然后为了健康，再消耗财富，治疗肥胖。

这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一再出现。这首先是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问题，其次是政府的角色问题。对于一个政府来说，面对社会问题，能否像家庭一样，从源头就开始采取主动，而不是在结果上被动?应该说，现代政府在某些问题上是可以的，但是，面对肥胖这样的问题，政府就很难像家庭一样立竿见影。

企业的生产、公众的消费，都是自由的，只要不违背现行法律，政府管不着；制定新的法律，宣传新的观念，政府能做的都是滞后的，政府只能处于被动的状态。相对一个家庭来说，父母决定全家不再吃垃圾食品，效率要高得多。但是，政府显然很难下令说，生产垃圾食品的企业一律关门或转产。在解决肥胖源头问题上，政府只能慢慢来。

政府的主动与被动，其实涉及政府权力有多大的问题。如果政府的权力很小，某些对社会明显有益的事情，政府做起来也很难：如果政府权力过大，就有集权和专制的可能。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府的权力到底应该有多大，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只能根据现实和实际效果来决定。关键是，社会需要一个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

面对肥胖这样的小问题上，我们也能看到政府权力与社会的博弈。一旦现在生产垃圾食品的企业都没了生路，政府还得收拾失业等烂摊子。那么，我们能否说，当初这些企业就不该发展呢?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论调，对于旁观者来说，是显示高瞻远瞩的机会。对于现代政府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能否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而不必再走一遍他们曾经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