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伟

走进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的大门，便可看见大道两旁耸立着两排茁壮的大树，一棵棵如同拔地而起的宝塔，高高的塔尖刺入浩瀚的蓝天，这便是被誉为“活化石”的水杉。

在距今约250万年前的“第三纪”时期，地球北大陆到处生长着高大挺拔的水杉。进入“第四纪”后，由于多次剧烈的冰川运动，地球上的水杉遭受灭顶之灾，几乎全部消亡。后人只能从挖掘到的化石中去领略水杉的英姿。

1944年夏，中央林业试验所的王战教授在湖北省利川县的磨刀溪发现一棵极为茁壮挺拔的树木，却一时难以判断属哪一类松柏植物。他将标本送给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过目，引起极大的关注。胡先骕多次派有关人员去川、鄂交界的山中采集此类树木标本。经过几年的精心研究，胡先骕和郑万钧教授终于在1948年确定：这就是普遍认为已在世界绝迹的珍稀植物水杉。“活化石”水杉的发现轰动了国际科学界，被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大发现之一，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都具有重要意义。1947年,水杉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

现在，被誉为“水杉之父“的胡先骕静静地安卧在由他一手创办的庐山植物园中，每天都与他毕生珍爱的水杉和众多的植物朝夕相伴。

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陆定一传》中，记载有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说到胡先骕的事。陆定一说胡先骕批评苏联科学家李森科的观点，看来还是对的。毛泽东问胡先骕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吗？时任中宣部部长、主管学部委员评定工作的陆定一说：“不是，没有给。”毛泽东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然而，在1957年增补学部委员的名单中，还是没有胡先骕。早在1935年，41岁的胡先骕就是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评议委员会的委员中遴选81名院士，胡先骕毫无争议地当选。1955年，中科院向中宣部上报的238名学部委员名单中，被删掉了5名，其中便有胡先骕，胡先骕是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未能当选学部委员中的几个人之一。

毛泽东称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是恰如其分的。（生物学包含植物、动物、微生物三大类。毛泽东此话主要是指胡先骕是中国植物学的老祖宗。）正是胡先骕开创了中国植物学的教育和研究事业，创立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生物系、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

胡先骕是江西人，1894年4月生于南昌新建县。他的父亲胡承弼官至内阁中书，母亲陈彩芝通经史、谙诗词。胡先骕3岁便跟家庭教师学《三字经》、《千字文》，5岁学《论语》、《诗经》，７岁识字达万余，并且能通训诂，辨四声，被家乡人誉为“神童”。1902年春，胡先骕的父亲病逝，家道从此中落。1906年，胡先骕考入南昌洪都中学堂，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1909年，15岁的胡先骕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秋，胡先骕参加江西省留学选拔考试，被录取为官费西洋留学生，第二年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攻读森林植物学。在求学期间，胡先骕与中国留学生节衣缩食，创办了《科学》杂志，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刊物之一。胡先骕还与留美诸同学于1915年在纽约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机构，中科社1918年迁回国内。1916年11月，22岁的胡先骕获农学学士学位，随即回国，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

庐山森林繁茂，植物品种极多，胡先骕很想做出一番成就。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木本植物多达8000多种，其中乔木便有2000多种。美洲乔木只有600来种，欧洲乔木只有250种左右，但是外国对植物的研究、开发、利用极为重视。意大利1545年便创立了比较正规的波杜瓦植物园和比萨植物园，从世界各地采集树种加以种植。后来居上的英国皇家植物园收集植物近5万种，举世无双。而享有植物大国之誉的中国，时至近代，植物学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更遑论建设正规的、供栽培和研究植物的场所——植物园，令国内许多立志献身植物科学事业的专家学者，遥对绿树青山，忍看外国人采集树种、标本的忙碌身影，唯有仰天浩叹！22岁的胡先骕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壮志豪情，决心以庐山为起点，开拓出中国自己的植物事业。他说：“以植物与人生关系之密切，举凡一草一木，没有不可利用的。植物的富源，当更富于金矿，因为世界上金矿有开发完尽的一天。”

然而，当年胡先骕的一腔热血，却无法报效国家。当时积贫积弱、屡受外国列强欺凌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解决开拓植物事业的最基本的经费。连年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更使政府要员将开拓植物事业视同儿戏，就连胡先骕慧眼识中的创建植物园的最佳宝地——庐山含鄱口一带，也被北洋军阀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张亚农等人圈为私产，毫无商量、相让的余地。胡先骕空有虚职，碌碌无为，不得不于1918年秋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教授，抱憾离开庐山。

在南京高师任教的第二年，胡先骕决定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植物资源的活动，并很快得到国内7所高等学校、24所中学的赞同，商务印书馆也愿予以赞助。胡先骕带领师生们辗转于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区，在将近一年、行程万里的植物考察与采集中，获得数以万计的蜡叶标本。胡先骕据此于1921年至1922年相继写出《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和《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等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并陆续在《科学》杂志上连载发表。

南京高师1922年扩建为东南大学，胡先骕受命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生物系并担任系主任。他随即领衔与邹秉文、钱崇澍等专家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高等植物学》教材，1923年由商务印务馆出版，成为国内各大学的主要教材。胡先骕还与杨杏佛等人于1922年底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

为了更好地开拓中国植物事业，胡先骕于1923年秋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一年后获植物分类学硕士，第二年获该学科博士学位。他1925年回国，继续在东南大学和生物研究所任职。1928年，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创办中国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静生生物调查所”（“静生”系纪念基金董事会原董事长范静生），胡先骕受聘赴京主持筹建工作，后任调查所代理所长兼植物部主任，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兼职教授，1932年任调查所所长。胡先骕陆续组织了全国植物学界的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对中国广大地域的植物作了全面地调查，收获极为丰富，对中国植物的家底有了初步的了解，引起国际植物学界的高度重视。1930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会议上，胡先骕当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使中国在国际植物学界有了一席之地。1933年胡先骕发起、创建了中国植物学会，任首任会长兼《中国植物学》杂志总编辑。

胡先骕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创办一座正规植物园，探索、驯化、研究各种植物的生长，破解其中的奥秘。胡先骕始终没忘记他曾工作过两年的庐山，那是创办植物园最理想的地方！他知道庐山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创办植物园应该能得到政府要员们的支持。1932年，胡先骕亲赴南昌，与江西农学院协商，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农学院合办庐山植物园，得到农学院和江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1934年8月20日，中国第一座正规植物园——庐山植物园正式创建，胡先骕任庐山植物园董事会董事长，静生调查所标本室主任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胡先骕还特派调查所标本室副研究员陈封怀赴英国皇家植物园留学，两年后归来任庐山植物园副主任兼总技师。胡先骕常来庐山植物园视察、指导工作，他还领衔为庐山植物园发起大规模的募集基金活动，林森、蒋介石、蔡元培、张人杰、黄郛、孔祥熙、王世杰、吴鼎昌、王正廷等人都名列发起人名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庐山植物园已成为享有盛誉的植物王国和重要科研基地。

1950年，胡先骕继1948年鉴定出了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获“水杉之父”的盛誉后，又第一个提出植物多元分类系统，在国际上产生极大影响，获得“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的盛誉。在2004年胡先骕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上，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朱光华博士对胡先骕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至高的评价，他说：“西方人把林奈作为植物学之父，那么胡先骕则当之无愧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胡先骕博士1950年提出了至今仍被世界公认的一个多元系统，也就是说，胡先骕认为植物并非像以前普遍认为是单一起源的，而是多元起源的。胡先骕博士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耿直率真、唯理是求的方正人格

胡先骕为人处世始终坚持唯理是求，决不看风使舵，丧失原则，纵使屡遭磨难也无怨无悔。他的性格耿直率真，心口如一，从不会拐弯抹角，这也常给他惹麻烦。

胡先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怪圈，即它所倡导的人格恰恰是现实中最易碰壁和受伤的人格。儒家文化要求君子为人处世要有节操，有原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称其为“方正”型人格。其对立面就是所谓的“圆滑”，见风使舵，不讲原则和立场。然而现实生活极为错综复杂，方正型人格在与现实的屡屡冲撞摩擦中，往往会被逐渐打磨成“内方外圆”型人格。事实上，在外力的强大作用下，“内方”的定力也是很少有人能把持得住的，因为“外圆”遵循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内方”就不得不时常作出让步、妥协、就范，从而成为一种名义上的存在和精神安慰。能够始终坚持不被外界改造、坚守自己方正人格的很少，胡先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尤其是胡先骕在美国顶尖大学留学多年，深受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民主、自由之风的熏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唯上”、“唯书”、盲目服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传统习规极为厌恶，不但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而且以实际行动表示反对，这就使胡先骕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得颇为艰难。

1940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赣南泰和县筹办国立江西中正大学，向教育部推荐胡先骕任大学校长，得到批准。一向主张科教救国的胡先骕明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大学的艰难，仍欣然领命，决心为战争结束后重建祖国培养急用人才。

谁知胡先骕一到任，即发现学校的院长、系主任、总务长、教务长、甚至连校长秘书、会计、出纳都已被熊式辉安排妥当。胡先骕顿时恼怒，学校里的人事安排怎么可以不经他同意，特别是一些重要人选，本应由他亲自考核、选拔、任用，才能确保和他一起攻关夺隘。胡先骕马上着手重新安排重要人选，有人劝他，这些人都和熊式辉有一定关系，熊式辉是省主席、上将，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权力大得很，你又是他推荐来的，还是不要和他发生摩擦，更不可得罪他。胡先骕正色说道：我不管他什么主席、上将，既然我来当这个校长，学校里的人事安排就要由我说了算，确实有才干的可以留下，没有才干，仅凭关系来的一律走人。他听了与熊式辉关系极密切的文法学院院长马博厂的课后，当着学生的面就直言不讳地说道：“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以至于此！有我在这里当校长，还会有你的好日子过么？”弄得这位院长大人面红耳赤，灰溜溜的下不了台，最后只好识趣地离职。熊式辉虑于胡先骕的声望，也不便与他闹僵，只能哑巴吃黄连，后悔不该推荐这样一位率真执拗、不识时务的倔人来当校长。

1942年初，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掀起“倒孔（祥熙）”学潮，中正大学学生积极声援支持。蒋介石极为不满，要求胡先骕严加管束学生，领头“闹事”的学生一定要开除。胡先骕虽然一向不赞成学生闹事，但也认为事出有因，并非学生无理取闹，不应处理过重。他坚决顶住教育部和省政府的压力，未开除一名学生。1943年，主政赣南的蒋经国要求中正大学的学生集体加入由他主持的三青团，胡先骕坚决不同意，他说学生应以学为主，不应卷入政治党派之中，更无强迫加入党派之理。蒋经国再三向胡先骕施加压力，逼胡先骕就范。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过于固执，万不可与当今“太子”叫板。胡先骕凛然道：莫说只是“太子”，就是当今“皇上”，吾又何惧哉！他有权可以撤我的职，罢我的官，却不能强迫我做违背我意愿的事。蒋经国下不了台，只有跑到他老子那里去告状，死缠硬磨，要蒋介石给他撑腰。蒋介石再三权衡，为了扶持三青团，给蒋经国增添政治资本，还是下了一道“手谕”给教育部，要他们另外选配中正大学的校长。胡先骕宁肯抱憾离开中大，也绝不向权贵低头。

1946年夏，蒋介石、宋美龄重返阔别8年的“夏都”庐山。一天，宋美龄在含鄱口、植物园一带游览，被植物园的一棵红枫深深吸引，喜爱异常，很想把它移栽到她的别墅“美庐”的庭园里。她请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帮她这个忙。

此时胡先骕也正在庐山植物园，他听工人来报告，说有几个兵丁正在挖红枫。胡先骕夺门而出，向红枫奔去，大声呵斥来人住手。兵丁们面对怒目相向的胡先骕和职工，不敢造次，只好回来向王陵基报告。

王陵基只有亲自出马。他请胡先骕吃饭，对胡先骕说看中这棵树的是蒋夫人，希望胡先骕能给他一点面子。胡先骕说这棵红枫是万里迢迢从意大利高价买来的，植物园里只有独一棵，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因此绝不能移走，这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

王陵基耐着性子说：“你们知识分子最讲究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年蒋委员长十分支持你创办植物园，蒋夫人还带头捐献了3000美金，植物园以后的发展仍然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蒋夫人不过是想将一棵树换个地方你都不同意，岂不有违中国文化的传统和读书人的良知？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胡先骕不卑不亢地回答：“知恩应该图报，但要看怎么个报法，决不能牺牲原则。蒋夫人喜欢这棵树，随时都可以来观赏，又何必非要把它移走呢？是她一个人愉悦重要，还是有利于国家的植物事业重要？我是一个科学家，在我心中，科学事业比什么都重要。”

王陵基愤然变色道：“你难道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身为将军，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难道还对一棵树束手无策吗？”胡先骕平静地说道：“对于你所拥有的权力我毫不怀疑，但只要我还活着在这里，谁也休想把这棵树从我眼前移走！”

王陵基怔怔地盯着胡先骕好一会儿，站起身，铁青着脸离去。

宋美龄闻听此事，虽然心中老大不快，也只有作罢。

1949年北平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派专机“抢运”北平的著名学者、教授南下。胡先骕对国民党统治已深感失望，面对软硬兼施，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名誉诚可贵 真理价更高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先骕坚持原则、唯理是求的方正人格和耿直率真的性格却一直没变。

1950年，由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单位合并，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后改为植物研究所）。时年56岁、担任静生调查所所长20多年的胡先骕仅被聘为一般研究人员。胡先骕并没有什么怨言，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中，很快就提出并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轰动了世界植物学界。

但是，从1951年底之后，胡先骕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中国科学院1952年初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像胡先骕这样出身旧官僚家庭、在美国留学多年，又与旧中国政要有过较多接触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重点改造的对象。揭发批判他的，有与他工作多年、并一起共过患难的同事，还有不少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这使他感到困惑和伤感，但他并不责怪他们。面对自身的弱点，胡先骕也可以自我检讨、自我批判、甚至给自己“扣大帽子”。他在检讨书中说：“我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宗派主义，我的各项成就使我有‘赢得生前身后名之感，我看不起群众，一切唯我独尊。”“因为我是在美国受教育，确有亲美的思想。”“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如此突出，我的改良主义与亲美思想有20多年的历史，要在短期内将这些腐朽思想完全去尽，不是容易的事。”胡先骕还真诚地表示：“我愿努力不断地培养新我，以与旧我斗争，一心一意尽可能地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

但是胡先骕的检讨却无法得到通过，植物研究所的运动简报上说：“胡先骕先生的检讨是极不认真的，避重就轻，夸耀自己，企图用‘单纯技术观点、‘改良主义的招牌掩盖他的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胡先骕的第二次、第三次检讨仍然无法过关。正当他迷茫困惑、极度苦恼之时，1953年夏，中共中央关于科学院停止思想改造运动的指示下达，胡先骕才算表面上暂时得到解脱，但仍是所里重点帮教的对象。

就在胡先骕身处这般境遇之时，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院校联合请他写一部《植物分类学》作为教材，他欣然应允。胡先骕在写作该书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时，对当时极为走红的苏联农科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李森科提出的植物学“新理论”、“新见解”进行了严厉地批判，指出其完全不符合现代遗传学实际，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的“伪科学”。他还指出李森科是依靠“政治力量”来支持、推行其“伪科学”、“反科学”的理论的，违背人类追求真理的原则性和公正性，对此“我国的生物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植物分类学》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审定时，曾有人对此节内容持有疑虑和顾虑，胡先骕说他本人完全可以对此负责。出版社考虑到胡先骕在植物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国际威望，于1955年3月出版了这本专著，未料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国内一些赞同李森科观点的科研人员认为，不同的观点可以争论，但胡先骕不应该在大学教材中武断地下什么“伪科学”、“反科学”的结论；一些相关领导也认为在中苏关系极为密切、中国处处都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候，不应该如此毫不留情地批判苏联权威人士，这样会影响两国的科研交往甚至外交关系。在华工作的苏联有关专家更是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说胡先骕在书中说李森科的观点是靠“政治力量”来强迫人们接受，“这是对苏联政治的诬蔑”、“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苏联专家的抗议和部分科研人员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认为胡先骕对李森科的批判极为不妥。1955年10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纪念苏联著名生物学家米丘林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公开声讨胡先骕的所谓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随后，《植物分类学》一书停止销售，将尚未售出的存书全部销毁。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面前，胡先骕没有丝毫地退让，他始终认为自己对李森科“学说”的批判没有错。他拒不做检讨，说人非完人，孰能无过，对自己的弱点可以检讨；但在科学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坚持真理，决不能丧失原则，更不能出卖良知，以个人的荣辱名利做交易。他说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风浪，他都将坦然对之，并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将来科学的发展证明他的观点是错的，他将无条件地加以改正。高教出版社与他商量，大学急等教材用，可否将《植物分类学》一书中有关李森科的内容加以删改，再重新出版，胡先骕断然拒绝。

幸好，苏联国内也很快开展了对李森科“伪科学”的批判，并公开披露李森科如何骗取和利用斯大林的信任、无情打击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强行推行他的“伪科学”的卑劣行径。中国生物学界对胡先骕的批判、声讨随即降温，最终不了了之。

但是，胡先骕的刚正不阿还是令某些人颇感不快。在随后开展的学部委员评定工作中，本无可争议的胡先骕竟然榜上无名。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接着进行的职称评定中，胡先骕的很多学生都被定为一级研究员，而他这个“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却只被评为三级研究员。1957年第二次补选学部委员，尽管毛泽东都说了“恐怕还是要给”胡先骕，有关部门居然还是“没有给”。对此，胡先骕尽管心中极为不满，但这毕竟只是个人问题，不是事关科学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反而忍了下来。

有森林相伴 你不会寂寞

胡先骕自从1954年撰写《植物分类学》惹祸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表、出版论文、论著遇到不少困难。但他一如既往，潜心于植物研究之中，陆续撰写出《经济植物手册》上、下集共4册，200余万字。1957年《中国植物志》编写工作开始启动，胡先骕虽然只挂了个编委委员，但仍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实际总负责的重任，联络全国植物学界的专家、学者，高质量地完成这一任务，实现了中国几代植物学家的愿望。他自己还亲任桦木科与榛科的组织、撰写工作。

虽然一生坎坷，但胡先骕坚持原则、决不敷衍迁就的秉性丝毫未改，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有时批评起人来，照样是言出无忌，毫不留情。即使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充分显示出其耿直率真的个性。他的得意诗作《水杉歌》的发表过程就颇能说明这一点。

胡先骕不仅在植物学方面成就杰出，文学造诣也颇深，尤其是从小就打下极为扎实的古文基础，古体诗词写得很棒。1919年前后，胡适等人掀起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胡先骕不赞成这位留美时的老同学的观点，撰写了《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等长篇论文，向他发起猛烈进攻，把胡适自以为得意的中国第一本用白话文写的新诗集《尝试集》贬得一钱不值，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两胡之争”，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就是由此而知道了“胡先骕”这个名字。

胡先骕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古体诗词的写作。他自1948年鉴定和命名了“水杉”后，一直很想用古体诗词来宣传这一重大发现，但“每欲形之咏歌，以牵涉科学范围颇广，惧敷陈事实，坠入理障，无以彰诗歌咏叹之美”，故写写停停。直到十几年后的1961年，他才利用春节几天闲暇，最后完成古体长诗《水杉歌》，自觉“典实自琢，尚不刺目”，很是满意。

胡先骕充满信心地将长诗《水杉歌》寄给北京某权威文学刊物。刊物主编本是著名诗人，又是胡先骕的老朋友，很欣赏此诗，但虑及其他原因，未予签发。一个月后，胡先骕还未接到录用通知，按捺不住，拄着拐杖，直接去该刊物询问，刊物主编不敢出来相见。胡先骕极不服气，倔犟劲儿又上来了。他将此诗直接寄给诗友陈毅，陈毅读后又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细读后说：胡先骕的古体诗还是写得不错的。陈毅这才在胡诗前写了一段“读后记”：“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余其事，值得讽诵。”陈毅将胡诗和自己写的“读后记”一并寄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1962年2月17日全文刊出《水杉歌》和陈毅的“读后记”。胡先骕看了甚感欣慰，也算是出了心头的一口闷气。

《水杉歌》和陈毅的《读后记》在《人民日报》发表，使胡先骕的政治处境有了一些改善。当年他还被邀请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去开会前，家人再三叮嘱他，千万要谨慎，切莫乱说话。但一到会场，他便把家人的叮嘱忘得干干净净，又忍不住慷慨陈词，对当时国内极不正常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批评，参会的领导和各界人士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从此后，再没人邀请胡先骕参加各种政治会议，全国性的业务会议也很少请他出席，他的名字渐渐被植物学界、科学界、整个社会所疏远甚至遗忘。

在“文革”初期，胡先骕受到极大地迫害、摧残，全家被从300多平方米的楼房赶到一间10平方米的陋室栖身，陋室进门处还钉上一块“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木牌。胡先骕看到他几十年苦心积累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尤其是很多浸透心血的极有价值的手稿，被丢得满院都是，任人践踏，心痛如绞。他实在不明白，泱泱五千年文明古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极大的困惑、焦虑和悲愤，毁坏了胡先骕的身体，他于1968年7月16日猝死于北京，享年74岁。

历史的阴云终于逝去，中国又进入了正常的轨道。1979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为胡先骕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胡先骕的一生，推倒了一切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几百名有关领导、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向胡先骕先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1984年7月10日，在庐山植物园创建50周年纪念日里，胡先骕的家人遵照胡先骕临终遗言，将他的骨灰送回庐山植物园安葬。自从1916年11月留美归国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迈出事业的第一步，68年过去了，胡先骕在人生的路途上栉风沐雨，奔波劳碌，在遍尝了人间的苦辣酸甜之后，又回到了事业的起点，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家园。他曾经在诗中无限深情地回忆道：“匡庐旧游地，云护万松生。草树随处好，溪山无限情。风湍喧壑语，萝条媚禽声……”，现在，他不用在梦中追寻庐山，他实实在在地回到了庐山，回到了家园！

回家，回家！庐山植物园的职工及家属男女老少几百人聚集在道路两旁，恭迎中国植物学的拓荒者、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胡老先生回家！

回家，回家！满园挺拔的水杉、苍翠的松柏、满山满谷的树木抖动着枝条，喜迎它们的知音、护卫者归来！

胡先骕静静地安卧在万木的簇拥之中，安卧在纯朴、诚挚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在这般温馨、纯净、和谐的世界里，一颗饱经沧桑的心，不会再感到疲惫、寂寞吧。

1993年，与胡先骕一起创办庐山植物园的植物学家秦仁昌、陈封怀也分别从北京、广州回到庐山，静卧在胡先骕左右两旁，日夜陪伴着良师益友。2003年6月16日，国学大师陈寅恪（陈封怀叔父）在辞世34年后，也携老妻来庐山植物园内安家，与胡先骕墓茔只隔几米。江西近代以来在人文、自然科学领域的两座高峰并列一处，相互增辉。酷爱中国古体诗词的胡先骕又添了谈诗论文的伴侣，更应感到开心吧。在万木葱茏的庐山，他不会感到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