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

五四运动，这种教科书式的定义，已经深植中国人的心中。90年前的那一天，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妨通过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回望五四运动中被遮蔽或被忽视的细节，重温当时报刊的报道，重返历史现场。也可以从个体记忆和公共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湮灭的声音，感受悲欣交集的历史表情，省察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继承“五四”的精神之光。

新闻报纸上的“五四”旧影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这一外交的失败，是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五四运动能够一呼百应，波及全国，和进步报刊的宣传报道有关。当年记者的报道和评论，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那些被湮没的声音，隔着90年的时光，又变得清晰。

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说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青岛）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确定了中国外交的失败：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将不国。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处置，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1915年之廿一条条约，以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实，呜呼，廿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篇文章骤然点燃全国同胞的爱国烈火，两天后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写这篇文章的人是林长民，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由总统徐世昌特聘。林长民的堂兄是因“一封《与妻书》，千行离人泪”而为世人熟知的林觉民；林长民的爱女则是“一代才女”林徽因。

巴黎和会上，日本拿出杀手锏——把北洋政府向日借款时签订的换文公开了。这一换文的内容，是中国的谈判代表们此前从未知晓的。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毫不知情的顾维钧急电北洋政府。消息传到外交委员会，林长民非常激愤，立即写文送到《晨报》馆，同时密电在巴黎的梁启超通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晨报》总编辑陈博生虽然明白这则独家新闻的价值和分量，但考虑到北洋政府对报纸的管制，坚持要求林长民标明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林长民敢作敢为，答应署名。这则消息几经周折，得以见报。

1919年5月3日晚，一个不眠之夜。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国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会上，邵飘萍以北大新闻学会导师、《国民》杂志顾问、《京报》社长的身份，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最后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慷慨悲壮。

邵飘萍连夜撰写有关北大“五三晚会”的报道，调整版面，重点介绍学生的集会和行动，在广告栏通知社会各界出席将于5月7日举行的群众游行示威运动。邵飘萍还赶写了评论，并于5月4日在《京报》头版发表。4日上午，邵飘萍参加了国立政法专门学校的学生集会。此后，他接连在《京报》辟出专栏，揭露当局的腐败和卖国行径。

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陈平原先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选中1919年5月5日《晨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我们不妨将《晨报》的报道转述如下：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陈平原先生强调这点至关重要。记者的报道，给了我们了解“五四”的另一条途径。历史充满了偶然。历史又是一个筛子，有时会筛掉极为重要的信息。有赖于记者的报道，为我们复原了关于“五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信息。

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中分析：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的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学生在烈日下苦等“递交说帖”无果，遂转向赵家楼发泄怒火。

火，出现了。5月4日下午，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前事不忘》）；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五四对我的影响》）。

从后来五四运动亲历者的回忆来看，火，是高师的学生放的。高师数理部的匡互生被认为是“火烧赵家楼第一人”。在杨振声、罗家伦的记忆中，也印证了这一点，提及有几位高师的学生带了自来火游行。但在当时，这一英雄式的业绩，无人敢认领。罗家伦对放火、打人事件，感到不安。

火究竟是怎样起来的？1919年5月10日，英文《字林西报周刊》这样描述：“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

杨亮功、蔡晓舟编著的《五四》一书，谈到起火的原因：

曹宅既遭焚，起火之因，共有四说：（一）谓群众觅曹氏不得，故毁其宅以泄忿；（二）谓曹氏眷属纵火，冀惊散众人以免曹氏于难者；（三）谓群众毁曹家具，误损电灯，流电起火者；（四）谓曹宅仆人乘乱窃物，放火灭迹者。以上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

杨亮功归结的起火原因，想来汇总了《字林西报》等报纸的报道。火的出现，使得“五四”选择了激进的路径，事件急剧升温。

5月5日的北京《晨报》又发表《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的评论，鲜明地表明立场：“须知昨日群众集合未必尽属学生，而被逮之三十余人又未必为主动者。以数千群众通力合作之事，而任拘三十余人，欲在此少数之身，求一结果，此必不可通之事……无论如何着想，均非立释此被拘之少数不可。”甚至有些资产阶级政客和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或提出弹劾，谴责军阀政府。

这时，全国各地的舆论纷纷声援。5月6日《晨报》，《学生界事件昨闻》共分9个小标题：昨日各校之罢课、被捕学生之姓名、学生被捕后之况状、各校长之会议、北京社会之不平、汪王林等请保释、教育厅长之辞职、六国饭店之会议、章宗祥之伤势。其中“学生被捕后之况状”一则，对我们了解被捕学生在狱中的生活状况，有直接的帮助：

各学生被捕入警厅后，前夕即由该厅略加讯问，未有结果。闻厅中对于学生尚不苛待，前夕共腾出房子三间，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学生则不愿分居，仍在一处住。昨日由该厅备饭，每餐分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视者，学生皆告以我辈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问题如何则极为关念。中有托人带信，勉勖同学仍以国家为重者，并谓在厅阅报等尚颇自由云。

学生刚被捕时，难免吃点苦头。对被捕学生施虐的是步军统领衙门，而警察厅的警察则宽容，甚至“优待”被捕学生。吴炳湘之所以主张“优待”被捕学生，是因深知“事体重大”，被捕学生“与寻常罪犯不同”。这一点，从1919年5月11日《每周评论》记者综述稿《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可得到印证。笔名为“亿万”的记者，这样述及被捕学生在狱中的遭遇：

游缉队捕几个人到步军统领衙门去，很虐待的，曾把他们放在站笼里登了几点钟。当晚十二点钟送到警察厅去了。巡警、宪兵捕去的稍好些。但是被捕之时，也不免捱几下打。到警察厅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动言语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吴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第三天给了一份《益世报》。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5月6日，当蔡元培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时，当局不得不勉强同意。7日，被捕学生回校，各校同时复课。

5月8日的《晨报》上，有一则小文，题为《北京警察之爱国》，其中有云：“此次逮捕学生一事，警厅举动极为文明，待遇亦佳，逮诸人释放后，北京全体学生联合会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致谢。”那些被隐蔽的史实，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此警察，并不可恶。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中，还包括内务部直属的高等警官学校，更不敢将民初的警察说得一无是处。”罗家伦的回忆中，还有一个滑稽的细节，是关于吴炳湘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要求吴炳湘放人，吴要求学生先复课。校长们问，如果学生复课了，警察不放人怎么办？吴炳湘发誓说：“如果复课不放学生，我吴炳湘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按说，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了，章宗祥被打得死去活来，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件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山东问题没有解决，蔡元培校长秘密出京南下了。而北洋政府不仅不听取民言、民意，而且倒行逆施，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了更大的风潮。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取代李长泰为步军统领，意图对学生罢课、游行进行镇压。5月24日，北洋政府“封闭五七日刊，拘捕代印者。北大四学生为保释被拘者往警厅，则并保人而拘之”。为了钳制新闻报道和言论，北洋政府封闭北京《益世报》，“并派兵监视在京有力之各报馆，凡新闻非经政府许可登载者不得登载”。

随后，风云突变。6月3日，因对北洋政府为曹、章、陆辩护不满，北京的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法学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狂风怒号”、“黑云遮天”之类的描述见诸报端。6月5日《晨报》发表的“时评”《咳，这是什么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道：咳！这是什么景象。

在北大教授、教职员会书记马叙伦的回忆文章《我在六十岁之前》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次学生被捕的情形。总统徐世昌听信三个卖国贼里面陆宗舆的怂恿，“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把他们囚犯似的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这一次被捕学生没有得到“优待”，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有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还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送得进去了”。

从马叙伦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北洋政府的新闻管制大约没有起到什么效用，舆论照常对政府施加压力。显然，北洋政府对局面开始失去控制力。

当时新闻报刊对“五四”的关注和支持，从著名报人邵飘萍的作为可见一斑。邵飘萍的《京报》进行了大块、专版报道，他还日发评论，在舆论上给予支持，并明确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清障碍。”他警告政府不能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这样做只会为学生运动推波助澜。他鼓励社会各界要“持久进行”斗争，把反帝爱国运动进行到底。邵飘萍还陆续撰写了《和约签字后如何》、《挽回而后签字乎抑袖手以待签字乎》、《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望主张不签字者奋起》等评论，敬告当局要从维护国权、顺从民意的立场出发，“沉舟破釜，置死地以求生”。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之后，上海、天津等地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远在巴黎的中国全权代表接到国内“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的专电。6月28日，中国外交官拒绝出席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五四运动中的宣言和标语

据台湾“国史”馆出版的《罗家伦先生文存》记载，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罗家伦的同学狄君武找到他，告诉他今天要发生学生运动，需要一份宣言，北京八家大学的学生推荐北大起草宣言书。而北大新潮社要罗家伦执笔。罗家伦当即起草了宣言书，后由狄君武拿到民间印刷所印刷。到下午一时，两万份《宣言》很快飞向北京街头。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力，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提倡白话文，他大概也不会料到，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发挥作用。这份沿途散发的传单，“最简单明白”（这是《晨报》记者全文引录时所加的评判，5月8日的《救国日报》以全文刊登），容易被接受，故流传也最为广泛。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青岛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当时赞成白话文、加盟《新潮》的北大学子，多有社会革命的主张、急遽变革的观点，但这宣言并不极端，反而有一种难得的理性在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四”那天出现的标语，这既是历史不可磨灭的声音，也是学生的呐喊和爱国心声。

1919年5月4日下午2时，北大和高师、工业专门学校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约3000多人，挥舞着小旗，高举标语牌，来到天安门。标语牌上写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字样。有的标语牌上还画着山东省地图或者宣传画、讽刺画。学生的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当属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五三夜晚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天安门前竖起一面旗帜式长白布，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落款为：“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副对联是高师学生张润芝所撰。

事实上，“五四”当天的游行和抗议，秩序井然。但群众运动受偶然因素影响大，后来的发展就超出组织者的预料了。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一书，不只记载了上述宣言、传单、标语、挽联等，还用简洁的语言，渲染集会氛围：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天安门集会由各校代表纷纷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国民杂志社”代表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恶耗传来，天黯无色。……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夫日本，虎狼也，……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起草的《宣言》和罗家伦的白话《宣言》相比，可就激进得多了。“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这种极端的政治措施之所以能够提出，一方面是热血青年的爱国激情使然，另一方面大概与晚清暗杀之风有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想法死灰复燃。

傅斯年、罗家伦的反思

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后来，有人回忆说，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傅斯年。”

火烧赵家楼事件后，因与其他人意见不合，傅斯年从学生运动中退出。傅斯年为何在学生运动的激流中抽身而退，他的好友、《新潮》的主编之一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傅斯年是最早理性反思“五四”的人之一。他首先肯定了“五四”的重大影响，在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欣喜地看到国民的觉醒、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青年人个性解放的发端以及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同时，傅斯年也隐约有所担忧。他指出，五四运动原是无领袖，不用手段和不计结果的，是自下而上生发出来的社会运动。他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认为思想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还希望胡适警惕成名所带来的危险，“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的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由此可见傅斯年的成熟和理性。在“五四”的第二天抽身而退，或许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

岳南在《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学生总指挥吗？》一文中说：“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历史的演进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19年曾是五四运动学生罢课领袖的傅斯年，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却作为西南联大的常委之一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拿重庆的消息，向联大教授施压——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但对于从五四运动中抽身而退一事，傅斯年一直没有作出解释。

无独有偶，另一位反思“五四”的亲历者是罗家伦。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之后，总结“五四”，反省“五四”，可能源于他在五四运动中目睹了一些尴尬的状况。在罗家伦的回忆中，“五四”那天痛打章宗祥，导致章非常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学生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就死了。罗家伦说：“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牺牲的烈士，受到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罗家伦认为郭君那一天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是事实，这是应该同情的，但是把他塑造成“五四”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历史，大概就是这样的生态，谎言与真实交织在一起，供后人辨析。傅斯年、罗家伦最早反思“五四”并非偶然，一方面他们是见证者、亲历者；另一方面，他们具有一流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素养。

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正是罗家伦。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以“毅”为笔名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不但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内涵丰富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众自决的精神。

在这篇文章中，罗家伦说：“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并且预言：“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五四”一周年时，罗家伦为《晨报》编辑“五四纪念增刊”，征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专文。蔡元培虽赞许学生的努力、奋斗和牺牲，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采用罢课的手段，“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发表的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则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和反思。罗家伦重申了一年前对“五四”精神所下的定义，并认为那三种精神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但他也承认学生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产生了万能的观念，导致了学术的停顿，行为落于形式的窠臼。不断地通电、游行、罢课，效果愈来愈小。他与蔡校长一样，主张在中国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以前，学生所能贡献社会的，是专心去研究真的学问，翻译国外有价值的著作，以期建立思想改革的基础。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具有戏剧性的是，他是被学生运动驱逐而走的。罗家伦在清华大学，大刀阔斧，卓有成效，但却出力不讨好，学生因对他不满而发动驱罗运动，教授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罗家伦无可奈何，只好离开清华。

梁漱溟的另类声音和观点

对于这场刚刚兴起的运动，国人投入极大的热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一边倒，社会各界人士全都认定学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即使进入民国以后思想保守、参与复辟的康有为也在致政府电文中说：“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百万民意，代伸四百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者也。”康有为的电文，道出了民意，也代表了当时舆论的声音。

出版界不失时机地推出关于五四运动的读物。《上海罢市实录》（6月）、《民潮七日记》（6月）、《上海罢市救亡史》（7月）、《五四》（7月）、《青岛潮》（8月）、《学界风潮记》（9月）等书的出版，让人惊讶于出版界立场之坚定、反应之敏捷。

在众口一词之中，也有独特的、另类的声音和观点。时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梁漱溟，在北京《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

梁漱溟在这篇被视为唱反调的文章中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检查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梁漱溟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梁漱溟设想：“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呈总统特赦。一方面顾全了法律，一方面免几个青年受委屈。”最后，梁漱溟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最好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绝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

以梁漱溟的名气，他的观点的确影响到了一些学生。一位自称是梁漱溟朋友的人，赞同梁漱溟的主张。此人在北京《晨报》响应说：“这种光明磊落的气概，敢作敢为的精神，实在可以令人佩服，听说各校的学生，现在正照着这样办法进行。”但更多的学生却不能原谅梁，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被捕的北大学生中，有梁漱溟的“熟友”，但梁并不为学生的罪责开脱，而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做如此主张。这篇文章刊发之后，《国民公报》的主笔蓝公武把该报记者的意见写出来形成文章《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以笔名“知非”发表。蓝公武的文章认为，学生如果照着梁漱溟的主张做，恐怕未必能保全法律道德。他反驳说：“当天步军统领和警察厅所逮捕的学生，乃是学生散后，随便在街上捞来充数的。如何可以把罪名都移在这几个人身上？”并认为梁君的议论和“中国向来有一种不管情理的服从论”相似，“阻塞文化的进步”。

梁漱溟这篇文章引发了学生事件与国家法律问题的争论，北京《新民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都发表文章，在法理、国情等层面进行探讨。尽管梁的声音被淹没在同情学生、爱国无罪的众口之中，但他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和意义。

在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大，主要有新派和旧派之争。梁漱溟和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办的《国故》，被视为旧派，与新派的主要人物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活跃的阵地《新青年》唱对台戏。当然，梁漱溟的《论学生事件》一文，并没有反对五四运动的意思。在情感上，梁漱溟是倾向于学生的，但理智又让他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晚年梁漱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一文中论及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时说：“论人则蔡（元培）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可谓客观之言、公允之论。

胡适对“五四”的态度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天，胡适不在北京。

1919年4月30日，胡适的老师杜威完成在日本的讲学乘船到中国，这天，胡适和蒋梦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弟子一起在上海的码头接杜威来中国讲学。5月4日，杜威在上海演讲，胡适出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不在五四运动的历史现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他们做了什么。直到第二天，住在蒋梦麟家中的胡适刚刚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张东荪，出乎他意料的是还有几位记者。是记者告诉胡适，5月4日，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吃早餐时，报纸送来了，各报的头条都是有关北大学生游行示威以致被抓捕的消息。后来，自京而沪，“五四”那天的学生游行，发展壮大为波及全国的爱国运动。胡适不在现场，是否意味着他会更加理性和冷静？他对北大学生发起的运动持什么观点呢？

1920年5月4日，蒋梦麟和胡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除了对五四运动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对学生运动的隐忧。胡适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和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间，“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是平静的”。胡适洞察到学生频频罢课的弊端，忠告学生：“人人要负责，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胡适不赞成以罢课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一再强调学生关注的是自己的学业，爱国，也要体现在学习上，而不是短暂的运动，罢课不是根本之计，学生请愿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对于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多次强调发现“人”的意义，认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胡适又将五四运动看做是一场政治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用他本人的话说：“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大陆学者李泽厚也曾有过一个后来变得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救亡压倒启蒙”。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1935年5月1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50号发表文章《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文中说，“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是和五四运动走同一方向的”，并强调这样一个判断：“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胡适认为：“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在胡适看来，新文化运动似乎比五四运动更具有普世价值，倡导“科学”与“民主”，还倡导多元的价值观念，带来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胡适则是渐进主义的自由主义；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梁漱溟则是保守传统主义。这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个人主义，或者主张互助，或者主张暗杀，主张可以很不同。

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走向，越来越清晰——革命的价值压倒了一切，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五四运动产生的效果非常明显，这使当时（以及此后）的中国政界受到不少启发：赤手空拳的学生也能逼迫当局让步。于是，学生运动变成一种斗争武器，一种可以运用的力量。胡适说，就学生运动干涉政治而言，青年学生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就在新文化运动的盛期，在“问题”与“主义”还未停歇的论争声中，胡适“整理国故”去了。胡适遭逢的革命与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视角，是胡适的老师杜威提供的。1919年5月29日，胡适和杜威等一同到北京，这时，学生还在罢课。

杜威对五四运动耳闻目睹，有切身的感受，对这块急剧变动的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和斗争于其中的知识界同行充满了礼赞之情。1919年6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作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杜威一方面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前景非常积极、乐观，另一方面又对五四运动的急躁声调表示怀疑。1921年他在《亚洲》杂志上发表文章时说道：

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人们可以讥笑整个运动不够成熟，不够深刻；也可以讥讽它是或多或少地把一些不相关的观点、一些支离破碎的西方科学与思想胡乱地拼凑在一起。……但是，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础。

杜威作为外国人，显然看不到问题的根本以及潜伏的隐忧。但胡适看得到，也想得到。胡适为学生罢课深感不安，他要求学生复课，并建议将北大迁往上海。

1919年5月4日，开了20世纪学生运动的先河。学生运动的历史功绩毋庸置疑，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当年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一则是对北洋政府的抗议，一则也是觉得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隐忧就在于此。你可以说胡适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另一面，但不得不承认，胡适的观点和主张自有其道理，当然，他的声音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