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亭

2008年12月中旬，解放军派出一个连特种兵前往印度的贝尔高姆训练场，进行了陆军反恐联合训练。同这样一个把中国视为潜在战略对手的国家实行联合军事演练，在过去是不能想像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同“兄弟般”的友好国家也没有这样的举动。正是由于思想不断解放，一个个“禁区”、“误区”相继被突破，中国在军事外交领域也不断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努力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与国际接轨，同各类国家展开广泛合作，显示出综合国力增强后的充分自信心。

开拓眼界提升训练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同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三十年，在经济、科技等方面通过对外交流取得了巨大发展，在军事装备和训练、管理等方面也日益与国际接轨并有了飞跃进步。

历史证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交流是促进自身能力提升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与水平比较先进的一方交往，更有益于较为落后的一方。解放军在上世纪50年代对苏联的十余年交流，就使过去“小米加步枪”的军队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此后国家乃至军队进入了近二十年的封闭状态，中国的武器装备除了“两弹一星”这一集中了财力和科研力量的项目取得进展外，其它常规武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军事训练也总在低层次上循环。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军方首先派装备采购代表团走向西方，接着是主管军事教育的院校代表团对外交流，后来一些飞行员甚至是师团长也到外军见学或留学。2002年10月，中国军队同俄罗斯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进行了联合反恐演习，以此为开端又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同多国军队在陆上和海上组织了多次联合演习，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相互学习。

“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开窍。”80年代中国对西方的军购并没有取得太多实物收获，却通过对西方生产武器的企业和军队进行考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苏联50年代水平的新型军事系统，打破了中国武器过去几十年沿袭的苏式风格而有了新思路。90年代以后，中国同俄罗斯进行了新的交流，又从分别几十年后的老伙伴那里看到了新面貌，掌握了既感熟悉又有跨代变化的武器，了解了一些新的教育训练方式。就是同诸多领域都落后于自己的军队交流，中国军队也会感到在某些方面能有所收益。例如在2007年和2008年的两次中印军队联合反恐演习中，参演的解放军分队看到印军虽多数装备比较差，却因国内恐怖袭击频发也有一些独特的对应经验，某些为中国军人所不闻的战术还有可参考借鉴之处，这有助于过去因国内恐怖事件较少而对此并不熟悉的中国军警应对这一非传统威胁。

从8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通过学习借鉴外军的经验，解放军大力强化了军官的三级培训体制，推广了基地化训练、联合训练和模拟训练等。部队和院校与外军进行双边、多边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更是从多个方面锻炼、培养了人才。另外，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军官，通过对外交流在思维方式上也有了全新变化。过去的干部教育主要讲本国的革命传统和战略战术思想，对世界上普遍通行的一些军事规则并不熟悉，改革开放后却能用新的国家安全观思考问题，诸如怎样顺应国际大潮实行新军事变革、如何与国际接轨等问题也成了新一代中国军官研讨的重点，从而使军队的精神面貌和物质面貌都有了根本变化。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外的形象主要是同强手的较量打出来的，虽受到一些敬畏却毕竟带有神秘面纱，外部也容易产生一些误解。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一些人别有用心地炒作所谓“威胁论”，以开放的状态有效地说明国防事业的真实情况又显得十分必要。从1998年起，中国每两年发布一版国防白皮书，公布国防政策、军事力量组成与发展、国防经费预算编制与使用等基本情况，内容也逐渐丰富。中国陆军部队还逐步开放了一些营区，自2003年8月起开始邀请多国军事观察员观摩军事演习，2005年10月还首次允许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进入保密性最强的第二炮兵即战略导弹部队的司令部参观。

中国军队近些年对外日益“透明”，正是自身实力和自信心增强的产物。这种军事上的开放，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文明现代的负责任大国的信息，对获得国际上广泛的信任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成为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建立互信参与国际维和

回顾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外交特色是“革命外交”、“反霸外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军事外交工作也突出意识形态色彩。1971年前中国未能加入联合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是一种“大闹天宫”的角色，加入后的几年内也未参加多数国际条约和协定，并经常对“两个超级大国”采取批判态度。那时的中国对国际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等协定大都抨击为“骗局”和“维护强权”，更不派兵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全国解放后有限的几次派兵出境都是“援助反帝”的义务奉献。这类做法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某些过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自身的安全环境，也难与其它大国和强国很好相处。

中共中央从确定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重新审视了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军事战略上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不再提不切实际的“世界革命”而力争一个长期和平建设的环境，对外军事交往也服从于这一目标。从80年代起，中国就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军事外交工作据此开创了不搞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开放式新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从1980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裁军活动，1992年还加入了国际核不扩散条约，反对除中俄美英法这五个核大国以外的国家再发展核武器。中国虽然认为现行的国家战略格局和安全秩序在许多方面并不合理，却也承认这一体制对维持一个和平局面有其益处，因此反对再以武力打破以联合国主体维护的国际安全机制。

出于对国际安全机制的新认识，1986年中国首次派考察组赴中东实地考察了联合国执行维和任务的情况，两年后加入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1990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了五名军事观察员，从此揭开了解放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从那时起直至如今，十八年来解放军先后向十八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1万多人次，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环顾当今的世界大国发展历程，没有一个国家靠自我封闭能够达到发展的目标，对外开放又需要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全方位的努力。三十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军事外交也通过互访交流、战略对话、军队营区与演习开放、舰艇出访、联合演习和参加维和等形式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新格局，丰富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回顾中国争取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中，军事外交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值得大书一笔韵。

(选摘自香港《广角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