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琳琳

选择怕与爱的生活，在刘小枫那代人的语境里，意味着选择理想主义、选择受苦和牺牲，选择“用血和泪浸泡出来的文化”。而在当下，能够调慢节奏，不以功利心而是纯然的热爱和敬畏急需生活就是令人敬佩的选择。

1999年，《新周刊》曾做过《20世纪爱与恨》专题。2004年，《新周刊》再次进行《我们时代的100怕》调查。2009年，《新周刊》300期关注21世纪的怕与爱，与新浪网的联合调查在一周内征集到10513条意见，同时还通过手机短信、论坛、豆瓣小组、QQ群收集到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000人的“怕与爱”。

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怕与爱。不同人的怕与爱同年龄、经历、精神有关，也是所处时代文化的反映。消费主义造就购物狂，数字化让人对虚拟关系耿耿于怀，而概念则控制着人的价值取向。

我们时代的怕与爱，究竟是什么?

有些爱，最多算是喜欢

在讨论怕与爱之前，我们先要弄清自己究竟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是消费时代?是数字化时代?还是概念化生存时代?或者。仅仅是一个充满生存压力和时间紧迫感的时代，一个只有生活情感碎片而缺少赤子之心的时代。

怕孤独、怕好高骛远、怕行差踏错，这个人会爱什么呢?爱朋友?爱脚踏实地?爱小心驶得万年船?但他只爱网购、幻想及三分钟热度。在我们的调查中，怕与爱，展现的首先是美好愿望与惰性的冲突。

爱交友的怕交友不慎、爱孩子的怕带孩子辛苦、爱安静的怕寂寞，怕肥但爱美食(尤其是女人)、怕失业但又不爱工作、怕寒冷但其实从没见过雪。我们调查所见的怕与爱，多是世俗层面上的畏惧心与得失心，是面对我们本该安之若素的日常生活时表现出的怯懦和欲念。

如果对照刘小枫20年前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所说的，“对某一具体对象和处境的畏惧心理”其实并不是他所理解的怕，而这些爱，也最多算是喜欢。我们时代的细节太多，繁复的生活几乎淹没了真爱和真理想，那些与“羞涩和虔敬”相关的怕，在这个世界的构成中势单力薄。

怕不是恐惧，厌恶和逃避，怕是心怀“虔诚”

5年前，《新周刊》将“什么都不怕”列为100怕的最后一怕。这种人过去不多见，这个时代尤其稀少。“天不怕、地不怕”形容的曾是胆大生猛者，而现在，“天不怕、地不怕”后面总跟着“就怕领导有文化”一类的俏皮话。明代名臣于谦写下“粉身碎骨都不怕”，表明“要留清白在人间”，可搁在现在，这句话表的却是流行歌里奔向非正常恋情的决心。

在本次调查中，参与调查者对怕与爱没有疑义，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列出十爱与十怕。他们对爱的理解接近喜爱、享受，对怕的理解则近似恐惧、厌恶和逃避。而这些恐惧、厌恶和逃避，经常被有意曲解、缩放，或者干脆解构掉。

2009年，甲型HINI流感的流行激起了人们的怕，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暑假从5月底开始，留学生们想回国躲避流感，但他们的归来很可能将更大规模的流感带到中国，毕竟内地头三例甲型HINI流感确诊病例都是归国留学生。此时，留学生们面临着怕与爱的抉择，是仍然回国，解决自己的恐惧感?还是原地不动，降低同胞家人的被传染的可能?两种选择都代表着怕，前者是恐惧、厌恶和逃避，后者则心怀“虔诚”。

怕与爱的生活是她们最好的回报

丘比特与普绪刻一吻定终身；为了所爱者的幸福，海的女儿甘愿化作海上泡沫；在婚姻里，杨德昌是叛逃者，蔡琴是忠贞者和心存爱念者；《朗读者》中少年对汉娜的爱恨交织象征着德国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带罪民族的复杂感情。爱曾经是自私、是嫉妒，但最终是舍己为人。

选择怕与爱的生活，在刘小枫那代人的语境里，意味着选择理想主义、选择受苦和牺牲、选择“用血和泪浸泡出来的文化”。而在当下，能够调慢节奏、不以功利心而是纯然的热爱和敬畏继续生活就是一种令人敬佩的选择。

株洲高架桥坍塌、兰州山体滑坡、杭州飚车肇事、无锡动车组撞人……外在因素造成的天灾人祸不在人的意料与掌控之中。面对这些，始终保持清醒，绝不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敷衍了事，是为一种怕。怕，但不怕强权、不怕灾难，怕的是是非不分、真相不明。

人作恶就更不能使人胆怯，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非礼官员、大学生罗彩霞告倒冒名顶替上大学者，就算怕，也应是作恶者胆战心惊。为了得到正义的结果，邓玉娇和罗彩霞也付出了代价，“自卫”的副作用将跟随她们一生，但是跟委曲求全相比，阳光下的怕与爱的生活是她们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