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越超

摘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信基督教右翼运动兴起并迅猛发展。除了国内问题以外,新基督教右翼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东问题、反恐战争等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美国政治;新基督教右翼;外交政策

一、新基督教右翼运动的基本观点

新基督教右翼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特定的含义,特指美国各教派中承认和接

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在社会道德与政治上持保守观点的基督教保守派。从教派体系上说,主要的基督教保守派有基要派、灵恩派、五旬节派、基督复临派、重生派、福音派、以及无宗派教会,他们在神学上的保守程度和着眼点有所不同,但在社会道德观上非常接近。从教会组织上看,南浸礼会、神召会、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会等是较大的保守派教会体系,此外还有众多的保守派教会分散在各教派体系之中,他们以基层教会而非教派为核心进行活动。相对基督教自由派而言,保守派信徒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一般比较低,他们在神学上强调圣经的权威,重视个人灵魂得救,对个人道德的追求远胜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由于他们十分热衷于传福音,把相信福音和传福音看成是毕生最重要的义务和责任,因而人们有时也用福音派泛指基督教保守派。基督教保守派的提法是从宗教角度相对基督教自由派所做的划分,新基督教右翼的概念则不仅表示神学上的保守,而且包括社会政治观上的保守。美国其他宗教与教派中的保守派或基要主义者,因其尚未融入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主流,因此并不包括在新基督教右翼之中。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基督教保守派是以神学上与自由派的斗争而闻名,但是,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却难以听到基督教保守派的声音。当基督教自由派在世界和平、裁军、社会正义、妇女、少数民族权利等问题上大声疾呼时,基督教保守派关注的焦点还主要限于宗教与神学的狭小范畴。七十年代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随着基督教保守派人数的不断增加,新基督教右翼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基本观点。新基督教右翼的观点可概括为四条原则:亲生命,亲家庭,亲道德,亲美国。虽然新基督教右翼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各保守派组织有其独特的关注焦点,但是,由于各个组织在其关注的社会问题上长期不懈地宣传,新基督教右翼的基本观点早已为整个社会所熟知。

在堕胎问题上,坚决反对堕胎合法化。在公立学校祈祷问题上,主张公立学校学生有权在校园内祈祷,公立学校不应禁止宗教信仰的表达。在性、婚姻与家庭问题上,承认和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婚性关系。反对同性恋合法化。对婚前性关系、未婚先孕、少女生育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毒品与犯罪问题上,主张严厉禁毒,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强化社区治安。在传媒检查与新闻自由问题上,主张对电影、电视中的色情、暴力镜头进行严格限制。在学校教育问题上,强烈要求清除校园内的毒品、枪支、暴力,停止向学生提供避孕套。在政府问题上,主张缩小政府规模,限制政府权力,降低政府开支,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在税收问题上,反对提高税收,反对福利国家。在经济问题上,支持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在外交问题上,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应充分体现人权原则,支持加强美国的防务力量。

二、新基督教右翼在外交政策上策主张

到目前为止,新基督教右翼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除了在堕胎、同性恋、公立学校祈祷等国内问题上有其鲜明的立场,新基督教右翼对外交事务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国内事务,在外交政策上也有着独立的主张。

第一,新基督教右翼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拯救者的国度,因此美国在世界上有着压倒一切的道义目标,承担着拯救世界和救赎全人类的特殊使命。第二,新基督教右翼信奉单边主义,支持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对几乎所有的国际性机构、条约和组织,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刑事法庭等,均持怀疑态度。在冷战期间,福音派旗下的基督教十字军组织就掀起了一场将美国脱离联合国的运动,在它看来,联合国是对美国作为拯救者国度的最大威胁。这与他们遵奉的“时代主义千禧年前论”强调依靠个人、而非机构的神学信仰有关,他们担心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将损害美国的国家主权、以及安全、经济利益。第三、新基督教右翼重视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关注人道主义危机。1996年美国福音派协会发表了《关于世界性宗教迫害的良心申明》,带头发起了反宗教迫害立法运动。1997年,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和参议员阿伦•斯勃特联合向国会提出法案,该法案涉及世界宗教迫害与歧视问题。“沃尔夫——斯勃特”法案得到新基督教右翼的全力支持,保守的基督教团体也联合起来向国会施压要求通过该法案。1998年10月27日,国会一致表决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而生效。第四,几乎所有的新基督教右翼组织都高度支持亲以色列。依照“时代主义千禧年前论”,耶路撒冷圣殿的重新建立是基督复临建立其千年统治的先决条件,如果基督徒遵奉上帝旨意就必须支持以色列。新基督教右翼认为作为先后被上帝拣选的两个“特选民族”,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维护以色列权益是“履行天职”。

三、新基督教右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复兴期以来,美国新基督教右翼的政治活动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与共和党领导层之间的政治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受他们的影响,美国外交中的“道德”因素越来越突出。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骤增,新基督教右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基督教右翼的主张强化了新保守派孤立主义的倾向。在新保守派看来“世界已经是单极化”,美国要奉行“承认单极化所必须的单边主义政策”。单边主义能够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能够有效、及时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避免多边主义可能带来的束缚、纠缠和低效。布什政府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与拒绝《京都议定书》都是单边主义的体现,而美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前提下,在中、德、法、俄等国家的反对声中,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无疑是单边主义的最好注解。新保守派与新基督教右翼对单边主义的信奉,可谓殊途同归。

第二,强化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正义与邪恶的二元论关。9•11事件发生以后,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基督教右翼反映非常激烈。9•11事件发生后, 生后布什多次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并称“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应攻击,消除邪恶世界。帝在这场自由与恐惧,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会保持中立”。《马太福音》中的“要么跟我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更成为这位总统、乃至美国政府高层反复引用的神圣语录。在布什这种道德清晰的表述中,反恐战争成了“善与恶”的斗争,成了非白即黑的道德问题,而新基督教右翼领袖在公开场合毫不避讳的煽动性语言,更是迎合了民众的愤怒和报复心理。就连五角大楼情报高级当布什总统把反恐战争上升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时,他能够更多地赢得国内基督教徒尤其是福音派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第三,新基督教右翼所关注的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成为了近年来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议题。在布什总统刚上台执政时,有学者预测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非洲问题会受到冷落,但事实上布什政府却对非洲政策特别是在苏丹问题上投入了相当多的注意力。布什在参考了苏丹的基督教组织所提供的关于苏丹宗教迫害问题报告,以及在一些福音派领袖就相同问题对他进行游说后开始关心苏丹问题。2002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苏丹和平法》,授权总统在苏丹政府不停止针对南部非穆斯林居民的暴力行为并拒绝与反对派领袖谈判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如果苏丹不存在布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很难解释布什政府为什么会介入这一与美国国家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地区事务,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在2002年9月,布什总统在2002年9月,布什总统强调其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努力推进宗教自由和良心,反对侵犯这些权利的政府”。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宗教自由的内容。

第四,在新基督教右翼看来,支持以色列是上帝的外交政策。新基督教右翼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偏袒态度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影响很大。以“路线图”计划为例,“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对以色列施压,促使以巴双方重新举行和平会谈。2001年10月初,布什公开表示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2002年6月,布什提出了一个中东和平计划,此后,经联合国、欧盟、俄罗斯和美国中东问题四方会议代表在此基础上几经磋商,最终形成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并于2003年4月30日分别向巴以双方递交了计划文本。根据这一计划,以色列需要冻结定居点的建设,并拆除2001年3月以后建立的定居点,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并就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举行最终谈判。以色列对此计划心存不满,派出本内•埃前往美国游说,动员亲以利益集团反对这一政策。其中,属于新基督教右翼的福音派就是以色列的主要动员对象。福音派也果然不负期望,作出了积极回应,对“路线图”计划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并批评布什政府“强迫以色列做出违背上帝意愿的事”,将会“招致上帝的愤怒”。而福音派的施压起到了明显效果,小布什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改变。2004年6月,布什宣布巴勒斯坦于2005年内完成建国的目标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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