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小花》作为改革开放后文化乃至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一面镜子,从表演艺术到台词设计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键词:激情;矫情;真情

济南时报在2008年10月17日发表了一则新闻:“时报讯(记者 丁宇 实习生 王丽娜)日前,由本报发起主办的'流金岁月•改革开放30周年十大经典电影评选暨社区公益放映活动'正式启动,几天来,经过泉城市民的积极参与,网上投票和短信投票有了一个暂时的结果。十大经典影片已初露端倪,《小花》、《少林寺》、《疯狂的石头》在前两天的投票中处于领先位置,尤其是电影《小花》以绝对的优势一路领跑。”

了解《小花》的人都知道,故事片《小花》取材于长篇小说《桐柏英雄》。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男主人公,也就是解放军赵永生,有两个同名的妹妹都叫赵小花。亲妹妹小花被卖以后改名为何翠姑,长期的游击队的战斗生活把她磨砺成为一名出色的游击战士和党的基层负责人;赵永生的养妹红果则是革命者的后代,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替代了赵永生的妹妹,也改名叫做小花。

诞生于时代转折点的《小花》之所以能够一举攫住观众的审美心理、呼应观众的审美渴求,无疑有着耐人寻味的原因。有人说:“从内容到形式的‘叛逆与探索,在那个时代重新燃起了人们对电影的热情。说起《小花》,很多观众记忆最深的,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演员,电影的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当年不知道迷倒了多少青年男女,而刘晓庆、陈冲、唐国强也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具人气的超级偶像。”

这种理解固然有它的道理在内,但个人认为,人类情感中的三情——激情、矫情、真情——无疑也是理解这部电影的一把钥匙。

首先,“激情”无疑是对建国以来国人日常情感状态的一个基本定位。换句话说,建国以来,“激情”无疑是国人情感生活状态的一个鲜明标签。在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激情”一词被赋予了如下含义:“强烈的具有爆发性的情感,如狂喜、愤怒等。”这种解释显然有些简单,但是不妨以此为“线索”,就不难发现“狂喜”、“愤怒”在建国后三十年的时间里与“激情”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如果国人的“激情”一方面来源于“狂喜”——新中国成立以及由此带来的普通劳动者政治身份的迅猛提升(工农一跃而成为国家各阶层人民大联盟的政治基础);那么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愤怒”——对国民党、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其整个群体的“愤怒”。这种摇摆于“狂喜”和“愤怒”之间的“激情”在电影《小花》那里无疑也得到了类似的注解。首先,《小花》的主导情感之一就是“狂喜”。无论游击战争多么艰苦,无论“失去”和寻找亲人的希望多么渺茫,在党培育下长大的赵永生们、小花们、革命者们永远都没有消极、动摇,哪怕一丝的属于常人的忧愁情绪;相反,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昂扬豪迈、积极向上,乐观放达的革命情怀。这种情怀,这种情感状态,是建国三十年来文艺作品所要求的必然情怀,是自上而下人们生存状态的必然情怀。这种情怀,甚至一度延续到了1979年,延续到了电影《小花》身上。赵永生负伤,却被其亲妹妹小花(何翠姑)救起并一路抬至游击队卫生员那里;在那里,他的妹妹红果也恰巧赶来,尽管那时候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但一家人终于团聚。同时,因为有着共同的、光明的、坚定地、必胜的理想——革命,他们无不在一种“激情”状态的支配、笼罩下积极乐观地战斗着、生活着。电影《小花》里,你看不到游击队员们一丝一毫的消极、犹疑、感伤,你也“看”不到赵永生的一句叹息。总之,电影《小花》仍然是深深沉浸于“激情”言说方式的一部作。笼罩期间的,是追求革命理想、开展游击战争及其必胜信念所带来的“狂喜”,这种“狂喜”注解了这里的“激情”。同时,“激情”的获得和推动,往往不是追求革命理想所带来的“狂喜”本身所能全部完成的。与之相反,“愤怒”成了注入“激情”的另一支激素。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成了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代名词。阶级斗争背后实际上掩盖的是一种仇恨(尽管并非完全是阶级仇恨),这种仇恨某种程度上是对“仇恨”对象的一种强烈“愤怒”,强烈的“愤怒”构成了“激情”的另一面。在《小花》里,因“愤怒”而带来的“激情”比比皆是。小花及群众对叛徒们的愤怒、游击队员对国民党父子将领及其军队的愤怒无一不是这种“激情”式“愤怒”的写照。

可以说,在电影《小花》里,“狂喜”、“愤怒”从正反两面全面注解了这部电影的“激情”元素,指明了它和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作品基本情状的统一脉络和雷同路径。更近一步说,电影《小花》的“激情”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诸种文艺样式如小说、诗歌、话剧等的继承。尽管历史已然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但是电影《小花》本身所流淌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和艺术的一贯的血液还是不容置疑的。它的“激情”热血的奔腾和继承,映照在小说领域有柳青的《创业史》,有浩然的《金光大道》;映照在戏剧领域则有“八个样板戏”。

毋庸讳言,“激情”是一种属于“极致”的感情。凡是“极致”,无疑都和“平常”、甚至“正常”或深或浅地有脱节和游离。建国三十年以来,“激情”一直以一种既定的文艺操作方式和潜在的情感要求被长期延续和“坚持”。这种长期的延续直接导致了“激情”的泛滥和无节制倾泻。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里,“激情”“不由自主”地跨入了它的极端和反面——矫情。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建国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也是一种“矫情”文学,而秉承三十年之“激情”热血的《小花》无疑也被涂抹上了一层“矫情”的影子。

电影《小花》的制作者们无疑较早地嗅到了当时人们对于“真情”的呼唤和渴望。《小花》的制作者们以真正的勇气和卓见使《小花》的情感模式首先打破了建国以来三十年那种虚伪矫诏的惟激情化的叙述方式。“‘把军事影片拍成兄妹情谊会出乱子呢?当张铮(笔者按:导演)将大家这个想法向厂领导汇报后,厂领导却有些犯难了。好在北影厂艺术顾问、老艺术家谢铁骊还有著名摄影师聂品极力支持张铮的主张,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得知此事后,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老艺术家们的态度终于打消了厂领导的顾虑。”(3)在这里,我们不仅要佩服新老艺术家们的卓见和勇气,更感叹“真情”诞生的艰难。而充当这破冰之旅的排头兵却是人世间最普通最珍贵的一种情怀——亲情。作为一种最朴素的真情,“亲情”成了电影《小花》中有别于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作品流于阶级对立和革命激情的模式化叙述的一种叙述元素。同时,“亲情”在这部作品里不仅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更是推动故事情节逐步发展的“激素”。无疑,“亲情”在这里也成了电影撼动人心、打开人们压抑已久、渴盼已久的那份独属于人情、人性的金钥匙。大小赵小花与哥哥赵永生,三位饱经磨难的孩子、青年,一颗红心向着党的革命事业。然而,支撑他们为这种事业坚持奋斗到底的除了党的教育、自身的觉悟外,更不容忽视的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原始伦理情感——亲情。在这里,亲情显然没有被党性、阶级性所覆盖和吞没,反而成了影片中最为大幅的尺度。在影片中,小花在革命斗争中对哥哥赵永生的寻找不仅没有因为表现的“个人亲情”这样的“小感情”、“小事”而得到“文革”中极易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批判,反而获得了至为感人的力量和巨大的欢迎和肯定,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进步的印证。

总之,在“激情”、“矫情”、“亲情”(真情)的相互交织中,电影《小花》身上尽管还残存着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作品的一贯的“激情”叙述模式,但它对“亲情”的大胆融入和开掘无疑为一个历史转折期的文艺作品做出了有益地探索和尝试,此后《渴望》之类的作品一下子抓住了人们的渴盼视野显然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丁宇,王丽娜.济南时报[J].2008年10月17日.

[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7页.

[3]袁成亮.电影<小花>诞生记.党史博采•纪实版, 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华宏君,男,1985年生,山东枣庄人。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