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纵观当下文坛，鬼子正以一部部充满血性的小说树立起一座悲悯情怀的丰碑。鬼子小说最大的东西是对整个弱小人群的悲悯，对生命的悲悯。如何书写苦难是检验作家的一块灵石，鬼子在这方灵石的映射下熠熠发光。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能给读者心灵以重重的震撼，而震源则来自作家本人的悲悯情怀；其对众多偶然事件的凝注不断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他的小说在叙述层面密实粘稠，阅读时让人目不暇接很难释卷。

关键词：鬼子 苦难 细节 灵魂

纵观当下文坛，鬼子正以一部部充满血性的小说树立起一座悲悯情怀的丰碑。“你敢于跟流行的东西对抗，你敢于为天下先，这就是先锋的态度。甚至在很多人都不敢说心里话的时候你敢说就是一种先锋的态度。”[1]

利用当代消费社会流行事件，强化冷酷的苦难主题，更意图揭露现实矛盾，试图诊断当代生活，将一切思想隐藏在文字背后，不流露一丝思想深刻的印记，这是鬼子小说着力追求的一个重要主题方向。在鬼子的小说中始终张扬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这张力被苦难紧箍着，就像捏在手里的气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令人心悸的爆响。对社会苦难的强烈关注，对生命痛感表面节制实则更显沉重的表达，使他的小说表现了比小说更多的东西。读鬼子的小说，他笔下的那些扭曲的人物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久久挥之不去。苦难是鬼子小说的底色，在他的小说字典中，苦难可解释为命运的一连串打击。生的渴望、梦想的追求、幸福的憧憬，都被鬼子漂浮在苦难的海面上，并最终以吞噬的结局结束人的欲望，不给抱有幻想的人们一丝亮色。在苦难中摊开生命中滴血的东西，这是鬼子小说具备持续冲击力的本质所在。

文学没有理由夸张痛苦。“哭泣决非艺术。极度的悲哀写进文学时，应进行一次降格的处理。因为不顾形象的哭泣只会损害艺术。”[2]能否表现苦难和如何对待苦难，首先不是个技巧问题而是个能力问题，它关乎作家的心灵质量。鬼子善于掌握这个尺度。

鬼子自己也说过，他的小说最大的东西是对整个弱小人群的悲悯，对人的生命的悲悯。如何书写苦难是一块检验作家心灵的灵石，鬼子在这方灵石的映射下熠熠发光。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能给读者心灵以重重的震撼，而震源则来自作家本人的悲悯情怀。鬼子小说选择了人们在承受苦难时的心灵反应为契口，其写作“有着持续的主题，这就是关于苦难中的人们如何徒劳地挣扎，并且走向彻底绝望的境地” [3]。鬼子充分展示了弱势群体的苦难，如《被雨淋湿的河》农村、农民问题及打工族的生存问题、《苏通之死》中的文化人的生存环境问题、《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的下岗职工及其子女的生存环境问题。

如果只从苦难的角度来审视鬼子，那么我们就会忽略他作品的深刻性。诸多的苦难图景，全部来自我们生活的社会，而且就在我们几乎有意或无意淡忘的周遭。记得在《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一书中作家尤凤伟曾说，如果把某些人短时间的暴富与各种媒体追踪的瓦斯爆炸、塌方、拖欠与压榨工资等骇人事件结合起来思考，那么你就会更加清楚、完整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随着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深化，沿海发达地区或边远地区，已经出现了贫富差距较大的现象。在充满善意揭露与警觉提醒的前提下，鬼子小说描写的转型社会时期，作为尴尬存在的苦难，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鬼子眼中的苦难引人深思，新的剥削与压迫，不公平与不公正，反抗与暴力冲突等，围绕资本积累愈演愈烈。逃离土地的青年一代农民，在祖国沿海地区乱草般生存着，改变命运的成功者寥寥无几，更多的则是像晓雷一样作为一个被掠夺者和被损害者，同时也是一个非法之徒重回故里，艰难地在社会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被雨淋湿的河》中所表现的那种现实性，可以在当今中国的任何街头小报上读到。鬼子是从当代媒体直接挪用事实，还是依据个人的直接经验获取事实，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抓住了这种东西，他叙述了一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农民离乡——返乡的传奇。如果我们理解了苦难，苦难会使我们变得睿智和伟大。社会是渐进发展的，我们应当努力消除不和谐的因素，迈向更高文明层次的未来。鬼子关于穷人生存本相的追究，对社会公正、政治理性问题进行质询，显然自觉站在穷人立场上，“事实上，人民也不欢迎那种打着幌子的东西，因为那样的东西，与世人的世俗情感距离得异常遥远。”[4]巧妙连接偶然性的随机选择和必然的苦难归宿，关注人的灵魂和精神状态，是鬼子小说主题的另一个特点。

偶然性，本是人世间司空见惯的常态。通过鬼子的生花妙笔，偶然被连缀起来，一步步陷入宿命的深渊。人生命运由很多偶然性环节所支撑，如果抽去任何一个“偶然”，命运便轰然倒塌。《瓦城上空的麦田》如同魔鬼打开的潘多拉盒子，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偶然气味，它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经受一次检验、一次冲击。“在这篇小说中，哪怕有一个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他拿出一点常情，放松一点警觉，最后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但是，麻木之后是更大的麻木，是更广大的冷漠，是人与人之间壁垒森严的猜忌和疏离，这一切使小说的情节必然地走上了那条崎岖的绝路；子女们‘无辜地逼死了他们的父亲。”

“把命运偶然性注入了某种神秘因素的话，那么它因此而使小说的故事本身具有了另一种活力，这种近于‘宿命的情怀进一步拓展了更为高远的艺术空间，让人在阅读时产生更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鬼子是位很在意如何讲述故事的作家，他对众多偶然事件的凝注不断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他的小说在叙述层面密实粘稠，阅读时目不暇接很难释卷。在鬼子小说里，偶然性成为小说叙事发展的动机。是许多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了命运的走向而将人物逼到一个能动的环境里，以展示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生命本然的冲动。小说《谁开的门》就以娴熟的“剑走偏锋求险胜”的努力经营着偶然性描述。故事里的夫妻到底是谁开的门？可以说谁都不是那开门的人，也可以说谁都是那开门的人。罪犯敲门进来的时候，还不是一个罪犯，只是一个寻找女朋友下落的小伙子，是丈夫把敲门者当作了罪犯，然后把妻子给了敲门者，结果敲门者真的成了罪犯，随后的故事就一发不可收拾……记者、报纸、警察都成了这扇门的“共谋”……那个本来胆小如鼠的丈夫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最后成了真正的罪犯。

鬼子笔下的偶然，来自对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渲染。往往廖廖数笔，用最简单的几句交代，小说人物就呼之欲出。如《被雨淋湿的河》中“他说好，那你就说说，你为什么想偷我的车。我说我妈死了，我想偷你车把她拉到火葬场去。他嘴里的馒头一下就噎住了。”简直不是文字在流动，我们分明感到的是冰块在血管里奔突。记述人生中各种各样秘密的、稍纵即逝的景象、表情、言谈和心动，有力地示现人物的灵魂，使鬼子的小说十分好看。

评论家李敬泽说：“鬼子不写自己的事，或者说，鬼子认为除了自己那点事儿之外，总还有一些更大的事可写。我们现在有很多轻逸的、机智的作家，但很少有人如鬼子这样像一辆坦克车——我想鬼子的真正理想是像一座莽莽苍苍的山。”[5]

注释：

[1]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第191页。

[2]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3]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4]鬼子：《艰难的行走》，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5]李敬泽，《纸现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杨海燕 沈阳音乐学院大连分院 11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