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寒夜》有着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它在三位家庭主要人物的平等对话中向读者深刻展示了一幅具有现代意味的家庭生活中生命欲求冲突的现实画卷。《寒夜》家庭悲剧的内涵丰富而复杂，直接原因是男权文化下角色错位、制约失衡，加之家长专制的干预导致家破人亡，悲剧的根源则在于他们强烈的生命欲求冲突。

关键词：《寒夜》 男权文化 家长专制 生命欲求

《寒夜》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它所包含的悲剧内涵丰富、复杂、深刻，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永久魅力，对研究现代家庭悲剧根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男权文化背景下角色错位、制约失衡

男强女弱的男权文化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要求男人要扮演“强者”、“硬汉”，庇护女人。作为男性，汪文宣的身份是儿子、丈夫、父亲。这些身份要求他成为家庭经济和精神的主导角色，汪文宣也以此来要求自己，希望在经济上让家人过得舒服，希望拥有男人的面子和价值，家人也以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标准来要求他。母亲要求他“夫为妻纲”，把妻子收拾得服服帖帖。妻子也希望能夫唱妇随，帮他办教育，但现实却让他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员，从事着公司最底层的工作，收入微薄，不能完全满足家庭的基本需要，除掉日常开支，儿子的学费便没着落；家里的一切杂事均由母亲操持；有病只能硬撑。经济上的困窘导致了精神上的自卑，也使他失去了面对家庭矛盾时强有力的话语。每当妻子与母亲争吵，他不是哀求，便是躲出去，别无他法。妻子逼他把母亲安顿到别处，母亲逼他休掉妻子，而作为丈夫与儿子的他则不可能有任何其他选择，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把他由本该是顶梁柱的成年男性退化成了一个无能无助的孩子，母亲训斥他，妻子可怜他，儿子漠视他。面对沉重的男权文化所赋予的性别使命，他的回答是“我不中用”。

作为女性，按传统观念来说曾树生应安于在家相夫教子，孝顺婆婆，低眉顺眼，尽为人妻、母、儿媳的本分，做一个合乎标准的配角。她也希望以丈夫为中心、围着丈夫转，帮他办教育，协助丈夫实现他的事业理想，承担起自己的性别角色，但丈夫一人不足以担起家庭经济的重担，于是她必须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去谋职以补贴家用。职业给了她比丈夫的收入还要高的薪水，这缓解了家庭的经济重负。她有能力与别人合伙做生意，担负家庭一半甚至一大半的开销，供儿子读书，凭借她的关系给全家找到一处安身立命的房子，给丈夫谋职，在社会上多有社交活动，事实上，她承担的是家庭里男性角色的功能。这种角色的错位带给她诸多的困境：为了养家，她不得不在男权社会里做“花瓶”。为了维持做“花瓶”的资本，她要跳舞、喝咖啡、烫头发，而这首先就招致了婆婆强烈的厌恶，指责她不守妇道；丈夫也以沉默来反抗；她要挣钱养家，便不能整天在家里悉心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于是儿子享受不到她的母爱，对她冷漠。男权社会下的新女性难以找准自己的定位，既要求你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又不得不挣钱养家。而婆婆既要求她做一个旧式的媳妇，俯首帖耳，又责备她不能多给家里交钱，这种相互矛盾、互相夹击的要求本身就是角色错位带给她的最直接的伤害。这种错位角色令她痛苦、迷茫、无助，最终成为她弃家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家长专制下婆媳、夫妻关系日益破裂

在旧中国，婚姻爱情与家庭权威专制密不可分。《寒夜》中汪、曾之间的爱情悲剧与家长权威专制下的干预有着直接关系。汪母的家长权威专制有着独特的内涵。首先应该认识到她是个寡妇，在旧制度下寡妇的地位极其低下，必须遵循为夫守寡、不得改嫁等特定伦理道德，失节、改嫁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种情况下，守节的寡妇就难免遭受情欲的煎熬，就像鲁迅说的：“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纪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待），中国历代的宦官，那么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生活不和，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有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的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此妒嫉。”在小说中汪母的家长权威专制便参杂了许多这样的情感，对家庭造成两种恶果。

一是汪母运用夫权家长制权威制约子辈，使儿子形成安于家庭又缺乏个性的懦弱人格，引发夫妻分离。在汪母眼里，丈夫死后她是丈夫“家长权威”的替身。儿子仍是“孩子”，“她总用一种像溺爱惯了的小孩的方式照顾他（文宣）”。在这种家长制温室里，汪文宣自然就形成了软弱怕事、怯懦多疑的“儿童化”的人格，汪文宣的忍让、苟安、缺乏个性以及懦弱无能使有个性、争强好胜的曾树生难以忍受，最终成为夫妻分离的导火线。

二是汪母对子女的爱情产生的妒嫉心与破坏力，引发婆媳之争。汪文宣是汪母唯一的儿子，丈夫死后儿子便是她唯一的依靠，她决不允许其他人一同分享他的儿子，当她见到儿媳与儿子亲热时，心中便感到无限的沉寂，暗暗走回自己的卧室，她多次骂儿媳只顾自己痛快，而让她一个老太婆吃尽苦头。他以死来要挟逼迫儿子休掉儿媳以求得对儿子的独享，这便引发婆媳之间无休止的争吵。

三、悲剧根源：强烈的生命欲求冲突

在《寒夜》中汪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长辈，从前也读过书，但是她恪守旧道德，用树生的话说：“她是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恪守旧道德的目的在于能拥有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生活。而树生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有新思维，有主见有作为，寻求幸福，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婆媳争吵的结果是汪母吵架后向儿子诉苦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树生）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到她！”树生则在给文宣的信中说到：“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是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且你母亲只要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和幸福，我们必须分开。” 文宣夹在母亲和妻子这“敌对”双方的中间，两面哀号，左右为难，却无法愈合两人的创伤。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在男权社会下角色错位导致文宣失去话语权，而婆媳的矛盾是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但实质上这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生命欲求的冲突，是汪母权威舒适的生命欲求与树生幸福自由的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婆媳争吵是一场“生命欲求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最本质的生命欲求冲突。

汪文宣与曾树生夫妻分离也在于生命欲求的冲突。战前物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曾树生更重视自我精神理想的追求，战时她逐渐进入中年，物质环境恶化，因而不得不忍痛放弃纯属精神理想的东西，转而竭力抓住“青春最后的时刻”，抓住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抓住光和热，因为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过去把她和汪文宣连接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以及文宣的活力，可到了战时的重庆，文宣也被迫放弃了理想的追求，且又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个性追求，懦弱敷衍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现实关系中的夫妻关系逐渐剥落为单纯的付出与索取的关系。夫妻间不再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曾树生对汪文宣有的只是怜悯和厌恶。牺牲自己的幸福留在丈夫身边只会互相折磨、损害，而与陈主任同去兰州则更符合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的原始生命欲求。

值得一提的是《寒夜》的家庭悲剧设置与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相比，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探讨知识分子婚恋悲剧的短篇小说，其主要人物的设置也惊人的相似，但《寒夜》中男权文化的摄入更具文化底蕴，婆媳关系的加入更具复杂性和现实感，新女性的出现及出走更具时代意味。《寒夜》有着更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他的悲剧内涵也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在三位家庭主要人物的平等对话中向读者深刻展示了一幅具有现代意味的家庭生活中生命欲求冲突的现实画卷，可以说它在现代千万个家庭悲剧中仍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经典缩影，它具有着中国式家庭悲剧的独特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巴金.关于寒夜(巴金研究资料上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2]凌宇.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研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3]阎浩岗.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重读《寒夜》[J].河北大学学报，2006，(5).

（李敏魁 郑州航院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45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