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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120年的解读

2009-06-03

国学 2009年4期
关键词:昆明湖水师李鸿章

北洋水师,用100多年时间才能读懂

在甲午战争的悲怆史中,历来有一句声讨“直把昆明换渤海”,就是针对慈禧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而言的——北洋水师1887年在昆明湖练兵的说法,流传了100多年。今天所有到过颐和园的人都会觉得,用这么小的水域练海军,不打败仗才怪呢。

事实上,中国海军从1866年由沈葆祯在福州创立“马尾船政学堂”开始,到1890年创办最后一所海军学院“江南水师学堂”,总共创办过6所传播现代海防科学的军事学院。为了与这6所海军学院相配合,李鸿章还开办中国第一所军医学院“天津总医院西医学堂”,专门培养海军医学人才,毕业后分配到北洋各舰、各营作军医。一直饱受诟病的“昆明湖水师学堂”,只是各“水师学堂”中规模不大的一所。

中国早期各水师学堂中名人济济,即便是后来没有在海军服役者。第一所海军学院马尾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留英学生严复、留美学童詹天佑,最后一所海军学院最后一批学生中有鲁迅及其胞弟周作人。

北洋水师不是昆明湖里练出来的

醇亲王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1887年是16岁的光绪皇帝开始主政的第一年,这年奕譞到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巡阅之后,发现李鸿章的这份事业已然初具规模,然而控制和培养海军的全是汉人,同时海军招收的也全部是汉人子弟,于是清廷的忧虑远大于喜悦,开始考虑创建一支完全由满族人操控的海军势力。

于是,他向慈禧提议建立昆明湖水师学堂,只招八旗弟子,并恢复每年一度的昆明湖水操。

昆明湖水操其实是有传统的。从乾隆时期,昆明湖就是演练水师的水域。奕譞,或者说慈禧在这里练他们的皇家水师,不过是借用了这一传统而已。

在中国东南沿海福州已经建成了马尾船政学堂、渤海湾里已开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多年之后,昆明湖水师学堂才开始兴建。慈禧太后把日本国送给她的一艘轮船,转送给水师学堂作为教学训练用船,这艘靠蒸汽机来运行的轮船被慈禧命名为“ 永和”号。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日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她不愿意看到的事件。

于是,1887年1月清廷皇家海军学校“水师内学堂”正式成立,因其坐落在皇家禁苑昆明湖附近,同时又在昆明湖中训练“永和”号的操作,所以被称为“昆明湖水师学堂”。正是这一称谓,将昆明湖与甲午战争的失败连在了一起,掩没了中国现代海军史启蒙时期先后开办的其他6所更为重要的海军学院。

北洋水师真是“亚洲第一”吗

几乎所有指向清廷无能的笔伐,一致认为朝廷腐败、官员内斗、水师资金挪作他用导致“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败给了日本海军。

既然中日两国之间、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在1894年甲午海战之前从未有过大规模现代化海战,那么,北洋水师的“亚洲第一”是如何得来的呢?既然是第一,为什么又会在1895年输得船甲漂满渤海湾?

早在1888年时,北洋水师从舰艇装备到官兵素质在亚洲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到了1891年,中日第一次现代海军史上的互访中,两国都吃惊地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亚洲第一”了。“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1888年的亚洲第一,输给了1891年的亚洲第一。”

俄罗斯沙皇太子1891年访日期间的一次意外事件,把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互展露在对方面前。

皇太子尼古拉1891年5月11日访问日本大津城时,人力车上的尼古拉突然头部被刀猛砍。凶手津田三藏的身份,居然是负责警卫尼古拉安全的警卫。这位极端仇俄分子认为沙皇太子此次出访是来探日本虚实,为侵日做准备。他的这种思想正是日本政府最担心的——尼古拉了解这种民情,对于日本很不利。

为了找到一个强大的同盟,日本政府想到了中国——中国在1881年时,北洋海军已有了定远、镇远这样两艘世界一等的铁甲舰,1887年又从英德两国接回了四艘巡洋舰。到了1888年,北洋水师世界第六位的装备,在亚洲地区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名。这支强大海军的出现,使日本把自己长期以来的假想敌俄国换成了中国,同时,中国也成为他们所要紧密联系的同盟。

于是,日本发出了海军互访的邀请,这应该是中日现代海军史上的首次互访。

然而,当中国海军编队到达日本后,日本从政府到海军都失望了,仍然维持1888年“亚洲第一”装备的北洋水师,分明已远远落后于他们。此时,真正的“亚洲第一”海军属于日本。

降书到底是不是丁汝昌签署的

关于北洋水师在弹尽粮绝之时与日本签署的降书,多年来的定论是,在丁汝昌1895年2月11日,用酒服下鸦片一夜

苦熬之后,早上7点才气绝。部下牛昶盗用了丁汝昌的提督印,以丁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导致日军长驱直入威海港,北洋海军就此瓦解。

事实上,山东巡府李秉衡是李鸿章的政敌,他在整个海战中只给水师派了些民工和5把枪。在保守派以及李鸿章政敌们的眼中,北洋水师毁灭了,就是李鸿章完了,在他们看来,北洋水师的覆灭只能记到李鸿章的账上,与整个国家命运无关。

而日军占领刘公岛后战利物资总清单,炮弹只剩下几枚。就是这种情况下3万日军合围了岛上的2000多官兵。官兵中不是没有投降的意向,丁汝昌还在指望朝廷能派援军到来,他答应水师:正月十八日,我给你们一个交待。他很清楚,这是岛上生存的极限。

丁汝昌曾经问过他身边的舰队司令部成员陈恩焘,在西方,战争至此有什么国际公约。北洋海军“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在一部回忆录中有这一特殊时期的记录,刘公岛外援断绝的最后日子里,陈恩焘受命丁汝昌,起草了英文降书:“十八日(即1895年2月12日)丁统领命候补直隶州借补游击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英文情愿输服之书,并请释海军士卒,命‘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乘‘镇北蚊船悬白旗献于倭舰统领陆奥。先是海军仅剩‘镇、‘平、‘济及‘康济、‘广丙五艘并蚊船六艘,盖以军伙已罄,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意遂决,命陈书而献之。”

降约的确是丁汝昌签署的,此时,丁提督已决定殉国。这一说法在美国人马吉芬的回忆中也有记载。无粮无枪无援被抛弃的情况下,即便他不签署,他死后,洪水也会滔天。以一人名誉换回数千人生命,降约签署之后,丁汝昌吞了鸦片。此时他早已是一介草民,所有职务在战争中被一一革除。直到1910年,在载洵、萨镇冰等人的努力下,清廷恢复了丁汝昌的名誉。1912年已是民国,他的灵柩才得以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因“盗用丁提督名义投降日军”而受到误解的牛昶,在甲午战争结束一年后抑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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