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

2006年以来，有署名“范兰钦”者，在网络博客和台湾纸质媒体多次发文，谈到“台湾只是中国叛离的一省”，带着某种愤恨，调侃自己是“高级外省人”，蔑称台湾人为“台巴子”……几年来，这些情绪化的言论处于“自说自话”最多是小圈子唱和的边缘状况。2009年2月下旬，范兰钦又在《联合报》撰文反思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认为当年蒋介石、陈仪对该事件的处理“极对”，但是后来“二二八”的真相被掩盖，成了“倭寇皇民复辟求独的根基”。这些文字大胆挑战连很多国民党精英都不敢公开反对的台独史观，深深触痛了台独政客的敏感神经。2009年3月中旬，民进党“立委”管碧玲揭发台“新闻局”驻多伦多经文处新闻组长郭冠英就是范兰钦，大肆渲染逐渐沉寂的省籍问题，在台湾内部掀起一场夹杂着省籍矛盾、统独争议、公务员职责与言论自由问题的大风波。郭冠英最终承认自己是以“范兰钦”为笔名的共笔文章的主要作者，不仅遭到马英九公开训责，更被“新闻局”毫不留情地迅速免职。

“范兰钦事件”看似和岛内历次争议话题一样，被政客、媒体热炒几周后，新闻边际效应递减，就逐渐落幕。不过，这一事件即便平息，其背后的统独、省籍问题就能定纷止争吗？适逢当前两岸关系面临重要转型，有必要探究这一事件所反映的台湾多层次政治思潮与社会心态，进而思考两岸关系的新道路。

失衡的统独话语：范兰钦的潜伏与反弹

显然，范兰钦的这些言论，无论如何都不是当前台湾社会的主流话语，而是台湾统独话语长期失衡下统派人士的情绪反弹。统一言论不见容于现实台湾主流社会，不得不长期潜伏。不过范兰钦不甘沉默，于是通过网络发泄，偶有杂文见诸媒体，其中部分言词的偏激路数类似于过去民进党挑起省籍矛盾的文宣。如果说，过去台独势力热衷于渲染台湾本省人受打压的“旧悲情”，现在则大有统派“新悲情”的意味。

“范兰钦”所处的社会土壤与生存状况，其实是20年来台湾内部统独论述地位起伏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与台湾政党竞争的演进，国民党的“大中国观”与威权统治体制一起消解。1990年“双十节”，李登辉发表祝词时还信誓旦旦地说：“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将统一。”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话会出自台湾政治人物之口，更没有人会想到竟出自李登辉之口。不过，在当时“解严”不久的台湾，这样的话语，不仅是政治宣传，也是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但是此后几年，巩固了权力的李登辉逐渐暴露出狭隘的本土观，将“中国”概念改造成台湾的政治对立面，迫使“中国统一”由主流政治话语沉沦为边缘声音，在公开场合最多只肯承认“一个中国”指历史、文化上的中国。

1996年是统独话语争论的分水岭。当年首次由台湾选民直选“总统”以后，李登辉挟持民意，片面强调台湾的“主体性”，将本土意识政治化为分裂意识。此后经过蔡英文（时为政治大学教授、现任民进党主席）等学者的论证，李登辉于1999年7月隆重推出“两国论”。“两国论”不仅是李登辉“处理两岸关系必须坚持与最基本的立场”（李会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语），也是其推行台湾“主体性”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陈水扁就职以后经历短期妥协，到2002年终于按捺不住，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与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民进党执政八年下台湾的政治宣传与文化教育同样受到“一边一国论”的严重影响，不仅李登辉时期的“主体性”话语继续得到强调，而且“去中国化”现象频频出现，影响了台湾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两岸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台湾人看来，“台湾”与“中国”不再有政治归属关系，“统一”作为两岸政治前途的观念，更被当作某种“政治不正确”。

这种台独话语霸权虽然迫使很多民众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驯服，形成了传播学所说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现象，但是总会引起有中华民族情怀、特别是具有中国心的知识分子的反弹。笔者近年来从访问调研中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台湾知识分子认识到台湾无法真的“去中国化”；如果要讲“主体性”，那应该是对过去忽略台湾自我意识和本土意识的纠偏，但是这种纠偏不应“太超过”，更不应走向“去中国化”。毕竟，台湾如果失去大陆，在经济上岂能独存？在文化与政治上又能找到什么前途？

这种对台湾前途、两岸关系的理性反思，在台独论述张狂的年代里潜伏与流动着，无疑是十分珍贵的。范兰钦及其文章是这条潜伏河流中一朵激进的浪花，出现在民进党“去中国化”最甚的2006年，算是一种不平之鸣吧。可惜的是，范的言论带着愤恨窜到省籍问题的歧路上去了，被台独政客抓到把柄奋力炒作。2008年5月以后，马英九执政团队和国民党尽管在两岸关系上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回避与披着本土外衣的台独思潮正面辩论，岛内统独话语失衡的局面并未有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初范兰钦直指台湾最为敏感的“二二八事件”性质争论，无异于逆流而上，直击台独论述的根底。处于政治萧条期的台独政客正发愁缺乏对抗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政治弹药，百无聊赖之中惊喜地发现“范兰钦”正是送上门来的最佳攻击武器！

不过，管碧玲之辈对此事件过度操作和滥情发挥，不免引起台湾主流民意的反感。而近年来台独霸道言行对台湾社会的撕裂以及对两岸关系的伤害，也令多数民众无法再忍受。投机的政客们眼看势头不对，除了靠骚扰马英九当局挣取媒体曝光率外，也不敢过分折腾。台独言行肆虐十余年后，终于到了强弩之末，但是统一话语的地位并非就能自动提升。现在，重建被民进党政客割裂的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的关系渊源，乃是拉近两岸人民关系的首要文化工程，舍此则统一话语缺乏基本的文化养分。就在笔者写就初稿后，2009年清明节前夕，马英九亲赴台北圆山“忠烈祠”主持“中枢遥祭黄帝陵典礼”，成为两岸分离60年来台湾第一个亲自主持遥祭黄帝陵的最高领导人。相信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期望这样的举动能唤醒台湾民众心底的中华民族认同，清除台独分裂思潮的遗毒。另一方面，胡锦涛总书记近年来多次指出，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本土意识不等于分裂意识——这些来自海峡此岸的温暖话语，带着理解和体谅，在海峡彼岸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正面反应，有助于台湾民众破解“主体性”迷思。这些都是这波风潮能够在3月底逐渐平息的大背景。

省籍矛盾：现实问题或者政治操作？

统独争论是“范兰钦事件”的重要内涵，不过省籍矛盾却是民进党政客赖以炒作“范兰钦事件”的资源和工具。民进党政客或者在镜头前装腔作势地表演“本省人的悲情”，声讨“高级外省人”，或者站到台上煞有介事地痛批“外省权贵”，锋芒直指马英九本人及执政团队……这些言行翻炒日益沉寂的省籍矛盾，似乎为民进党的政治炒锅添加了不少煤炭。

于是就有一个重要问题：今天的台湾社会，还有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矛盾”吗？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台湾的省籍矛盾源于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外省籍精英对“中央”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以及国民党“白色恐怖”和长期戒严引发的台湾民众的心理阴影。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党党员组成和政治精英逐渐本土化，加上工业化以来的代际变迁，省籍矛盾难免有淡化的趋势。2006年底美国北卡罗莱纳戴维森学院任雪丽（Shelley Rigger）教授出版专著《台湾理性主义的兴起》(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 Nationalism')对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台湾四个世代的“民族主义”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她发现1954～1968年出生的第三代台湾人以及1968年以后出生的第四代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包括省籍意识）不仅比1930～1950年代出生的前两代人淡薄，而且自我意识更加多元，她还注意到两岸原本发展取向有差异的民族意识正随着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发生交融。无独有偶，2007年台湾作家杨渡（现为台“国家文化总会秘书长”）为马英九文集《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精神》作序指出，从古到今先后赴台的七波移民潮的发展趋势就是融合，为此台湾人应有宽容的“新本土观”，不应再沉湎于族群切割与省籍区隔。而笔者2008年初在台北县国民党基层党部和民进党基层党部的调研中也发现，40岁以下选民的政党认同和省籍认同程度都较弱，他们更重视候选人的政治形象与品格。今年4月初，台湾联合报系民意调查中心公布民调统计结果，发现从父代通婚情形来看，每100位受访者就有14人成长于跨族群通婚家庭，其中“外省爸、本省（闽南裔）妈”的配对模式超过一半，比“闽南裔—客家裔”通婚者多了一倍，由此不同族群不断包容、交融，省籍隔阂逐渐淡化。

这些研究与调查都证明省籍问题随着世代更迭、内部交流正在不断消解。但是问题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进党为了与国民党竞争，竭力搅起省籍矛盾，刻意塑造政党认同与选民省籍身份的关联。由省籍问题衍生出各种“台湾本土对抗中国统派”的政治切割术至今犹存，强化岛内民众的蓝绿分野意识，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对抗。对此，马英九、宋楚瑜等外省籍精英一度只能以“新台湾人”口号为护身符，竭力躲避省籍身份问题。不过，由于民进党执政期间省籍/族群切割有力，实际治台无能，越来越多的选民不再注重重要公职候选人的省籍身份。马英九在2008年3月高票当选，说明省籍矛盾终于回归世代更迭后的真实面，不再是选举主轴和严重的现实问题。那么这次民进党政客对范兰钦省籍概念的揭批，是否还能争取本省人的支持呢？根据3月22日～23日《中时电子报》的民调统计，64%的投票者认为这是“绿营炒作，挑拨省籍话题”，并没有所谓“外省权贵”纵容郭冠英的问题。可见，绿营政客的政治操作过了头，最终损害了自己。那种民粹式的省籍区隔与对抗式动员，经历了陈水扁十几年的透支运作，已经失效了。无疑，这是台湾民主逐渐成熟的重要表现。

但是马英九在这波风潮中也不无损伤。一年多以前台当局“教育部主秘”庄国荣不顾公职身份公开辱骂马英九父亲和蒋经国，刺痛台湾社会的省籍伤疤，不过得到了马英九的宽容与说情，而郭冠英以化名范兰钦发表省籍歧视言论却得到马英九的训责和免职。马英九这种厚彼（绿）薄此（蓝）的态度，泛蓝民众冷暖自知，于是在3月底台北市大安区“立委”补选中，部分选民就以不投票的方式教训马当局和国民党。不少观察家从中发现，马英九和大部分国民党精英内心深处对省籍矛盾还是有很大的忌惮，面对民进党主导的话语霸权又比较畏缩。这表明虽然省籍矛盾不再是台面上的政治─社会问题，却沉淀为特殊的政治心态，对政治行为形成潜在的影响。在这个影响过程中，国民党的本土化趋势有增无减，不仅表现在人事上，还表现在政策上和政治心理上。

选举政治与台湾前途：范兰钦的迷惘与出路

统独、省籍，一再被夹杂在形形色色的议题中过度炒作，恐怕是十几年来台湾民众最无奈的事。“范兰钦事件”不过是这条无奈河流中的一小朵浪花，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个事件背后的政治操作。一个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保持均衡增长的社会，一个传统文化深厚、民风淳朴的社会，怎么会动辄抽风式地陷入政治炒作之中？这个问题涉及对台湾选举政治体制的反思。

历史地看待近20年来台湾的政治发展，可以发现台湾的民主化原本有具体的问题导向，就是要扩大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解决旧有政治体制弊端以及国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问题。不过，这个过程伴随着复杂的权力争夺与政党分合，并且笼罩着“第三波”民主化的光环，其结果超出了具体的问题解决层面。一方面，台湾地区建立起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实施全面的、直接的民主选举，基层民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司法正义大大增强。似乎实现了西方哲人“人民主权”的崇高理想和台湾人“出头天”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台湾的民主演变成高度对抗性的全面选举竞争，每逢选举社会就遭到严重撕裂，政党严重缺乏互信，贪污腐败披着政治信仰外衣大行其道，台独话语霸权将言论自由逼到了“墙角”。可以说，选举所制造的问题往往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并且选民除了定期例行投票外并无实际参与政府决策的方式——这可以算是哈佛法学院拉妮· 吉尼尔（Lani Guinier）教授所说的“选举至上论”（Electocracy）的最佳案例（"Beyond Electocracy: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 as Powerful Stranger", in Modern Law Review, Vol. 71, No.1, Jan., 2008）。

这就是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体两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都难免产生对台湾政治发展的误读，但总的来说，单纯的选举制度无法解决台湾面临的前途困惑。在选举至上体制下，原本困惑于台湾前途的普通民众，只怕会更加迷惘。毕竟，选票体现的是不同个体的偏好次序，无法加总为群体偏好次序，无法形成某种社会共识——这种“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同样反映在关于台湾前途的争议上。而社会共识，恰好是当前台湾社会保持持续稳定发展最为缺乏的。身为中华文化一分子的台湾社会，身处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大时代，最需要的是对两岸关系前途有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共识，并表现为推进两岸共同发展的政治选择，而不是“脱钩”去思考所谓的台湾的“主体性”。那种认为“公民投票”可以决定台湾前途的说法无疑还是没有摆脱选举至上论。不仅没有哪个台湾政治人物敢真正推动“公投”来决定统一或者独立，而且即便真的“公投”断然决定要统或者要独，也只是某种形式而已，所造成的内外动荡恐怕会更大，从长远来看统独的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以一人一票制为核心的选举民主无法解决台湾社会缺乏共识的问题，无法为台湾的政治前途争议解套。这是不管“范兰钦”（泛蓝情），还是“范律钦”（泛绿情）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范兰钦文章中发泄出来的情绪，不仅有对台独话语霸权的愤恨，其实也是对前途无奈和烦闷的曲折反映。

那么有没有新的出路呢？2008年下半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走向，正在启发我们进行新的思考。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超越空想的新道路与新挑战

多年来，台湾统派与独派对两岸关系的定位虽然南辕北辙，但是对两岸关系的思考方式却有相同之处——都停留在空想阶段，或者想象统一的美景，或者想象独立的幻影，但都没有切实的政治经济内涵来作支撑。在选举至上的社会，这些同样空洞的想象常常成为各种政治对立情绪的滥疡。

现在到了超越旧有统独争论与空想，通过交流与合作充分落实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共同完善政治体制的时候了。两岸关系新道路乃是建立政治互信、搁置政治争议，推进两岸绵密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与合作，形成共同的发展道路，改善符合两岸社会发展需求与特点的政治社会体制。这条道路要点在于通过经济文化交流促成两岸共同利益与共同认同，这从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看是有现实需求的，从前述任雪丽（Shelley Rigger）对“台湾民族主义”演变与两岸民族意识交融的实证研究来看，也是有一定经验基础的。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三通”的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两岸民间论坛与社会文化联系网络的发展等，都是这条新道路的具体步骤。反过来说，只有割裂两岸各种联系，证明台湾可以在经济、文化“去中国化”下稳定发展，独立才可能维系——但这明显背离了现实，无疑是一条死路。

这就是今后两岸关系新道路的政治经济内涵。这条以“和平发展”为名的新道路，意味着自“乙未割台”（1895年）以来一百多年间，两岸第一次有了共同正常发展的重大机遇。这是走向和平统一的必要阶段和必经之路。

新的历史性实践必将引发新的理论思考。17～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冲突，为启蒙思想家及后继学者提供了构建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民族─国家（nation-state）等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量素材。而18～20世纪末美国联邦体制和欧盟超主权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引发了学者们对现代国家理论的修正与完善。反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实际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理论的解释能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丰富政治经济内涵，“中华民国”政权定位问题与未来中国国家结构形态，以及两岸共同发展与共同体认同问题，正在对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提出推进现代国家理论创新的挑战。

犹记一个初夏的深夜，笔者在台北市街头某家小吃店与多位台湾学者及评论家聚会，酒过三巡，有位前辈教授慨叹两岸统一道路之曲折，不知身处台湾的中华知识分子何时方能超越统独争论，摆脱挥之不去的命运悲情。那条街巷的曲折与寂寥，那些不知寄希望于何方的迷惘与无奈，至今常常在我脑海里盘旋。也许现在“范兰钦”们也有这样的复杂心态。幸运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大幕正徐徐拉开，但愿这个新方向能够为过去的迷惘和无奈，提供理想的答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