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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春樵的《男人立正》讲述了一个传统道德约束下的男人如何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自己诚信世界的故事。陈道生的所谓道德乃是高出于普世标准的一种自觉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一生没有道德上的过失，他为之弥补的是因为社会癞疮而不幸患上的病症。用了八年的时间，他满足了世俗道德对于普通人的一切要求，也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立于道德表率的位置上。

关键字：陈道生 诚信 道德 人道主义 传统与高标

一、诚信与道德

我们的小说以一个城市生命的透支作为开始，又以一个人的生命的透支作为结束。发生故事的城市与遭遇命运的人一样充满了机遇与不幸，陈道生是不幸的，妻离子散，人财两空。按照法律，他原本是不需要偿还这笔钱的，但他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境况下选择了服从道德的支配，服从自己内心对于重获名誉的渴求。陈道生在将还钱当作自己的生存意义之前，曾经自杀过，欠了钱后，他反而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这样一个信念支撑着他度过了整整八年的艰辛岁月，在这八年里，陈道生做过各种活计：卖糖葫芦、当男护士、送货、背尸体、养猪……最累、最苦、最受人歧视的事轮流做，在这八年里，他唯一的愿望是：“能够在还完钱后，请大家好好地吃一顿饭。”许春樵的小说《男人立正》往直里看，是一个关于诚信的故事，作者忧心社会伦理道德尤其是诚信的缺失。

所谓诚信，是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时，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的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反过来说，倘若一个人在交往过程中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无欺的环境中，诚信环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对诚信所持的态度。

事实上，很大程度上诚信的产生是因为偏见——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道德，或者可以扩大了说，道德的产生是由于偏见。相比较于法律，道德的评判往往更加严苛。一个人若违背法律，只会被判处相对期限的刑罚，既而得到释放，而一个人若失信一次，则毫无疑问会背负着终身的坏名誉。因为道德的基础就是对于无瑕疵的崇尚。所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要求相比做一个守法的公民要难上许多。陈道生一生没有道德上的过失，他为之弥补的是因为社会癞疮而不幸患上的病症，体在其表，伤之逾深。但是他所做的是还不诚信的社会整体以诚信的个人表现，孔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表现出一种基于现实的考量，陈道生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追究，他的回答也没有更深层次上的内涵，只是用了最直接的行动表明了对其的忽视。用了八年的时间，他满足了世俗道德对于普通人的一切要求，也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立于道德表率的位置之上。在这个因为遭受社会不公而充满了报复性行为的现代性人群中，高于诚信的善良成为最珍贵的美德。

在道德表率和世俗道德之间的矛盾关系上——道德表率是如何成为表率的，陈道生可能并非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表率，因为作家将他的全部生活摆在读者面前，并予过程和结局以相应的提示：陈道生是为了家人才陷入困境，且是为了自己而还钱。他内心经历了一番挣扎，这个过程可以称为“自我归罪”，陈道生内心关于道德与自利心的冲突是通过是否死亡表现出来的，一旦他战胜了死亡，也就意味着道德战胜了自利，这种归罪——赎罪的意识便成为他全部生活的重心，他活下去的意义之所在，他必须活下来，去偿还自己的债。真正的好小说，即使不需要特定的时代背景也能够显现人类心灵永恒的深度和广度。许多宗教都认为，人生必须要以肉体赎罪的方式来换取一定的精神满足感的，这似乎是最低等的道德自律意识在人行为中的反映。在巨大的无限面前，恐惧焦虑的人们总是需要他人和自己保持一致，这就是归顺于这一精神的人们热衷于传教的动因。但人往往也是以此为起始，走向灵魂深处更高的圣殿。陈道生的经历，有着某些道德自律者们在修习上的共通，从一开始的只知道把还债当作一种责任，当作挽回自尊的唯一途径，到在苦难中找寻自尊，再到因为重获自尊而知道如何使自己更好地活着，这时候，还债依然是他最大的心愿，但已经无法代替活下去的意义，从而人格逐渐完善，既而有了生命哲学上的至高含意。

二、道德的普世与高标

《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有一次赎了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回来后拒绝了国家赔偿给他的赎金。孔子说：“端木赐（子贡的名字），你这样做就不对了。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回国家抵偿你的赎金，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你不拿国家抵偿的赎金，就破坏了鲁国的那条代偿赎金的好法律。”子贡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因为，他把原本平淡无奇、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超拔到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既然“道德”标准如此之高，那么本来符合道德的代偿赎金后的收回赎金，现在就变成“不道德”的了。这样一种道德高标，是不应该在现实中进行提倡的，因为它不具备普世的意义与价值。陈道生的行为，是否是一种道德高标呢？他遭灾、借钱、还债的一系列过程其实是普通人生活的变奏，并非有着多么高尚的认识和目的。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他所体现出的血性和坚忍，使他以个人凌驾于群体之上，因为，按照法律，陈道生事实上没有必要还清这笔钱。但是他个人愿意站出来，用自我的牺牲来成就道德的自律，我们能够在陈道生身上看到一种可以作为社会推动力的主流价值，但是这种价值由于缺乏社会回应而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的僵局。苦难的艰辛不只是因为生活上的贫穷，更多是因为生活在周遭的孤独感。人们正在在看似进步的现代生活中变得毫无灵性，变得十足市侩和实利化，人们逐渐丧失了神性的一面，甚而不能够对自身有所敬畏，这就导致集体的堕落。陈道生以一己之力，并非妄图做如何高尚的人物，但是无形中却反衬出了整个环境的浮躁与沉沦。在整个时代都呼吁解构的社会中，经典的人文形象已经很难打动一般的读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自己眼中的陈道生，或者说一个符合当代社会人逻辑的陈道生。于是在剧本的创作与改编中，将原著中最为打动人心的篇章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剧作者弄混了原著中赎罪与感恩的矛盾：以为付出是为了赎罪，而非为了感恩。现代社会的个体们，需要的不是悲悯与宽容，而是能够脱口而出的同情与愤慨。陈道生身上缺乏一种对于时代的共适性——或者可以说整个189号大院里的人因为都是在时代中被淘汰掉了的人，故而反倒表现出了一种不融于时代的特性。宗法制社会里成为基点的道德律例，在这里被重新置为摩顶，然而却又不同于旧时的愚昧与束缚，反倒是一种自省式的道德拜偈。

俄罗斯文学中对于自我精神的拯救和人性的升华，依靠的是内省式的对灵魂的不断鞭挞，秉持着东正教强调救赎是人的神化而非宣扬原罪和赎罪思想，因为基督已经替人类赎罪，因而人的行为中有着神性的一面，这就把世俗行为的意义经典化了。故而世俗道德的重要性关乎整个社会的福祉。在俄罗斯经典文学中，可以发现东正教更多是一种希腊化的基督教——人的灵魂必须与神性同在，自然规范了道德的崇高性，然而与中国树立的道德高标相比较，俄罗斯文学或者说东正教里的道德崇高性是与世俗性不冲突的，东正教承认人性黑暗的一面，但不否认人走向光明的可能性，因而具有极强的劝导作用，而非一开始即设立道德高标以作为要求范式。许春樵坦言他少时即受俄罗斯文学润泽，从而带出《男人立正》中陈道生强烈的宗教救赎行为的本源所在。

在传统中国，法律往往是要让位于道德的。或者可以说，单单陈道生的名字就已经决定了其基本价值判断的标准，而央视的同名电视剧中，这个取自《道德经》的名字被导演抛弃，改名为“陈立正”，于是顿失其味，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但我们不去追究，而仍从《道德经》中找寻文本中其内涵之所在。毫无疑问，小说的母题之一是要在当代社会中坚守一种道德的姿态。然道生而何可为德？“天道”乃是反映天的意志，“人道”则主要是德，反映人的意志，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人道主义与传统道德的契合点。老聃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乃是顺乎自然，顺乎本性之德，这其实与东正教里关于人性神性的描述相通，陈道生意识里并没有这样崇高的本愿，但是他能够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是对于人性的多重阐释：它可以是卑微的，可以是世俗的，可以高尚，也可以纯粹。真实的人性就是对于本真的追求，不能违背自我意志，也不会屈从于环境的变迁，是执着唯一的。他可以含辛茹苦坚守着自我所肯定的道德的路程，

陈道生所坚持的道德，是普世的，却也是孤标的。人微言轻，并不代表做不出来高尚的行为，然而高尚过后，他面对的除却死亡，便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供停留。在这样卑微而慌乱的时代，缺乏牺牲精神的人往往更容易成为权富，居于上位，而诚实守信的市民阶层却囿于经济和人际被压制住。于是上层和下层标准出现分裂。如同作品所讲述的，一个纯粹的人除了贡献死亡，反而失却了与社会对话的义务与权力——八年后，在陈道生倒在他设宴酬友的饭桌上之后，刘思昌的五十万人民币姗姗来迟，这似乎隐喻着个人道德的伸张和回报必须在完成一次轮回的涅磐之后才能够获得。但这终究只是美好的愿景，唯有一个具备反思能力的社会，才能够完成道德自下而上的改良。

三、人道主义与传统道德

在常人眼里，最朴素的人道主义就是表达个人自由生活的意志，同情弱者，关爱他人，是个体与个体超越性的统一。冰心94岁时为自己的文集所题的一句话：“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迷漫，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陈道生毕生的经历，他的好品德，并非没有限度，但在一定条件上，早已达到了人道主义者的内心境界。

陈道生的一生，并非是以同情和关爱为主，事实上他自顾不暇。他的还债行为，强调的仍然是原始的个人对于私有财产神圣性的崇拜，然而，他也说，他最想还的不是钱，而是恩，这种报恩的意识，掺杂着古典道德的谦逊与知行，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但也正是这点，使他最大程度地脱离了庸俗的诚信范畴，进而接近人道主义的核心：具备永恒的人性之美。 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是不存在的，人无法达到完全的自我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人道主义史就是认识人与神关系的历史。人道主义本就是一种广义的道德。但是如果说道德奉行利他主义，人道主义则是关注人的主体地位，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如果为了自己以外的事物而存活，那么，他将冲破生命的开端。”

陈道生过了八年苦日子，但却丝毫没有丧失生活的热情，就连最初的自杀，也不代表他对于人生的拒绝，在他看来，那次自杀只是为了使自己重获邻居们的信任，从而回到一种假想均衡的状态——希冀以死亡来冲淡邻居们对金钱损失的心疼。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但是却也显示了他决然的心态——对于普通人束之高阁的诚信与道德，他将之奉若神明。《圣经》上说：“给予比接受更让人受益。”这句话，用之于负债之后的陈道生，或者用之于借钱时的街坊邻居，比处之相反位置的他们，倒显得更为受用。处于困境中的陈道生，扮演的接受者角色与还钱使转化的施予者角色相对比，后者显然比前者更能够得到生活的真知。在其中，他慢慢找回的不止是尊严，更多的是自我人生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自我存在的强烈认知，最明显表现在他和于文英的爱情上。由于生活的重担，陈道生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爱情存在的可能性，但是随着妻子钱家珍的离开，随着自己还钱进度的加快，随着自我人格的完善与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与思考，他开始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但由于对自我的认知、对爱情的感觉太过薄弱，他跟于文英犹如两只怕见光的老鼠一样对随之而来的舆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时间流逝，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使这段爱情终于开花结果。陈道生开始不介意周围人的眼光——作者这里并没有交待清楚原因，只说大众因时间而产生出了宽容，事实上，这分明是陈道生思想上最为重要的一次蜕变，自此之后，一个全新的陈道生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的人道主义情怀，油然而生。虽然只是暗流伴随着爱情的温床时隐时现，但这光芒是没有办法遮掩得了的。与于文英的结合，是陈道生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找寻到的一种最重要的东西，这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单纯名之为“爱情”，更多应该是他意识上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身体的衰弱也无法阻挡自我那欢欣前进的脚步，这也为最后宴席上的死亡奠定了基础。当陈道生在思想上彻底放开，并且获得了物质上最终的胜利之后，这紧绷的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因为一个富裕的陈道生将无法面对集体失信的所属阶层，而一个开放并且接近崇高的心灵注定不属于在商场打拼、谋略的陈道生，我们甚而可以将这个死亡看做陈道生对于自我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救赎。籍此，他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尽管小说在这里结尾有些不可思议，但我们可以为这个理想缺失的年代里理想主义的高昭而宽容地看待它。

最后，我们以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人道主义观点认为人应该生而快乐，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人就不是为了死亡而出生的。因为我们注定要死，所以我们活在地球上的任务就一定是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不可能是日常生活中无节制的享乐，也不可能是去设法追求物质财富并愉快地享受它们。它一定表现为完成某种永久和重要的使命，只有这样，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变成某种精神成长的经历，才能在死去时成为一个比出生时更好的人类……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更宽广的眼界，追求一种生命的新高度，在那里我们的物质生活不会像中世纪那样贫乏，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我们的精神生活不会像现代社会中那样受践踏。”

参考文献：

[1]许春樵.男人立正[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2]老子.道德经[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左其 合肥 安徽大学中文系 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