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云

散文之“道”

孙犁说，明清笔记大多不足观。这话对我有过误导，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除了《阅微草堂笔记》等寥寥几部，再不想多加涉及。现在看来。在读书作文这件事上。不管是谁的意见，只能拿来参考，决不可迷信。一旦迷信，最终受害的只能是自己。

最近受一位高人点拨，读了几部“默默无闻”的清代笔记，冯班的《钝吟杂录》、郝懿行的《晒书堂集》等，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钝吟杂录·家戒上》中说：“士人读书学吉，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这里的“论”，指的是“放言高论”。为什么“勿作论”呢?原因是：“古人远矣。目前之事犹有不审，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悬定其是非乎?”

我一下子想到今天的散文界，“放言高论”多矣。所谓“文化散文”，多数都以“放言高论”为主。至于作家的名字，这里就不说了，那是一支很长的队伍，而且这支队伍还有继续加长的趋势。他们的文章，也往往都在散文类杂志上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这样说，“放言高论”，已经成为当下散文界的“主旋律”。

据说，宋代文士是喜欢作“论”的，什么《汉高祖论》之类。还是据说。这种风气跟科举制度有关。不会“论”，就得不了高分，会影响升官发财，所以大伙儿都拼命地论来论去。那么，当下的“放言高论”之风又是从哪里刮起来的呢?为什么会刮起来呢?

我对当下散文的“放言高论”有点不以为然。早期还有兴趣看看，现在连看到标题都觉得碍眼。为什么呢?我觉得，冯班的一段话。完全可以替我作答。《钝吟杂录·读古浅说》中说：“余生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闾里，其间风气是非，少时所见与今日已迥然不同，况古人之事远者数千年，近者犹百年，一以今日所见定其是非，非愚则诬也。宋人作论多俗。只坐此病。”

“一以今日所见定其是非，非愚则诬也。”这句话说到要害上了。大概就是缘于此，冯班才把“切忌勿作论”作为“家戒”吧。管不了别人，管管自己的儿孙还不行么?我看行。

周作人在随笔《本色》中。对“放言高论”也深有感触。他说，“作论之弊素无人知。祸延文坛，至于今日”。这话是他在七十三年前说的，可听起来很像是针对当下散文创作的发言。想想，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如果说“至于今日”，“作论之弊”还是“素无人知”。我是不会相信的。肯定有人知道。但知道的人，要么不肯说，要么“人微言轻”，即便说出来，也会被别的声音淹没，而已。

关于真正的散文之“道”，前人早有论述。周作人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日简单。”这句话稍微有点别扭，“简单”明明是两个字。怎么偏说是“一字”?抛开此处的“别扭”。意思还是清楚的。郑振铎说：“好的作品，都是心里想什么，便写什么的。”照这句话去写，其实还是“简单”。郝懿行在《晒书堂集》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先是引用一个故事：一个僧人请“文潞公”为竹园命名，“公欣然许之”，苦思冥想了半年之后，才好不容易把名字起好，题为“竹轩”。在这个故事之后。郝懿行感叹道：“余谓当公思佳名未得。度其胸中亦不过绿筠潇碧等字，思量半载，方得真诠，千古文章事业同作是观。”这里所说的“真诠”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周作人所说的“简单”。当然，在这“简单”的背后，应该蕴含着平静和自在，也应该蕴含着通达和智慧。

郝懿行的话里。其实还点到了当下散文创作的另一种流弊，就是把简单的“竹轩”，用看起来颇有文采的“绿筠潇碧”之类的字眼去表达。

写散文写到“简单”的境界，并不容易。在我看来。当代作家中，只有晚年的孙犁、杨绛、汪曾祺等为数不多的人，才算是迈过了“绿筠潇碧”的篱笆，走进了“竹轩”。即便是提倡“简单”的周作人，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到。汪曾祺在一篇短文中，对周作人给废名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写的序言提出了批评，说“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别的文章那么自然”，比如“灌注潆涸”和“披拂抚弄”，都“着力太过”。我觉得汪曾祺的批评是很有见识的。“有意求好，反不能好，虽在周作人亦不能免”，何况我等才疏学浅之辈乎?

老年文章

我喜欢老年人写的文章。我不太相信有一种人，能够“提笔就老”。老。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对于某些人来说，老境也是化境。进入化境。才能写出好文章。

不能说所有的老年文章，都是好的。化境是以宁静为前提的。诸葛先生的话，“非宁静无以致远”，说对了。这个“远”，也可以理解为“高”。不宁静的人，即便活到老，也还是个“愤青”。“愤青”，骂娘是高手，写文童不行。

我说的“文章”，指的是散文随笔。小说是不是文章呢?当然也是。但小说不是老年人的专长。诗是青年人的文体。这话大概不错。小说，是中年人的文体。这话大概也不错。汪曾祺的随笔《散文应该是精品》中有这样的话：“说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有一定道理。老年人阅历较多，感慨深远。老年人读的书也比较多，文章有较高的文化气息……老年人文笔大都比较干净，不卖弄，少做作。”汪老的这番话，我是非常信服的。

“不卖弄，少做作”，是好文章的标志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读孙犁，读汪曾祺，读杨绛。我觉得他们写得好。不是全部，是他们的老年文章写得好。

孙犁的《亡人逸事》，让我爱不释手。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有《史记》的风骨，非常简洁。借用宋人对一首诗的评价，“墨光四射，无字处皆有字”。能做到这一点，文童才有可能简洁。简洁，并不容易。当下有很多作家，动辄下笔万言。不能说下笔万言就不好。文章的长短，由“天命”主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里的“有话”。是恰当的话，是不得不说的话，不是瞎咧咧。问题是，我读到的很多万言长文，或多或少，都有瞎咧咧的成分。为什么会这样?是作者不懂得“不言之妙”的道理。写得少，传达的信息多，暗示的东西多，才是真正的行家。

我从《亡人逸事》中得出一个结论，写文章，创新不如复古。当然，复古。并不是让大家用文言文写作。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来一次“古文运动”。

《亡人逸事》写于一九八二年。那一年，孙犁六十九岁。

在我眼里，孙犁的好文童。大多是老年的作品。《欧阳修的散文》《耕堂读书记》《报纸的故事》《父亲的记忆》等等，都是。

汪曾祺的好文章，都是六十岁以后写的。《国子监》《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跑警报》。以及被我奉为教材的创作随笔集《晚翠文谈》，无一例外。奇怪的是，汪老的小说名篇《受戒》、《大淖记事》和《陈小手》，也是六十岁以后写的，按前后顺序，分别写于六十岁、六十一岁、六十三岁。这三篇作品，是他的“晚饭花”。此后。他再也没有小说名篇

出现。他的散文随笔，却保持了同等的水准。

我非常喜欢杨绛的文耄。杨绛是文坛外的高手。她的散文集《杂忆与杂写》，曾经让我彻夜不眠。其中的《老王》和《林奶奶》，是七十三岁写的。《第一次观礼》是七十七岁写的。《阿福和阿灵》《记杨必》是七十九岁写的。在《自序》中。杨绛说：“长长短短，共二十篇，依写作年月为序。其中六篇曾在报刊发表。”这说明，这本散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没有在报刊发表过。她只是想写，于是就写了。“自古山歌心中出”，好文章如同山歌，都是抒发胸臆，跟发表没有关系，跟获奖似乎也没有关系。

九十二岁，杨绎完成了回忆录《我们仨》。我手中的这一本，是第七次印刷的，发行量达到二十多万册。以后是不是又重印过。不得而知。回忆录是散文体，散文体的书籍能发行到这个数字，在当下，近乎奇迹。

九十六岁，杨绎完成了新著《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又给了我一个不眠的夜晚。

读过这么多老年文章之后，再审视自己的作品，不免脸红心跳。但最终还是原谅了自己。心说，好好练笔吧，等到老年的时候，争取也能写出几篇像样的文章。不求多，仅仅几篇，就足够了。

好文章像好人一样，不能大片大片地出现。能大片出现的，是玉米和高梁。

前不久，我给一个远方的文友打电话。谈了自己对老年文章的看法。文友比我年长，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算是忘年交。文友对我的看法予以充分肯定，这让我有遭遇知音之感。我们谈了很长时间，都是围绕老年文章。

最后，文友说：“你读过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没有?”

很惭愧，我没有读过。

文友说：“我读过。我读的时候，心里时不时嘀咕，活着真好，能读到这样的好文章。”

我吃了一惊。我觉得这是对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所能做出的最高评价。

文友没有劝我去读《知堂回想录》，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从网上找到它，赶紧下了订单。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寄来。我很着急。

爱书人说

前几天收到一封信。是一位作家朋友写来的。河南驻马店人，叫王奎山。他擅长写短文。在“圈子”之内。大名鼎鼎。他的文学修养，让我敬佩。他退休了，在家读书，有时也写文章。几个月前他告诉我，他对千字散文着了迷。我很想看看他的千字散文，他不寄给我看，却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珍贵的信。我活了四十多年，还从来没收到过这样的信，主要内容是谈论书。信的开头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只好写信。我所说的宋代笔记是以下几种：一，《东坡志林》，苏轼著。二，《老学庵笔记》，陆游著。三，《能改斋漫录》，吴曾著。四，《容斋随笔》，洪迈著。五，《齐东野语》，周密著。六，《鹤林玉露》，罗大经著。这几种笔记，除《容斋随笔》外，我均没有见过，你可在网上搜索一下，有消息告我。《孙犁文集·续二》关于《史记》的一段话，我深有同感。读书，读书，一个人一辈子能读多少好书呢?原已决定，如今更加确认的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读活人的书了。读了大半辈子的垃圾，也该停止了。特别是前几年……等等，每天差不多要读十万字，你算算我读了多少文字垃圾!

这段文字我需要简单地解释一下。关于“宋代笔记”，我跟他在电话谈过好几次。不光是宋代。还谈过明清笔记。这两年。我跟他在读书方面，常常有共同的爱好。我买书，大多是通过网上书店。他呢，既不会用电脑，更不懂电子邮件，想买的书，都是让我先在网上查询，有了消息，再把书店的地址、电话等转告他。他依此跟对方联系购买。近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共同邮购了《孙犁文集》和《知堂回想录》。关于“再也不读活人的书了”，他在电话里也说过。这次，算是旧话重提。

王奎山是一个爱书的人。在电话里，他曾经向我转述日本古典作家吉田兼好的话：“独坐灯下，披卷诵读，与古为友，是最上的慰安。”他的意思我听出来了，他是想当中国的吉田兼好。

我也算是一个爱书的人。我的看法跟王奎山有相同之处，也有稍微不同的地方。我也觉得自己读过很多“垃圾”。我的兴趣，大部分转移到古人的笔记之类，也就是“杂书”。但对“活人的书”。我不是绝对不读。我读，但只读少数“老年文章”，也就是我喜欢的作家在六十岁以后写的书。其它的，有时也翻翻。但那不能叫“读”，只能叫“扫”，用目光扫扫，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总的来说，我跟大多数当代作品“感情不和”，已经“离了”。

我对“杂书”感兴趣，或多或少是受了汪曾祺的影响。汪曾棋说：“我在大学念的是中文系，但是课余时间看的多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译本。”我想，可能绝大多数作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到了晚年，汪曾棋“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他认为读杂书有三种好处。一是“很好的休息”。二是“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我认为第三条最重要。“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

我喜欢杂书，也在于“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读起来不累，像家常话一样，真好。一本书我能不能读下去，首先看文字。文字不好的书不读。读古文，我最怕的是“呜呼”，阴阳怪气的，干吗呀?偶尔来一下还行，老是“呜呼”，绝对受不了。而杂书基本上都心平气和，很少“呜呼”。

但杂书寻找起来很费劲。我要找的几本清代笔记，傅山的《杂记》。刘青园的《常谈》，马平泉的《朴丽子》，等等，在网上百般搜寻，就是不见踪影。可能几十年间根本就没出版过。偶尔出现，也是根据古本影印的“资料”。这种“资料”。读起来也很费劲。前辈作家喜欢说“淘书”。我觉得“淘”字用得很准。虽说现在图书市场不景气。可是到书店看看，书还是像沙子一样多。要想从沙堆里“淘”出几粒金子，谈何容易。

说周作人是一个爱书的人，大概不会有异议。他对杂书也感兴趣。也在“淘”，也“淘”得很苦。在《老年的书》一文中，他说“近来只找点笔记看”，当然是指古人笔记。“却极不容易”。隔了几行。又说。“找书真大难”。到文童结尾。又重复说，“我近来想读书，却深感觉好书之不易得”。这篇文章，让周作人给写“坏”了。同样的意思，不断重复，显得层次混乱。但从另外的角度，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也在情理之中。那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问题出在，“吐”一次，没吐干净，只好再“吐”再“吐”。这样接二连三的，更像是“咳嗽”。看周作人在那里“咳嗽”，我这心里呀，唉，还真是不落忍。

我并不后悔读过那么多“垃圾”。没有它们垫底，我的眼界，大概也不可能“高”起来。我是站在“垃圾”堆上看风景，也挺好。我有

一个体会，在读书这件事上，不要听信“谣言”。所谓“定论”，有好多其实是“谣言”。

我赞同汪曾祺的说法：“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是肺腑之言，也是经验之谈。

“言外之意”

我最喜欢的一首唐诗，是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窗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汪曾祺也很喜欢这首诗，在不同的文章里多次议论它。他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这样一首诗，就可以不朽了。

这首诗的奇妙处，在于诗里诗外都“打点”得很好。先说“诗外”。眼瞅着要举行科举考试了，谁不想考个进士呀，能考个状元才好呢。可诗人心里没底，就写了这首诗，给负责考试的官员看看，探探口气，掂掂斤两。“张水部”。可以理解成“张部长”。汪曾祺说这首诗有“言外之意”，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朱庆馀可真是会说话，把自己比作小媳妇，“妆罢低声问夫婿”，我的眉毛描得好不好呀?能不能赶上潮流呀?他这一问，“张部长”的心都化了。赶紧回了一首诗，大概的意思是，你有这么大的才华，还担心什么呢?再说“诗里”。嗨。写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这首诗迷倒过很多人，宋人在诗话里说，这首诗里的小媳妇，一定是个绝色的美女。你看看，他都想到哪儿去了?

写诗应该追求“言外之意”。写文章也一样。

《汪曾棋文集·文论卷》里，有一篇文章叫《录音压鸟》。写北京人养鸟的琐事。让鸟学习各种各样的叫声，比如让画眉学习布谷鸟的叫声，就叫“压鸟”。这篇文童通篇都在说压鸟，明明是一篇散文嘛，怎么说是“文论”?是作者搞错了，还是编者搞错了?我想了想，觉得谁都没错。这的确是一篇“文论”。看起来说的是“压鸟”，“言外之意”却指向了文学。文章的结尾说：

也许画眉天生就有学这些声音的习性。不过，我认为还是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我担心画眉忙着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

在文中，汪曾祺还提到，画眉一旦学会了“脏口”，也就是警车的尖叫之类，养画眉的会把它摔死。由此说来。他对文学中的“脏口”。是很不满意的。

汪曾祺的“这一手”，我觉得是从西班牙作家阿索林那里来的。阿索林有一篇奇怪的文章，《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写的是作者对塞万提斯故乡的一次访问。汪曾棋分析说，这篇文章其实是对塞万提斯的“小小的研究”。这个观点，我同意。

孙犁的文章，也常常有“言外之意”。《孙犁散文选集》中有一篇《黄鹂》，是比较典型的。其中的一个段落，孙犁说在他养病期间，看见一个人用猎枪打黄鹂，心里很不舒服，“但愿他的枪法不准”。接下来，他又说：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是生产第一，游闲事务，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觉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木棍上，一会儿悬空吊着，一会儿被拉上来。我站住了，我望着黄鹂，忽然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着一种凄惨的神气。

“你要吗?多好玩儿!”老头儿望望我问了。

“我不要。”我转身走开了。

我想，这种鸟儿是不能饲养的，它不久会被折磨死的。这种鸟儿，即使在动物园里，也不能从容地生活下去吧，它需要的天地太宽了。

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想起黄鹂。第二年春季，我到了太湖，在江南，我才理解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好处。

是的，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

我像周作人一样，卖力地做“文抄公”，本意就是想把话说清楚。跟汪曾祺拿画眉说事异曲同工。孙犁是把黄鹂比喻成作家、艺术家。用猎枪打，当然不行。在手里“玩弄”，或者在笼子里养着，也不行。即使是放在动物园。“也不能从容地活下去吧”。只有在广阔的天地之间。才能展示全部的“美丽”。这篇文童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联系到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和文艺界现状。可以说是“别有用心”。可叹的是，孙犁把所有的事实都说中了。作家、艺术家被“猎枪”打过，被“人”玩弄过，在“笼子”里养过，后来是在“动物园”里养过。这些都成了史实。

孙犁说《黄鹂》是一篇杂文。我觉得也是。他还说，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放了好多年，直到“文革”结束，才敢拿出去发表。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我罗罗嗦嗦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个意思：不管是诗，还是文。有了“言外之意”，才籽粒饱满，吃到嘴里，才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