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一鸣

一九五六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均为教师，且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两位姐姐在文革中先后到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当知识青年。一九七三年，十七岁中学毕业被分配在上海东海轧钢厂当工人。一九八。年通过高考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并于一九八四年毕业留校任助教。一九九四年调银行工作，现供职于上海银行宣传部门。爱好文学、历史学，喜欢写作，曾在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通讯等作品。

《西双版纳凡人小事》是周抗美女士用笔名“亢美”在网络文学园地《榕树下》发表的系列散文随笔，现已发表了八篇，一万八千余字。文章以当年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为背景。以作者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线索。通过对普通知青“凡人小事”的述说和描写，真实地反映出当年知青生活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读罢这些文章，除了喜欢作者优雅的文笔外，也被生活在逆境中依然达观、开朗、诙谐、坚韧的知青们所感染。而其中描写我大姐秦小羽的《洁白的羽毛》(文章系列之四)，更是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诸多回忆。父亲、母亲、姐姐、文革、上山下乡……

说实话，我对文革那段颇为独特的岁月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刚好十岁)。与家人相比，我的人生旅途应当算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然而也因为家庭遭遇和个人性格的因素，我的童年似乎始终是与孤独、自卑、惆怅连在一起的。随着时光的流逝，童年往事却成了我难以忘怀的涩涩记忆。以至于现如今，对于老三届、知识青年等话题我总要比同龄人多点敏感，多点情结，对描写文革，描写上山下乡的文章或书籍我总会给与更多关注。在我的书架上就有不下二十册关于“文革”、“红卫兵”、“知青”等题材的书籍，如邓贤所著的《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等。通常，我在读这些书籍和文章时，脑海里总会时不时浮现出当过知青的两位姐姐以及《西双版纳凡人小事》中提到过的许许多多老三届知青的身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振臂一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距今已过去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前正是不堪回首的文革疯狂岁月。在个人崇拜的主导下，人们视“红宝书”为圣经。奉“最高指示”为圣旨。当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就是凭着对“圣旨”的无比忠诚。凭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志气，带着他们的热情和责任，打起行囊，唱着高亢的革命歌曲，怀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真诚之心，怀着立志改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更是怀着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义无反顾地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准备轰轰烈烈、大有作为地干一番事业。在此之后的整整十年被称为“知青年代”中，“老三届”“一片红”“插队”“兵团”“扎根”以及再后来的“上调”“病退”“返城”“户口”“招工”等几乎成了每个家庭不同时期的专业术语。而知青们也在历经磨难，饱尝艰辛。遭遇不公和歧视之后，从最初的热血沸腾，陷入了迷茫和彷徨，直到最后愤怒的爆发……

一九七八年发生在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知青罢工、游行、请愿、卧轨、绝食等风潮，即是日渐觉醒的知青群体为掌握自身命运而采取的一种近乎极端的自卫行为，或可称之为“反叛”。这种“反叛”的直接成果便是一九七九年的全国知青大返城。知青大返城不仅让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多达十万之众的知青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也标志了历时十年的“知青年代”的彻底终结!

尽管《西双版纳凡人小事》用笔不乏轻松幽默，但读过之后，仍然使人感到心情沉重。我算是幸运儿。中学毕业分配时。因两位姐姐先期去了云南，于是令人羡慕的“硬工矿”名额便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头上。这样，除了上中学期间有过不多的几次下乡劳动外，我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上山下乡经历。尽管不是知青的我，无从深切体会当年知青的真实感受，但从两位姐姐言谈以及众多知青文学中，还是多少能了解和感知当年知青们的境遇和遭遇。诚如《西双版纳凡人小事》所述，姐姐们当年到西双版纳时年仅十六岁，却要每天挖“那种口八十公分、深七十公分、底六十公分的种植橡胶树的大穴”。十六岁，在喜欢时尚地称少男少女为“男孩”“女孩”的今天，还属于未成年的花季；十六岁，还是时不时会依偎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孩子”(我女儿即如此)；十六岁，还是正在无忧无虑沭浴着欢乐阳光的少年。然而，当年同样处于“花季”年龄的知青们，却不得不在广阔天地里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砺。我想，孟夫子倘若有知，大概亦会感动涕零了。

如今，大姐已去世多年，而我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大姐在云南农场挑柴禾时的照片。从照片看，两捆柴禾的体积远比大姐的身材高大，高大得简直不成比例。虽然照片上的姐姐始终是笑盈盈的。但我知道那柴禾是她在烧过坝的高高山坡上依靠瘦弱的肩膀艰难地独自挑回来的，而且柴禾的重量居然跟她体重一样!

许多年以后，已返城落户北京的二姐，有机会随部分老知青重归故里西双版纳农场“探亲”。当看到当年开垦的荒山已变得郁郁葱葱，特别是看到知青们当年亲手种植的橡胶树苗已蔚然成林，而且每年为农场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时，老知青们禁不住汩眼涟涟，感慨万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啊，这一片片橡胶树林浸透了知青多少汗水，这一滴滴乳白色的橡胶液又融入了知青多少心血啊!

“十年前，作为新农村的拓荒者，知青在荒芜的山坡上播种了橡胶树幼苗，但到了十年后该收获的时节，知青们却无奈地怀着破碎的“知青梦”，拖着疲惫的、伤痕累累的身躯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为之奋斗过的这片热土，而且是不带走一片树叶地离开了……”一位农场老职工如是说。

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理性地再度审视当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时，便会发现尽管知青是个遥远又暗淡的话题，但“知青”已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知青年代”也已成了我们无法忘却的苦涩回忆。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知青”是个特定的名词，是吃尽无数苦头和经历无数磨难的特定群体。他们的大好青春年华是在农村“广阔天地”度过的(在这里说“蹉跎”或许更准确)。十年之后，好不容易返城，他们又为工作，为学历，为住房，为经济来源，为自己的生存，费尽周折地四处奔波。他们为能在里弄生产组挣到每天八角工资而不遗余力，他们为能求得一张早就该得到的“文凭”而挑灯夜战，他们为能在原本就不宽敞的住宅里按下一张本就该属于自己的睡床而烦恼不已。总之，当带着一身泥土气回到久别的城市时，他们蓦然发现一切都变了，变得那样陌生，他们甚至感觉自己成了多余的人。于是，受尽波折的知青们重又陷入了新的困惑和彷徨。

如今，时过境迁，当这一切如梦魇般地烟消云散时，这些老知青中不少人会徒然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得足以被社会抛弃(恕我直言，在知识青年里能把握机遇，日后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小部分)。当“改良”“重组”“兼并”“转型”等时髦词语满街飞扬时。老知青们面对的却是下岗、内退。还有多年积劳成疾的伤病……无奈之余，为了弥补自己青春流逝的遗憾，他们又专心致至地把希望转寄予下一代身上。为子女成长，为子女升学，为子女出国。为子女就业，为子女婚姻，等等，只要是为子女，他们就百般操劳而无怨无悔!尽管知青们在该读书时无书可读，该就业时无业可就，该享福时无福可享，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生不逢时”的境遇却并没有过多地埋怨。

“……我们的过去已经凝固，我们不能要求重新活一次。对活着的人来说，活着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幸运，活着就能改变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还苛求什么呢?”《中国知青梦》再版前言中的这段文字，与其说是知青们对那段不堪回忆的历史所表现出的一种平和心态。毋宁说这是他们的人生态度，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然而，反观下一代对父辈们当年的遭遇和如今的现状却并不见得都能理解，或许正如《西双版纳凡人小事》作者文章开篇中所说的。“知青”话题也许已经被认为是“老土”的故事了。

其实，只要读过《西双版纳凡人小事》，你就会明白，当年怀着远大抱负和激情的知青们。用他们的坦诚与毅力在“与天斗”、“与地斗”的岁月里除滚了一身“泥巴”外。还为落后的农村传播了文明。传播了智慧。他们所付出的不仅有艰辛。有汗水，更有血和泪!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当初知青将自己的美好青春全部都奉献给了他们无比信任的“祖国召唤”，而如今，召唤过他们的社会却始终没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公平的回报。难道人们真的把“知青”给淡忘了?

在此，我要说声：谢谢，谢谢周抗美的《西双版纳凡人小事》!但愿四十年后的今天，有更多描写知青的文章和著作出现，因为无论如何，在这场曾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波及了成千上万个家庭，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实在是不能，也是最不应该被淡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