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国卿

1957年生于辽宁省北票市，祖籍山东聊城。1982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1993年创办《大众生活》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现为《沈阳日报》专副刊部编审，辽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沈阳师范大学、沈阳航空学院特聘教授。著有《唐诗赏论》《佛门诸神》《期刊的CIS策划》等专著。散文作品入选2000年《中国散文最佳》《中国随笔最佳》和《散文选刊》“2000年中国散文排行榜”。2002年出版散文集《不素餐兮》，2003年获得“辽宁文学奖”散文奖。2007年出版散文集《春风啜茗时》与《那时只当是寻常——收藏随笔》。

这是我第二次来江官屯。第一次来这里是几年前的一个春天，那时在沈阳的古玩市场地摊上不时能见到江官窑。这种一千年前的古瓷要价很低。但买的人却很少。在辽宁地面上，古窑古瓷并不多，只有辽瓷系列还有迹可寻。如辽阳的江官窑、鹅房窑和抚顺的大官窑、朝阳常宝窑、喀左房申店窑，然而后几种窑址已鲜为人知。踪迹难寻，只有江官窑，因其窑场大、窑址多、烧造时间长、地下文化遗存深厚、瓷器制品存世量大而闻名。据有关专家考证，江官窑始于辽，盛于辽、金之交，废于元初，按这个时间说，江官窑至少存在了三百余年。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瓷业窑场，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解读的文字记载。我曾寻找过许多文献典籍，始终没有发现有关江官窑的点滴史料，只在新修的《辽阳县志》中找到了算是官方但却是当代人的记载：“江官屯陶瓷作坊遗址，长一点二公里，宽○点五公里。其中河南岸长一百一十米，高三至五米的断层挤满了陶瓷残片。经现场探查，遗址规模比史料记载的大数倍。”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却足够挑起我一向在游玩中考察古迹遗存的乐趣，于是在一个仲春时节。按照地图的标示，我和同伴第一次来到了江官屯。

进入村口。见一片葡萄园边有辽宁省人民政府一九九八年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官屯窑址”纪念碑。往村里走，打听古窑址在哪，或含糊其辞，或避而不答，多数人会骑上摩托车用手随意一指，更让人摸不着头绪。稍有热情的则直问：“要买碗吗?”从村西走到村东，我才真正弄明白，这里对“买碗”的，即来收购古瓷的最感兴趣。你不收购古瓷。自然对你兴趣淡淡。最后在一家小卖部前与几位大嫂聊了半天，才知道哪里能见到古窑址，原来到村后的江边上就会看见遍地的古瓷片。在我向江边走去时，一位大嫂追了上来，问我买不买带花的瓷儿。我接过细看。有两块白瓷黑花罐瓷片和一块兔毫盏瓷片。我问是哪里得来的。大嫂说：“哎呀，我们这里，家家地下都有。我这是在园子里拔花生、薅萝卜时随意带出来的。”她还说村里打井、挖菜窖、沼气池，掘葡萄沟都能挖到古瓷片，运气好还会遇到整个的碗、碟、油灯、小人小马什么的。她说得那么轻松。在我却深觉震撼，原来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里。会有这么多辽、金时代的古瓷。大嫂见我不想买她的瓷片，就慷慨地塞到我手里说：“拿走吧，大兄弟，放我手也没用。”见大嫂一片诚意，我只好收下她的慷慨赠与。细细打量这几块瓷片，它虽已破碎残缺，但仍有着江官窑中的精品意义。我用手擦去瓷片上的尘土，它一下光亮起来，那一千年的光泽里留下了我带着汗渍的指纹。我的指纹在那一刻与江官屯古窑工的指纹自然地叠映重合，于此让我与古人完成了进入江官屯的握手礼。

按照大嫂们的指点，很容易就找到了太子河边的古窑址。站在河岸边的高台上向下看，只见河岸坡地上到处都是古瓷片，一叠压着一叠，一片挨着一片。随意从坡上走过。脚踩着瓷片，“哗哗”直响，残破的碗底会顺着斜坡往下滚。我几乎让这一坡的残瓷惊呆了，脚步甚至不忍落下去，唯恐这些瓷片再让我踩碎了，只得拣没有碎瓷的地方或是石头上落脚。就这样走过两三百米，这片古瓷遗址似乎才到头。

走到头后，我再一次折回。这一次我更细心地观察这一坡的残瓷。瓷片中，以白瓷居多，其次是黑瓷和酱釉瓷。也偶有白地黑花和兔毫釉。还有一些窑具，如垫饼、支钉、圆柱形耐火挤顶器等。白瓷残片多杯、碗、盘、碟、瓶、罐等的器底及残边，最多的是碗底，还有酱釉鸡腿瓶的底，大概因其胎质厚，不易破碎。所以保存下来的特别多。还有的白瓷碗底粘成一摞，外壁不施釉，每个碗底中间都用垫烧饼相连。这些残瓷大都胎骨厚重，含有杂质。器片断面呈米糠样，瓷化程度不高，或颗粒明显，基本烧结。白瓷色呈灰白或黄白，器表皆施化妆土，其上施釉，但多不到底。釉色干白，温润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释，釉层极薄。几如素胎。黑瓷釉色较黑，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釉较光亮。酱釉呈酱红色，较光亮。也有的呈酱黑色，釉面少光泽。它们在这一坡上不知日晒雨淋了多少岁月，有的甚至已被严重风化。

我在河岸慢坡的瓷片堆里流连了一个多小时，慢坡中还不时能见到人工挖掘的痕迹，有的已挖成很深的大洞。弯腰看下去，见里面是很厚的瓷片积累层，土是灰色的，瓷片是白色的，那是一千年的堆积，一千年的沉睡。如今，我们这些当代人却很轻易地打破了它们的沉睡和宁静，迫使他们从旧梦中惊醒过来。考古学家将这些沉睡的窑土称为文化层，它最经不起的是这样无序的盗挖或是破坏，想起摆在古玩市场上那些江官窑碗碟，那些骑马小人，那些油灯、兽头埙都是出自这一个个盗掘的窑坑时，我心为之痛惜和震颤。

在被挖过的窑坑边随手拣了几块瓷片和碗底下到河边，我蹲下来用河水冲去瓷片上的泥土。洗净的瓷片，在我手中泛着锃亮的釉色。我认定，那是辽代的明月和金代的星光，一千年了，漫长的岁月风尘掩不住它们昔日的灿烂与繁华，旧梦醒来，依然焕发着历史的神韵。我搅动着河水。似乎是在搅动江官屯一千年的积淀。忽然间，水中的绿藻荡开，水底也露出了瓷片，探手捞出一块白色碗底。还有一块白地褐花类似磁州窑的瓷瓶残片。不知这些瓷片是如何沉入水中的，是河水冲来，还是沉船散入?那块瓶的残片上还嵌着许多小螺壳，已成为水中生物的寄届处。水中的瓷片吸引我又一次顺着河边探查，原来在河水里竟有许多瓷片散落。深水处。还见有瓷片堆叠着，很厚的一层，上面覆着一层绿藻，有小鱼在绿藻中和瓷片缝隙里穿行，悠然而恬静地游走在千年的岁月里。

站在河岸的春天阳光下，我为江官屯的遍地残瓷而感慨，而惊心，而舍不得离开这里。记得一位藏瓷家出过一本书，那书名很美，《残瓷雅集》，书中收的藏品都是古瓷片。如果他到江官屯来，见过如此的古瓷片，他也会震撼，惊叹此地残瓷，绝不止一个“雅集”能说明的了，唯有用“壮观”或是“繁华”好像才能形容这一坡一水的遗存。

第一次到江官屯，就这样匆匆走过，但江官屯三个字所累积起来的古窑文化已深深植入我的心中。

回到沈阳的第一个周六早上，我特意去了一趟鲁园古玩市场，在那里的地摊上见到了多件江官窑整器。有碗、盘、瓶、水盂，还有一件酱釉短流执壶。在江官屯一面坡的残瓷中没有发现的小玩具，如马、犬、骆驼、小人及瓷范、油灯、香炉等。市场里也能见到。另外我还特别注意一件东西——匣钵。一般的窑址中都会有匣钵，它是用耐火泥料制成的装烧瓷器的重要窑具之一，但在江官屯我却没有发现过匣钵或匣钵残片，在沈阳的古玩市场中也没有这种东西露面。为什么江官窑没有匣钵，就此事我曾请教陶瓷专家关宝琮先生。他说这证明了江官窑烧瓷不用匣钵，而是采用各式耐火砖障火入窑法。即在圆形较大窑室中采用各式大小、厚薄、方圆不同的耐火砖障火和支、顶、挤、垫工具装烧，这足以说明当时窑业技术已相当进步。如此说，没有匣钵的江官窑，已经步入了一个制瓷的新时代。

闻知我总到古玩市场寻访江官窑古瓷，一位玩古瓷的朋友便送了我几件江官窑的东西。拿到手一看，原来是一塑料袋围棋子、两个猪首埙和一个缺了口的兔毫盏。另外还有一件施半釉的锥形器，一头略尖，另一头略粗有圆孔，不知是做什么的物件。我说这可是几件好东西，在江宫窑瓷器最有代表意义和精品意义。他说都残了，不值钱，你拿去研究吧，你不总是说《残瓷雅集》好吗，你拿去也雅集雅集。

我拿回后清洗一番，细数那袋围棋子，共一百二十六枚白子，四十九枚黑子。每枚直径一点六厘米左右，厚零点三厘米左右，素胎无釉。辽代契丹人虽是游牧民族，但却与中原的宋人一样雅好围棋，尤其是契丹贵族最喜爱围棋娱乐，以致辽代的皇帝们在春秋出巡时都会常常“籍草围棋”。近些年在北方辽墓曾出土了许多有关围棋的实物和绘画。江官窑围棋的出现，正可同出土文物和墓室绘画相互吻合与佐证，同时说明辽时中国北方地区的围棋普及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一对酱釉猪首埙虽各残了一只耳朵，但看上去仍惟妙惟肖。猪首上的嘴夸张地拱着，鼻子噘噘着。三孔中的两只出气孔正好设计成猪的两只眼睛，吹气孔留在脑后。猪酋埙只施半釉，露胎部分为猪的下颌。江官窑的兽首埙多为猪首或牛首，当地人称为“三孔笛”，也有专家称“兽头口笛”。称呼不同，但肯定了它是一种乐器。埙在中国大约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它的进化和发展是由音孔作为标志的。最早的音孔是一个，后来发展到两个，能吹三个音；到了父系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初期，有了三个音孔，能吹四个音；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晚商时期。发展到五个音孔。能吹六个音；到公元前七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已有六个音孔，能吹出完整的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了。埙从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漫长的三千多年。这样说来江官窑时代的埙早已是六个音孔。能吹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了。但为什么这里的埙都是三个音孔的呢?我的理解，六个音孔的是专业的埙，而三个音孔的是业余的，是游牧民族的少年们手中能吹响的玩具。

在江官窑的所有釉色中，我最喜欢的是兔毫釉。不仅它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最主要的是它有着绚丽而曼妙的釉色变化。朋友送我的这只缺口的黑釉兔毫盏就是这种釉色，它是江官窑里最精彩的制作。

兔毫创烧于宋初的福建建阳水吉镇，是黑色结晶釉中最名贵的品种之一，又称“玉毫釉”、“兔褐金丝釉”等。是建窑的代表性釉色品种。这种釉色因以铁作呈色剂。生坯挂釉，高温焙烧时部分未熔化的铁分离出来。密集结晶，于黑色中呈现兔毛一样的丝纹而得名。宋时，兔毫盏成为文人及上层人士最钟爱的瓷器，“兔毫”一词曾频繁地出现在包括宋徽宗《大观茶论》等宋人典籍中。苏东坡、黄庭坚、蔡襄、杨万里等大量文人都在诗文中咏叹过。苏东坡曾在《送南屏谦师》诗中说：“忽惊午盏兔毛斑。打出青翁鹅山酒。”蔡襄的《北苑十咏》其六《试茶》中也有“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的优美诗句。辽时在文化和器物使用上很多地方都向更为文明与时尚的宋人学习。所以他们自然也学南人样，品荼用起兔毫盏。于是将遥远的福建建窑工艺引入江官窑中，生产出了北方的建窑系列——兔毫盏。

我所拿到的这只兔毫盏在釉色上几与建窑无异，它形如斗笠，斜腹下微收。圈足；胎体厚重粗糙，胎质中含杂质较多，胎色灰中呈黄，多铁锈斑；手工拉坯，修坯流畅自然。内外施绀黑釉，外壁施釉不到底，足跟上部釉层垂流似蜡泪；口沿处釉层较薄，黑中闪着棕黄，看上去犹如镶了一道金边。盏内外窑变精彩，两壁自口沿向盏心布满放射状棕黄色断续条纹。在强光下反射出五彩斑斓的虹光，有如一只黑兔身上夹杂着的金色毫毛，又如现代高倍望远镜下所看到的宇宙星空中那巨大流星雨的旋转变化与散落开来。但它与典型的建窑兔毫盏也有所区别，这就是器型较大和显著的垫烧点。一般的建窑和吉州窑兔毫盏口径都在十厘米左右，最大的也就是十二三厘米。江官窑的这只口径+六厘米，底径五厘米，通高七厘米，明显地要大于建窑同类制品。这大概与辽人素以大口吃肉、大碗喝茶的豪爽风俗有关，小茶盏自然入不了契丹人的法眼。另外这只江宫窑兔毫盏的内底有四个很大的垫烧点，而宋代建窑和吉州窑的兔毫盏则没有这样明显的垫烧点，内底看上去很光滑。这也是；工官窑兔毫盏不及建窑精细的瑕疵之处。自从见到江官窑兔毫盏之后，我似乎改变了江官窑纯属民窑的观点。我认为这种兔毫釉在当时肯定为辽、金上层或是皇家所创烧，是辽、金官窑器的一种，这可能就是江官窑兔毫釉制品在今天发现比较少的重要原因。

至于朋友送给我的那件长十厘米的江官窑锥形器物，经过查阅瓷料和请教有关专家，原来是一件解扣器，是古人用来松弛和解脱绳扣的东西。解扣器当是古人生活中必备的常用之物，尤其是辽金时代，北方人几乎处处与绳打交道，解绳扣是天天都会遇到的事。有了这个解扣器，解绳扣甚至解死扣则不成问题。然而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解扣器多为铜制、铁制、骨制或是玉制，但极少能见到瓷制的，这一件江官窑的解扣器当属稀罕物无疑。

自从第一次从江官屯回来，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去。这期间见识了许多江官窑的作品，还参观了一次江官窑瓷器展，从而对江官窑古瓷有了更新的认知。通过这些瓷作的写实造型和装饰艺术所透露出的辽代北方特别是辽海地区的艺术融合与审美取向看。江官窑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契丹族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气息，而且也有着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响，如器型的粗犷豪放与均衡对称，风格的挺拔刚健与小巧生动，纹饰的泼辣酣畅与稚拙朴素，都折射出了辽海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渗透的品格和气质，体现出了江宫窑古瓷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美学特征。

二○○八年夏天，我再一次来到辽阳，来到江宫屯。在当地一位很有身份的朋友陪伴下。径直走进了一位

村干部家。他家屋里一面墙的橱柜里摆满了江官窑古瓷，造型各异，釉色纷呈，且全是完整器。面对这一墙的完整或说是完美的古瓷，我呼吸都有些急促。我敢说，国内外不会有任何一家博物馆收藏着这么多江官窑古瓷。我认识一位古瓷专家，他的江官窑收藏虽然数量超过这位村干部，但质量却大为逊色。这些古瓷的主人看样很珍惜他的收藏，橱柜门紧锁着。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这些瓷器擦拭得干干净净，品种虽多，但排列有序。其中碗有直口深腹、敞口折腹、侈口弧腹等形制；盘、碟多敞口折腰小圈足；罐多为大口短颈，多有双系；瓶有小口溜肩鼓腹、敞口束颈玉壶春等形制。一大摞白瓷碗个个周正匀称，没有磕，没有冲线，甚至都没有江官窑器上常见的颗粒烧结，近乎完美。黑瓷梅瓶上有着压花的花纹，白瓷罐上不仅有简约的黑花，有的还写有文字，极类磁州窑。那些小人、小马、小狗和兽首埙个个生动，个别小人竟是辽代兵士的造型。柜子里还有在一般地方难以见到的兔毫釉笔洗、笔恬、瓷砚等文房用具。釉色华美。器型精致。最吸引我的是那几只灯具，其造型或小人高擎，或狮子回首，或骏马扬蹄，极富视觉冲击力。我在心中暗自赞叹：辽人真是勇武，连灯具做的都这般夸张，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夜晚对灯，不管是读书还是谋政，面前的灯具都会给人提神。

走出村干部大院，我们又到一位村民家中，据说他家收藏的瓷片特别多。听说我们来了，这位干净利落的年轻人很热情，搬出几个大箱子，将他收藏的各种各样的瓷片都倒出来。摆了一大炕。与太子河边的一坡瓷片相比，他的这一炕瓷片又别具风景，不仅种类齐全，而且釉色丰富，除了在河边，在沈阳古玩市上常见的釉色之外，竟有多块青釉、青白釉、高丽釉、三彩釉；从窑口上看，瓷片中还有许多定窑、磁州窑、建窑、龙泉窑。仔细看过这一炕的瓷片，我很认真地问年轻人：你的这些瓷片都是出自江官屯吗?他很坚决地回答：一点没错，都是这些年我在村里捡的，有的是河水冲出来的，有的是挖葡萄沟掘出来的。还有的是我在南面英守堡和钓水楼那地儿拣来的，那地方也有古窑址。听了他的话，我更惊诧，原来江官窑的遗存范围竟是这样的大，远不局限于这个村子本身。然而我对他的回答还是没有完全相信，原因是我认为江宫屯在当时不可能生产出这样众多窑口的古瓷。如果这些瓷片都是出自江宫窑古瓷的残片，那简直就是中国陶瓷史上甚至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难道说江官窑是辽、金时期中国陶瓷业的南北交汇点?

然而，历史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以当时辽阳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和江官屯的区位优势，江官窑很可能就是辽金时代中国南方与北方。关内与关外陶瓷业的交汇点，是当时中国北方陶瓷研制、加工、生产、销售的集散地。所以，一千年后，在这里发现面积这样大，文化层这样厚实，釉色这般繁富，窑口这般众多的古窑址，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

东北地区的肇始文化，史前时期主要集中在辽西即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商周以后，则始终集中在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地区，这里一直是汉人的稳定居住区，又是清以前历代统治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区域位置看，辽阳处于东北大平原的南部，介于平原与东部山区之间，是南下辽东半岛，西出辽西走廊。北入关东腹地，东进朝鲜半岛的联结点。从辽阳本境看，它是一个山川相间，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资源丰富的地方，特别适合人类拓垦居住，繁衍生息。

不仅如此，在江官窑繁盛的辽、金时代，又是辽阳历史上最为隆兴和繁华的时期。唐朝末年，契丹族兴起于辽河流域。公元九○七年，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辽。他在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首先攻占了辽东地区，并对辽阳城的经营给以极大的重视。据《辽史》记载，辽太祖神册三年(九一八年)，阿保机率军占领辽阳。第二年即下令修筑辽阳城，并迁渤海国民众充实辽阳，将辽阳称为东平郡，设防御使，大大加强了辽阳城的地位。辽太宗天显三年(九二八年)，又将东丹国的都城连同民众一起迁到辽阳，同时称辽阳为南京，作为辽国的陪都。当时称为南京城的辽阳规模宏大，周三十里，四面八门，设有南北二市，早南市，晚北市，每天南北客商云集，市声鼎沸。辽太宗天显十三年(九三八年)，又将辽阳改称东京，同时还设置辽阳府，统称为东京辽阳府。公元一一一六年，新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克辽阳。金袭辽制，以辽阳为东京，仍为国之陪都。同时又因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辽阳，以及金世宗登基于辽阳，所以辽阳城不仅延续了辽时的繁华，而且更处于一种非常荣耀的地位。这种繁华与荣耀的具体标志。就是我们今天来辽阳就能见到的那座漂亮的全国六大古塔之一的辽阳白塔。

江官屯确实具备了成为一个荟萃南北瓷艺的大窑场和陶瓷制品集散地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它不仅有着繁华与荣耀的辽阳做依托，同时它自身也有着东北其他地区无与伦比的自然条件。

第二次到江官屯，我曾结合辽宁和辽阳地形图，反复查看这个太子河边村落的地形地貌。我走上村子南面的山顶上，俯视江官屯，整个村落和村后的太子河湾以及周边地区都尽收眼底。江官屯西部为丘陵地带。南面为千山余脉，北面隔河与灯塔市西大窑镇相望，西南十三公里与小屯镇对接，正西距辽阳城三十公里，正南离弓长岭区与汤河镇二十五公里，东南五公里为太子河上的葠窝水库。从长白山脉流出的太子河经过本溪由东而来，绕过村北，流出村西，最终汇入辽河出渤海湾。河水在此渐宽渐深地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半岛，而江官屯正处在这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中。太子河为江官屯弯出的这个地理位置，与它东北西三面环绕整个辽阳的地理位置极其相似，相似得就如同江官屯是辽阳的一个缩影。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太子河从本溪山地中流入平原后，形成一个弯曲的弧形，环绕着辽阳的东、北、西三面，为辽阳形成一个三面环水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巧合，将江官屯与辽阳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为江官屯成为著名的陶瓷集散地提供了最好的自然条件。

太子河在江官屯的变化，可能正是当年窑场选址的原因。在没有江官窑的时候，太子河还不是现在这个称呼，那时称衍水、大粱水、梁水。太子河的称呼是和江官窑一起诞生的。从诞生那天起，它们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太子河是江官屯制瓷业的生命线，是它维系了整个江官屯辽、金时代制瓷业的繁荣，这一点也是历史上著名窑场所必须的条件。清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曾到中国瓷都景德镇考察游历，考察过后，他在给奥日神父的信中说：“有两条河从靠近镇边的山岳里流下来，并且汇合在一起，一条较小，而另一条较大，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这里水流流速大大减缓了，有时可以看到在这

宽阔的水面上，并列着二三排首尾相接的小船，每目都有无数的小船停泊。”他在这里说的那条大河就是景德镇的昌江，后来瓷绘艺人代指瓷都的那条河。从昂特雷科的描述中可以见出，江官屯的地理地形同景德镇极为相像，尤其是河水。大小河网交错的太子河水系为江官屯提供了“水土宜陶”的必备条件。因为水是制瓷业最需要的自然资源，有了充沛的水才能安装水车带动水碓粉碎瓷石，才能淘洗瓷土，才能和泥制坯。更重要的是。太子河还是江官窑水上运输的大通道。想当年。以江官屯为中心，太子河两岸很大范围内尽是窑场遍布，以至今天江官屯对岸的村镇名还有“西大窑”、“上缸窑”、“下缸窑”的称呼。那时候。江官屯不仅有规模宏大的窑场，肯定还会有不小的码头。每天无数船只穿梭往来，各色瓷器。靠太子河道上排列如蚁的小型船只驳运，转入辽河，出海或是进入关东腹地。

河水之外，江官屯地处辽东低山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靠千山山脉，低山丘陵里的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也为窑场提供了大量的窑柴资源。有了取之不尽的山林木柴。才能保证江官屯的窑火彻夜不熄，毫无疑问这也是江官窑得以延续三百余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站在江官屯的南山顶上，我的思绪里尽是这一段时间思考江官窑的符号，这些符号是断续的，总是连贯不起来。那个时代毕竟离我们太远了，一千年，元、明、清都成了过程，一个空白的过程。这个空白要靠我辈来填补。委实太过于艰难，太过于责任重大。

山顶上松风阵阵，不时飘过那种好闻的烧木柴的炊烟味道，又到了江官屯做晚饭的时候。柴烟的味道不知为什么总让我感觉到窑火的弥漫，它让我一下上溯到了千年之前的江官屯，使我断续的怀想节奏忽然有了连绵的画面。思绪顿时回到了那万杵之声殷地，窑火之光烛天的时代。仿佛看到地北天南的窑工打坯、拉坯、修坯、触釉、浇釉、推窑、添柴弯腰时那古铜色的脊背，还有账簿先生、把桩师傅、下港先生那忙碌的身影。还有那千帆竞发，一船船江官窑的碗、碟、瓶、罐顺着太子河、辽河，直到大海、关内关外，到千家万户的毡房里，草屋中，餐桌上，炕柜边。我看到各族辽海人用着江官屯的陶瓷器具，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世代生活繁衍，按照自己的轨迹，过着稳定而知足的日子。

如梦如幻地想象着江官屯的昔日繁华。我最为之叹惜的是当年的制瓷者没有留下任何姓名，更没有一丝一点的文字记载。只因为他们仅仅是民间工匠吗?他们早已无声息地消逝了。据史料记载。辽攻占燕云十六州后。将定窑、磁州窑和山西大同浑源窑的大批窑工掠入辽境，为其生产日用陶瓷品。这其中，会有很多关内甚至南方的陶瓷工匠来到江官屯，所以；工官窑的瓷器在造型、制瓷技艺和形制上才会出现兔毫釉和明显的定窑、磁州窑特征。这些来自外乡的陶瓷艺人，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工匠之事。其艰辛的劳作自古以来就被列入“天下三苦事”之中：打柴、烧窑、磨豆腐。他们所创造的下层文化和艺术，从来都是被忽视或者根本得不到承认。他们虽然为江官窑的繁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连同他们创造的文化被湮灭的命运。就是他们同时代所创造的所有瓷器，也只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浮出尘埃，这还多亏了一位叫“金毓黻”的学者，江官屯人的乡亲。是他才使江官窑和它同时代的窑工们所制造的产品有了一个名称——辽瓷。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沈阳大东边门外有一民户掘得一墓，墓中有一石棺和一青釉黑花瓶。时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得知此消息后，即与卞宗孟、王晓楼前往视之。见石棺前刻有“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试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开泰七年，岁次戊午”三十一字铭文。青釉黑花瓶高二十五点二厘米，肩部和下体绘有野菊，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伏兔于草丛间四处惊顾，十分生动传神。石棺上的“开泰七年(一○一八年)”为辽圣宗年号。属辽中期。且瓶上所绘的野菊、野兔等物景也是契丹人游牧草原上的常见之物。由此可以断定，这件青釉黑花瓶为“辽瓷”无疑。金毓黻发现并及时记入他的《静晤室日记》中的这件青釉黑花瓶，成为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向学术界发表最早的辽瓷。因此金毓黻也为后人尊之为“辽瓷之父”。然而这位“辽瓷之父”却不知道他的故乡辽阳就有这种称作“江官窑”的“辽瓷”。因为江官窑的发现。已是这位史学大师逝世后的事了。

离开江官屯又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渐渐西沉的太阳挂在树梢上，红得可爱，圆得亲切。橘色的残阳洒在江官屯的房舍上，还有太子河的水波里。出得村口，见有用毛巾遮着车牌的小轿车驶过，同行的当地朋友告诉我说，这是来买古瓷的车。我心一沉。很心疼江官古瓷的无序流散。这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何保护，时不可待。三百年的窑火铸就了辽、金时代辽海瓷业的辉煌，同时也铸就了江官屯的灵魂。当有一天这里连一片古瓷片都找不到的时候，那不仅是我们当代人的罪过，也是江官屯文明彻底消失的开始。文物不再，不该让江官屯的繁华历史再次湮灭到历史旧梦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