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青

康乾盛世,政通人和,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作为我国东南重镇的扬州是清代的盐业中心,聚集了大批的盐商在此经营盐业,这些财力雄厚的商人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附庸风雅,大肆修建豪宅与园林、收藏书画古玩、举行诗文雅集等,流风所及,以至于当时民间广传“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这种风气刺激了文化艺术活动的发展,“扬州八怪”这一绘画流派便在此时应运而生,作为活跃在扬州画坛的一群佼佼者,他们的艺术活动开创了中国绘画史的新纪元。

“八怪”实际上并非指具体哪八个人,而是指一些在艺术思想上有着相近观点的画家组成的群体。在绘画风格上他们的画风也不尽相同,但都不守陈法、标新立异,都很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

“扬州八怪”这个绘画史上的重要流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怪”,之所以被称为怪主要是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不羁和奇异的气息。八怪开创的这一新的风尚,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清代画坛,并且影响至今。八怪的绘画风格与当时盛行的官僚文人的优雅、从容风格大相径庭,思想行为也与当时的传统画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当时守旧的文人士大夫视之为怪。

多数文人都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为的是有朝一日考取功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官这地位、权力、荣誉的吸引力就不言而喻了。真正的能够做到看得开,淡泊名利的人少之又少,很少有人真正甘心在野。“扬州八怪”基本上都出身低微、遭遇坎坷,不是家庭不幸便是仕途不顺,满腹经纶却难以用来经国济民,这些官场失利的画家虽然对获取功名有着些许的想法,但是已经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他们的变通的理念是他们思想的高明之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非常难得的。但也许正是这些悲剧性的经历激发了他们的灵感,“蓬生麻中,不扶则直”,于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奇葩开始怒放了。作为职业画家,以卖字卖画为生,失意潦倒,对社会现实不满,与正统文人画相抵触。也因为“扬州八怪”的思想的先进性,这一书画艺术流派既有别于在朝的官僚书画家,又有别于在野的文人书画家,和民间的画师画匠又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讲,他们并非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销售而创作,是走向市场的文人画。作为中国最早的文人职业画家群体,“扬州八怪”的出现为中国的文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谋生道路。

八怪的不正统思想、行为和艺术爱好都与当时的正统相背离,堪称为怪。其大力提倡的艺术意趣与当时的主流文化相背离,并不为正统文人所接受,被贬为“异趣”。他们的绘画题材,都是一些平凡的东西,但正是其有着异于常人的审美情趣,往往使平凡的题材,变成了富有新意境的东西。“扬州八怪”常自喻为“四君子”(松、竹、梅、兰)。他们要求表现出梅的“傲骨”也要画出石的“坚贞”。他们画“江村野梅”以慨叹自己“寄人篱下”;画瘦马对其怀才不遇大发牢骚。可见“扬州八怪”给这些看似平凡的事物赋予一定的人性和社会性,于是那些原来不能入画的事物便焕发了诗情画意,这种艺术眼光是有别于世人的。在人物画的取材上,很好地表现出“扬州八怪”的“怪趣”,他们不画高官而画乞丐,不画佳人而画娼妓,不画神仙而画鬼魅,不画良驹而画瘦马,这都是有别于世人的“怪”。八怪笔下的各种花鸟都是情感寄托的对象:鸡禽可以唤善心;荆棘比喻小人;菜隐喻苛税;螃蟹暗比权贵等,将艺术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关注社会生活。他们将更多寻常百姓家的物品融入作品中,诸如葱、蒜、辣椒、萝卜、白菜、路边的小草、墙脚的野花等取代了过去的珍禽异兽,奇花异果,从而把艺术表现题材拓展到更广的层面。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八怪”的山水画画如其人,也是别有一番奇景。无论是华垢所追求的“离垢”,还是高翔笔下的清幽明远,他们无不着力在尺寸之间展现天工造物,风云舒卷。不仅继承了前辈们的艺术功力,更显示出自身的修养精神。有别于其他画家的是他们于绘画之外还精于书法和诗文题印,这些都与绘画相得益彰。在扬州这一个弥漫着浓重官商气的城市中,竟能生成了如此多的清新脱俗、不落窠臼的佳作。在创作方法上八怪的怪也很是突出,他们特别注重画面的意境,不论大写意、小写意,对神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汪士慎“偶然发兴以臆造”,金农“以意为之”“意造其妙”,华垢“写意不写形”。十分讲求真性情,强调自我。“目无古人,不求形似,出乎町洼之外也”充分体现了扬州八怪的创作精髓。在形式上,八怪十分注重笔墨的挥写,置陈布势,运筹帷幄,胸有成竹,处理精当,无懈可击;艺术家们大胆而高超的构图技巧将诗书画印四者完美地结合,体现出完全真实的艺术,艺术的表现又完美地贴合主题的需求。

“扬州八怪”在一座城市的范围内衍生、成长直至消亡,但其说服力和影响力却跨越了有限的地域,甚至在整个世界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感染。他们具有的与当时不一般风格特点,异军突起,显示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生命扩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