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孔尚任 《桃花扇》 《周易》 文化

摘 要：《桃花扇》的构思受到《周易》文化的深刻影响。《周易》的阴阳之道是《桃花扇》人物阴阳对应设置的依据；剧中复社清流和马阮奸党的斗争是一出光明受损的明夷卦；《桃花扇》不奇而奇的主旨深受《周易》名小旨大思想的启发。

《桃花扇》的构思受到《周易》文化的深刻影响，但鲜有论者给与充分重视，甚至不以为然。如清代学者梁子章，对孔尚任将剧中人物进行“左右二部”等的分类很不以为然：“《桃花扇》又以左右二部分正、间、合、润四色，以奇偶二部分中、戾、馀、煞四气，以总部分经纬二星，毋论有曲以来，万无此例，即谓自我作古，亦殊觉澹然无味，不知何所见而然也。”①认为孔尚任将人人都懂的“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又分成种种部类实属画蛇添足、“澹然无味”。戏曲角色既从无此种划分，孔尚任为何要自我作古呢？其实，这正是孔尚任的深心所在，他要借《桃花扇》传奇阐发《周易》的阴阳变化之理，“名曰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也”②，以儿女传奇演明亡清兴的兴废之理，警醒后人。唯恐阅者不解，孔尚任在自作的两篇序言《桃花扇小识》、《桃花扇纲领》以及他保留在《桃花扇》刊本中的批评中再四阐发，但鲜有知音之论。拙文试解之。

一、《周易》的阴阳之道与《桃花扇》的人物设置

孔尚任在《桃花扇纲领》中揭示了《桃花扇》是按照《周易》的象数之理、阴阳之道来安排人物角色、构思全剧的冲突和斗争的：“色者，离合之象也。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而两部之锱铢不爽。气者，兴亡之数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以奇偶计之，而两部之毫发无差。张道士，方外人也，总结兴亡之案；老赞礼，无名士也，细参离合之场。明如鉴，平如衡，名曰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也。”

“一阴一阳之为道”出自《周易·系辞上》③，原文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中所有卦象都是以阴、阳二爻为基础组成。这两个符号按照阴阳消长的规律，经过排列组合而成为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经过重叠排列组合为六十四卦，每两卦为一组，可以分为三十二对，两卦之间意义上或是以同相类互相映衬：革卦，去故之意；鼎卦，取新之意；或是两相对比以异相明：乾卦刚坤卦柔。从而体现了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思想。孔尚任以左右二部区别男女角色，以奇偶二部区别君子小人，其实就是将它们进行的阴阳划分，左为男为阳，右为女为阴；奇部为君子为阳，偶部为小人为阴。“由于阴爻（--）是由两段组成的，故又代表偶数；阳爻（－）是由一段构成的，故又代表奇数；所以奇部为阳”④。

据此，我们就能解释《桃花扇纲领》中的人物关系表了：他们皆是按照阴阳相对的方式安排而成。作者将剧中的三十个重要人物以经星张道士、纬星老赞礼为总分为两类。围绕着侯李离合之情的人物为纬类，老赞礼细参离合之场；关乎南明兴亡的马阮、史可法为经类，张道士总结兴亡之案；“离合之情”纬类下分左右二部、“南明兴亡”经类下分奇偶二部；因为不同的人物在剧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所以“左右部”中又各分为正、间、润、合四色：“奇偶部”中又各分为中气、戾气、馀气、煞气四色。总部下分二类，二类下各分二部，二部中各分四色。每个人物又因各自的性别、忠奸不同分属阴阳，也就是孔尚任所说的“男有其俦，女有其伍”、“君子为朋，小人为党”。因儿女之情服从于兴亡之感，所以经纬两类中儿女之情类为阴，兴亡之感类为阳；细参离合之情的老赞礼为阴，总结兴亡之案的张道士为阳。

这些人物在出场时，或两两相称，比如第一出《听稗》和第二出《传歌》，分别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出场，这两出戏中的出场人物的数目、身份、出场顺序，彼此一致，互相照应。《听稗》为正生家门，正生侯朝宗先出，陈定生、吴次尾是其陪宾，柳敬亭是其伴友，先后出场；《传歌》为正旦家门，李香君率先出场，杨龙友、李贞丽是其陪宾，苏昆生是其业师，也相继早早出场。这样的出场，既符合传奇的排场需要，同时剧中主要人物因为和男女主角的亲密关系，随同出场也非常自然，这样既交代了主要人物及其关系，又埋下伏笔，预示着以后情节的发展。或两两相反，第八出《闹榭》尾评就指出：“左部八人，未出蔡益所，而其名先标于第一折；右部八人，未出蓝田叔，而其名先标于第二折。总部二人未出张瑶星，而其名先标于开场，直至闰折始令出场，为后来关纽。后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折，三人乃挨次冲场，自述脚色，匠心精细，神工鬼斧矣。”而情节的发展上也是如此，或两两相称或相对：第三出《哄丁》与第四出《侦戏》分别展现吴次尾为代表的三公子与老赞礼对待阮大铖的共同痛恨的态度，但具体写法却有不同：“秀才之打阮也，于场上做出；公子之骂阮也，于口中说出。看文章变换法。”（第三出尾评）“《访翠》一折，却与《闹榭》正对。《访翠》在卞玉京家，玉京后为香君所皈依，《闹榭》在丁继之家，继之后为朝宗所皈依。皆天然整齐之文。”（第五出尾评）“此《投辕》一折，与后《草檄》一折对看者，《投辕》是柳见宁南，《草檄》是苏见宁南，俱被捉获而谒见不同，是对峙法，又是变换法。”（第十一出尾评）

这样，每个人物都与前后和周围的人物形成对应关系，牵一人而动全剧，共同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虽然人物众多，情节也是千头万绪，但《桃花扇》却无《长生殿》人物关系松散之弊。

孔尚任用“象”来称呼剧中的男女角色：“色者，离合之象也。”而“象”则是《周易》中解释卦意的基本概念，它既指具体可观的自然万象，又有着比兴之象征功能，如《系辞·上传》曰：“见乃谓之象”，“圣人设卦观象”⑤。因此，假象见义是《周易》推演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就是借鉴了这一假象见义的思维方式，借戏曲中的男女角色之“象”传达亡国哀思之“义”。一把桃花扇既展示了侯李二人之相聚、相离、相别的悲欢离合，同时又串联起晚明复社清流与奸佞阮大铖、马士英的斗争，作者的笔锋从秦淮河畔的风月指向最高层统治者即南明君臣的亡国之政，揭示了南明亡于党争内乱的主题，“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孔尚任《桃花扇本末》）。

二、《桃花扇》是一出“光明受遮蔽”的明夷卦

剧中各色人物被赋予的“阴阳之道”，在代言体的剧本及舞台演出上是不适合借人物之口说出的，那样，生动的舞台形象就会沦为枯燥的哲学符号。但孔尚任巧妙地利用批注的形式进行了精辟的解说。读《桃花扇》传奇，不能不读《桃花扇》的批注。

《桃花扇》初刊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保留了抄本中的批评。遗憾的是，今天的《桃花扇》通行本如王季思等合注本都没有收录。而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迟崇起校注本却将其以眉批、夹批、尾评的形式随传奇正文刊行。此文所引《桃花扇》的批评，也正是依据迟崇起校本。这些评点据孔尚任说，已不知出自何人，但他却非常珍爱：“又有批评，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于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皆存之，以重知己之爱。”但据董每戡先生考证，所谓“已不记出自谁手”，实属遁词，评点系孔尚任自为⑥。笔者以为，这些批评无论是否孔尚任本人所为，从他上文所说“忖度于心，百不失一”来看，都是深得其心并为他本人所赞同的。这些批语，从阴阳消长的角度揭示了《桃花扇》这一出明夷卦中，马阮之戾气得势、迫使复社清流和有名三忠之中正之气转入地下的过程。

孔尚任在《桃花扇纲领》的人物关系中将侯李命名为“正色”，称有明三忠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为“中气”，称马阮为“戾气”。中正之气与戾气斗争的结果，在孔尚任看来，就是一出阴盛阳衰的的明夷卦。在三十三出《会狱》中，他借侯方域之口悲愤地指出： “【江儿水】演着明夷卦，事尽翻，正人惨害天倾陷。……黑地昏天，这样收场难免。”“明夷卦”的卦意就是“光明受遮蔽”⑦、“明入地中”⑧，“它比喻箕子一类君子，渴望济世而又只能自晦其明的悲剧命运”⑨。中正一词是《周易》描述卦德时提倡的重要观念，守中则是《周易》描述世界发展变化中最理想的状态，尤具善美的发展前途。而《桃花扇》的寓意也在于，南

明虽亡，但侯李和三忠所代表的中正之气“永恒不灭”⑩。

第一出《听稗》侯方域出场，第二出《传歌》则让李香君露面，二人皆为正色，代表阳。第三出《哄丁》写复社清流对阮大铖的辱骂，阮大铖借以出场。第三出的末尾则有评点说：“奇部四人，偶部四人，独阮大铖最先出场，为阳中阴生之渐。”

在复社清流的嘲笑哄打中，阮大铖的出场意味着阳渐趋于极而衰阴则潜滋暗生。第一出《听稗》到第十四出《阻奸》，重在展示复社清流联合史可法与马阮的斗争，虽是未判阴阳，但却暗藏着阴胜于阳的转机：《传歌》、《眠香》及《却奁》出在写清流人士过分辨别清浊，对阮大铖极尽打骂和嘲笑，虽然扬眉吐气，但“复社当年过于标榜，故为怨毒所归”（第十一出夹评），阳极而不知变化收敛，必然会使形势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为以后阮大铖大肆逮捕杀戮复社清流种下了祸根。

《阻奸》一出，“贤奸争胜，未判阴阳，此一折（《阻奸》），治乱关头也。”（第十四出尾评）也就重在揭示双方关键时刻行事的不同——君子之疏懒于小人之殷勤。此出写北京失陷后，崇祯自缢而死，迎立新君是南朝的当务之急也是立国之本。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暴露了君子清流识见和决断的不足。马士英阮大铖意欲迎立福王捞取政治资本，写信拉拢兵部尚书的支持。史可法不但没有识别二人的奸识，而且轻易地听信马阮的一面之词，差点上了他们的贼船，吩咐侯方域：“答他会书，明日会稿，一同列名便了。”但幸好被侯方域以三大罪、五不可立劝阻而幡然悔悟，命令侯灯下写书相拒，这虽然保全了史可法的政治清白，但他的犹豫不决依然于事无补：“再寻求贤宗雅望，去留先决。”虽然否决了福王的继立，却未能当机立断掌握朝政大权，更无力确定新君的合适人选。这就给无孔不入的马阮留下了政治缝隙。此折夹评不无惋惜地说：“君子做事如此疏懒，焉得不败！”

与此同时，又极力刻画马阮小人做事的殷勤之态。为了夺取拥立新君的政治资本，他们先是写信拉拢兵部尚书史可法，被回信拒绝后，阮大铖仍不死心，又挑灯深夜来访以利益相诱，面对着看门人的嘲弄羞辱，他忍辱含垢而退；继而先斩后奏，派人前往江浦迎来福王，有恃无恐自立新君：“老史，老史，一盘好肉包辍上门来，你不会吃，凡去让了别人，日后不要见怪。”此处的夹评无限遗憾：“小人做事如此殷勤，焉得不济？”尾评则说：“此一想，小人而无忌惮矣，天下事从此不可问。”君子处悔而不知变化，小人做事又无缝不入，此时已是阳极趋衰、阴趋于盛。等到十五出《迎驾》、十六出《设朝》福王即位，逮社听歌，大行亡国之政，侯方域和史可法也就自身难保：史可法被排挤出朝，侯方域幸免被逮逃离南京，形势急转直下。从二十九出《逮社》到三十三出《会狱》，复社清流被网罗下狱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台上盛演《桃花扇》，而据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回忆：“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孔尚任赞叹批评者深得我心。这也是写《桃花扇》的目的，通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为后人提供前车之鉴：“身处其境，极力装扮而不自知。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知鉴之，亦使后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二十四出《骂筵》夹评）

三、《周易》名小旨大思想对《桃花扇》不奇而奇构思的启发

《易传》在解释卦爻辞时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想。《易·系辞下传》中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11}《周易》这一名小旨大的思想对中国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就以此语称颂屈原的诗歌。

孔尚任以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慨，也是受到了名小旨大这一思想的启发，细读《桃花扇小识》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苦心：

传奇者，传奇事之奇者也，事不奇则不传。桃花扇何奇乎？妓女之扇也，荡子之题也，游客之画也，皆事之鄙焉者也；为悦己容，甘嫠面而染花，亦事之细 焉者也；伊其相谑，借血点而染花，亦事之轻焉者也；私物表情，秘笺寄信，又事之猥亵而不足道者也。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唯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且不知归何处也。

侯方域和李香君二人的遇合不过是妓女与荡子间的风流“鄙焉之事”，其间虽有面血溅扇、私物表情、秘笺寄信的男女之事，但都不过是事之细焉、事之轻焉、事之猥亵而不足道者，秦淮河畔盛演不衰，本不足称奇。但桃花扇的不奇而奇之处在于，扇面上的桃花虽为情人而留，但却是李香君甘愿碎首淋漓对权奸以死相抗的刚烈表现，这样，在李香君的面血溅扇中同时又展现了有名三忠之气血，达到了以细焉之事传忠臣儿女的大旨。

而南朝七作者的安排，更是体现了孔尚任“名小旨大”的比兴意识，续四十出《余韵》夹评说：“南朝作者七人，一武弁，一书贾，一画士，一妓女，一串客，一说书人，一唱曲人，全不见一士大夫。表此七人者，愧天下之士大夫也。”锦衣卫千户张瑶星、书商蔡益所、画士蓝田英、妓女卞玉京、串客丁继之、说书人柳敬亭、唱曲者苏昆生七人地位卑微（即使是张瑶星，也不过是一个锦衣卫千户，并没有直接参加对阉党的激烈斗争），可是他们都以自己磊落的风姿主动地选择了入道殉国，成为南明亡国悲剧中最亮的一道光彩。《桃花扇》的评语中以“作者七人”总括他们，其实是对他们的高度称颂。“作者七人”中“作者”一词何意？为什么安排了七个人而不是五个或者八个人？研《桃花扇》者都避而不谈。其实，“作者七人”出自《论语·宪问》：“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作者七人矣。”{12}“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13}孔子在这里举了七个“逸民”的名字。“作者”也就是避世的隐者。朱熹引用了“李氏”的解释：“作，起也，言起而隐去者，今七人也。”{14}《桃花扇》中的作者七人正是与此相合。他们或为隐士，或为道士、道姑。国家兴亡既非他们的努力所能挽回，渔夫柳敬亭和樵夫苏昆生，于是寄迹于山林水涯，成为山中高士。其余五位则为入道者，即锦衣卫千户张瑶星、书商蔡益所、画士蓝田英、妓女卞玉京、串客丁继之；他们不满南明亡国之政，不甘降身辱志，遁入道观。这才是作者于侯李和三忠主要人物之外，不遗余力展现七作者的深意：正是他们这些卑微的小人物，身体力行了儒家思想的要义：尽国以忠孝，修身以节操。

《周易》历来列为儒家群经之一，作为孔子六十四代传人的孔尚任，对于《周易》也有很深的了解。孔尚任虽然没有专论《周易》的著作，但如前文所述，《桃花扇》中却处处体现了他借阐发《周易》之义理达到“有益于经济，有益于人心”{15}的用世苦心。

（责任编辑：古卫红）

本文是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认知与教育对策研究：以史学分析与公共历史教育体系的构建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爱梅，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院讲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①［清］姚燮：《今乐考证·著录八》引录，转引自吴志达主编《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984页。

②孔尚任：《桃花扇》，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③④⑤⑦⑧⑨⑩{11}唐明邦：《周易评注》， 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1页，第280页，第197页，第94页，第96页，第95页，第96页，第243页。

⑥董每戡：《五大名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第500页。

{12}{13}{14}［宋］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2页，第233页，第192页。

{15}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