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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形象化说理艺术赏析

2009-05-29张垂明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09年5期
关键词:形象化写景对比

关键词:形象化 缘事 写景 比喻 对比 咏史

摘 要:本文用分类举例的方法,分析了唐诗中形象化说理的几种常见的方法,即缘事以说理、借景以蕴理、比喻以寓理、对比以现理、咏史以寄理,为我们阅读、了解、欣赏唐诗提供了一些方法和借鉴。

诗以抒情为主,但未尝不能说理。可是诗歌毕竟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形象化的艺术,形象性是它区别于其他叙事说理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有限的篇幅内和严格的格律下,通过形象说理,在形象中议论,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难点,也是唐代诗歌力压别代、超拔脱俗的一个优点,许多唐诗不仅敢于议论说理,而且以形象的鲜明、哲理的深邃、语句的精美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诗和警句。那么,在唐代诗歌创作中,诗人们是如何运用形象化手法来议论说理的呢?

一、缘事以说理

和抽象的议论相比,通过具体鲜活的事例,因事、就事、借事来说理,往往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也更容易令人信服,为人接受。在唐诗中,就有一些诗作,用写景来带动叙事,缘事而形象说理,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例如张旭的《山行留客》: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诗写春光明媚之时,在风景优美的山中,和朋友一起游玩。正在兴头,天色忽然有点阴暗,客人怕下雨,急着要回去了。要劝说客人打消回去的念头,就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来解除他的顾虑。诗人巧妙地借助形象,运用诗句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纵然天气晴明,毫无雨意,但要继续攀登,山势越来越高,云气越来越厚,浓厚的云气同样也会沾湿衣服,这和细雨又有什么分别呢?诗中是在说理,但却用具体的自然景色及其变化来进行议论,表现出鲜明的形象性。

又如杜甫的《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此诗表面上称赞平叛将军花敬定家歌舞之盛,世间少有,暗中则讽刺其居功自傲,生活奢侈:像这种乐曲只应该天上才有,人间哪能听到几次呢?也就暗示这位将军的享受,简直和帝王差不多。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既是非法的,又是非礼的。诗人对此加以讽刺,而这讽刺之意却以赞叹之词出之,可谓用意深而达意婉。此种讽刺手法同样是就事说理、以事明理,形象鲜明。

在唐诗中还有一些作品,借用一些典故来表明作者的看法,抒写作者的感慨。因为典故所记都是过去存在过的一些人、事,内涵丰富,以之来议论说理,往往形象鲜明、言简意赅、含蓄委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作者要表达对现今将领的不满,但这种对边事的感慨议论是引用飞将军李广这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设想,假使李广在今天还活着那就绝不会让胡马度过阴山,边境就会平安无事,征人也就可以回家了。这里是用一种想象中的美妙来反衬现实中的缺陷。诗以假设之辞,表赞赏之意,充满了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景慕之情,则对现今将领的无能之批判,不言自明。这种讽刺可谓“微而显”“婉而成章”,用典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二、借景以蕴理

在唐诗中不仅有表达某种具体看法的就事说理,还有很多因景生情、即景说理、情理相融的说理,这种理往往突破了诗本身的意义范畴而具有了深刻的哲理。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诗人登上鹳雀楼,瞩目四望:远眺中条,有落日熔金、暮云璧合之状;俯视黄河,有奔腾跳掷、一泻千里之势。在这浑灏苍茫之境中,诗人面对祖国壮丽的山河,以无比的激情昂首唱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中既有为祖国山川雄伟而自豪的激动,也有站高望远这一哲理的深邃。它给我们无穷的遐想、无限的憧憬,鼓舞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全诗旨意虽然重在哲理,但景与情、情与理熔铸为一、浑若天衣,毫无斧凿痕迹,既生动自然,又引人入胜。这种寓理于景、融理于情的写法,正是唐诗形象化之一端,正是唐诗的魅力所在。

又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诗人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古原草顽强再生的力量。一场野火虽然可以使秋草枯萎化为灰烬,但待到来年春情催动,它又会生发出一片葱绿。在烈火中毁灭,在烈火中再生,这是野草的性格,也是野草的风流。诗人在讴歌这种自我新生的风流时,流露出奋发向上的人生追求,因而诗句显得意气风发、不可遏止。浓郁的诗意、动人的韵味,从而赋予此联流传千古的生命力。整首诗都是围绕着“古原草”来构思,句句写景,在突现野草坚韧性格的同时,揭示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形象是鲜明的,说理是自然的,也是深刻的。

诗贵含蓄,在诗中着重写景,而将道理暗寓其中,则其欲说之理有余不尽,含蕴无穷,耐人寻味,反较直接议论更为有力。如李商隐《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诗中通过对古原夕照晚景的描绘,抒发了对大自然时光的怜惜之情和无可奈何的心境,蕴藉着生活的哲理。在夕阳的余辉下,美丽的大自然、美好的人间,即将在夜幕中淹没了。这怎能不让人顾盼留连、悲从中来呢?诗人只为热爱这美好的晚景,却又无法将它长久留住,更无法抗拒夜幕的来临,因而增添出一怀愁绪,发出好景无常、良辰易逝的惋叹。诗人从大自然的兴衰相继的现象之中,领悟出世间万物盛极必衰的道理,油然产生一种对美好事物留恋惋惜之情。永恒的事实,深刻的物理,竟蕴于十字之中,这正是此诗“理”之所在。

三、比喻以寓理

用多种多样的比喻来加强形象,是文学中常用的表现手法,诗歌也不例外。唐诗中就有许多新鲜、奇特的比喻,形象而巧妙地进行了议论说理。如王之涣《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诗写出塞远征的士兵们的思想感情。远征士兵们在荒凉的境遇中,忽然听到了羌笛的声音,而羌笛所吹,又是《折杨柳》一曲,怀乡之感油然而生。但诗人却没有就此停止,而是代征夫们进一步设想:羌笛又何必吹出这种“愁杀行客儿”的乐曲呢?折柳赠别,是当时风俗,所以看到杨柳,就想到离别,而由于怨离别,所以连杨柳也怨恨起来,以致在笛声中透露了这种感情。可是,如果想到再往前走,出了玉门关,气候就更冷了,虽有春风,而不能吹到关外,也许连杨柳也不会发青了,那就连折柳赠别也不可能,吹笛怨别也就更属徒然了。此诗除了表达思乡之情,还有对最高统治者不恤士卒的沉痛谴责。将士们不仅要忍受长期离家的思乡之痛,还要承受被弃蛮荒、无人顾及的冷遇,真可谓心比天寒。这种谴责就是以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比兴形象出之,因而这种议论显得委婉细致、含义深刻,情感更强烈,风格也更悲壮苍凉。

张九龄《感遇》十二首更是妙用比喻、寄托深远的典范,其一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而为佳节。

谁知林蹊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诗中歌咏春兰的枝叶纷披、秋桂的芳华皎洁。林中之人,闻其香而爱赏、而采摘,但草木自有芳洁之本性,并不倚美人之采摘、欣赏而身价倍增。全诗通首采用比兴手法,借春兰秋桂高洁的品质,来比喻自己不同流合污、坚持政治理想的节操;以兰桂不因无人采摘而失去其芳洁的本性,来比喻自己高尚的品德和志趣,特别是最后两句,不仅是托物寓意,而且托物言理,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志士仁人的志坚行芳、英名伟业,是他们操守自持、自我奋斗得来的,是他们本性使之然,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靠外在力量、靠别人吹出来推出来的,正像作者在另一首《感遇》诗里称赞丹橘的那样,“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因而被后来无数节守自持、孤芳自赏的君子贤才津津乐道。所借之物,何其鲜明;所寄之慨,何其悠远;所寓之理,何其遥深。全诗用比十分贴切,因而诗歌鲜明突出。同样运用比喻、以物喻理的作品还有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在狱咏蝉》)”,李商隐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蝉》),杜甫的“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等。

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中唐诗人刘禹锡,也是一位妙用比喻的大家,他写了很多政治讽刺诗,运用比喻来形象地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如《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从表面上看,只是写玄都观中桃花之盛衰,人物之存亡,自己的升沉进退,实际上有深刻的寄托。这些桃花就是善于投机钻营、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种桃道士则是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派。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所谓“桃花净尽菜花开”。而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够预料到的吗?对于那些扼杀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乐观和不屈,显示了他将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和信心。这是诗人政治的宣言,是深刻的议论,也是形象化的诗,其中比喻起关键的作用。

四、对比以现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对比也是唐诗常用的表现手法。诗人将一对矛盾写在一首诗中,作出强烈的对照来进行议论说理,深化主题,强化表达效果。如陈陶《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作者没有直接用议论来谴责他所厌恶的统治阶级诱使人民去进行“誓扫匈奴”的战争,而只用“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这两个具体的形象作强烈的对比,让读者在自己的脑海中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景,从而看出诗人对不义战争的谴责,对人民的同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诗的画面感极强,就像几个电影镜头一样,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形象是鲜明的,对比是强烈的,谴责是沉痛的。

又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诗前两句写过去,后两句写现在,正是在这对比之中表现出时世沧桑、今昔之感。李龟年当日声名极盛,恩遇极隆,自己也是早露锋芒,满怀抱负,希望致君泽民,成就功业。不料晚岁相逢,彼此却都是飘零异地,回想开元时代歌舞升平的盛况,对照乱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凋零、人民的痛苦,李龟年和自己的流离失所,真是感慨万千,无从说起,一句“落花时节”尽括其中,真可谓言简意赅、形象鲜明。

一般来说,直接描写某种环境,是比较难以突出的,而通过对比,则获得的效果往往能够大大加强,而通过热闹的场面来描写凄凉,更觉凄凉之可叹。如李白的《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作为怀古之作,诗人选取的不是漫长战争过程中的某一片段,而是吴败越胜、越王班师回国以后的两个镜头。消灭了敌人,战士们凯旋而归,尽穿锦衣。越王踌躇满志,耀武扬威,而且荒淫逸乐起来,于是,花一样的美人挤满了宫殿,多么繁盛、美好、热闹、欢乐,然而结句一转,上面所写一笔勾销,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几只鹧鸪在王城故址上飞来飞去罢了。这一句写人事的变化,盛衰的无常,以慨叹出之。前面所写的过去的繁华和后面所写的现在的冷落场面越形象鲜明,对照就越强烈,前面写得越着力,后面转得就愈有力,感慨就越深,主题表达得越充分。

五、咏史以寄理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还有一类作品,它是就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论而引发感慨的,即所谓的咏史诗。它或者借史事以抒发怀抱,借过去人物的活动以表明自己的行藏;或者对史事进行评价,阐明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借古喻今,鉴往知来,其中的议论说理成分也是不言而喻的。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诗中描绘了西晋水师东下伐吴、结束国家分裂状态的史实,蕴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任何天险、锁链、王气都挽救不了腐败王朝灭亡的命运,国家的统一是大势所趋。诗人抚今吊古,借古鉴今,尤其是尾联,另拓新意,以今昔对比的手法,结出深刻的寓意。三国六朝的分裂局面早已过去,现在唐王朝实现了“四海为家”的统一,这是应当珍惜的,而昔日江上的营垒,如今已荒废埋没于秋风芦荻之中,显得如此荒凉冷落,以景作结,寓意深远。此诗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叙述史实,繁简得宜;抒发感情,自然深沉;议论说理,形象鲜明。

又如杜牧《赤壁怀古》: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篇开头借一件沉没水底沙中多年的折断的铁戟,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件的慨叹。后两句是议论,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于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是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方便,那么胜利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会改变,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担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她们的身份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绝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的社稷和生灵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一诗句来描写“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歌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将讽刺与议论融合成为一体,即借议论进行讽刺,或以讽刺发为议论这一艺术手段,是唐诗中议论说理的常见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杜甫的绝句中已经出现,到了刘禹锡,又有所发展,而李商隐则更加突出,具有施补华《岘佣说诗》所说的“以议论驱驾而神韵不乏”的风格特色,《贾生》就是其中一篇: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此诗借史事讽刺统治者不知用人。首句从反面说起,写汉文帝求贤的真诚和迫切,连已放逐远方的臣子都要加以访求,召他回朝,似乎这位皇帝真要励精图治、爱才如渴了。此句承上,正写贾谊。一面是文帝求才心切,另一方面被召回的逐臣贾谊又确有无与伦比的才情,那么文帝必然虚心请教贾谊,而且其所询问的内容又必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就不消说了。这两句实际上是欲抑先扬,但在行文上,却很平顺,使读者看不出下面会突然出现一个大转折。第三句是由正面转到反面的过脉,仍写君臣际遇,谈得投机,听得入神,直到夜半,不觉虚前席,只在前面用“可怜”“虚”三字陡然翻转,化赞赏为感叹,化歌颂为讽刺。结句申明“可怜”“虚”之理,在于不问苍生问鬼神,结出正意。诗人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但主要是说明事实,只用“可怜”二字加以勾勒,点出用意,并未多发议论,但却给人以意外的辛辣之感,而在这辛辣之中,还掺和着一点幽默,使人苦笑,构思可谓精巧,形象可谓鲜明,语言可谓精警。

以上分析了唐诗中形象化议论说理的几种常见的方法。艺术贵创新,实际上,唐诗中议论说理的方法远不止这几种。而且这几种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界线分明、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有时同一首诗中会有上面两种甚至几种方法,并且它们浑然一体、难以区别。作诗有法,但无定法;诗贵含蓄,但不排斥直露;诗主情,但仍可叙事、写景、言理,这就是思维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这就是诗的辩证法。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张垂明,河南省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讲师。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版。

[3] 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版。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11月版。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

[6] 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7月版。

[7] 刘永济编:《唐人绝句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

[8] 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9月版。

[9] 俞陛云:《诗境浅说》,上海书店,1984年12月版。

[10] 潘百齐编著:《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成》,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11] 萧涤非 程千凡 马茂元 周汝昌 周振甫 霍松林等撰写:《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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