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红 刘艳梅

大量的阅读和研究说明，现代很多女性作家不仅在文本中为女性摇旗呐喊，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勇敢地实践她们的哲学，可以说她们本身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女性文本，当我们走近她们，就像游走在文本和现实之间。她们的文本来源于生活，而生活又照应着文本，并佐证着女性解放的坎坷历程。比如说丁玲。

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而一鸣惊人，“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在这篇小说中她表现出了惊世骇俗的胆量和气魄以及坚定的女性立场。但是身处大革命的时代，丁玲内心深处的热血被激荡着，尤其是作为革命者胡也频的夫人和胡的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直接成为了丁玲走上大时代并且紧紧走在这场革命的最前沿的催化剂。从此丁玲否定了莎菲这样一个极具女性意味但是已不被主流文化所倾听所接纳而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女性形象，努力地进入到主流文化当中，并且用粗大的手笔写出了《水》、《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一些反映时代面貌的宏大作品，而且作者自己还表白说：“(这部小说)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至此丁玲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完全的将自己融入到大众的主流话语当中，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缴纳了一切武装，“进入到大众的模糊了性别的声音之中，一辈子不断地改造自我，不断地有意识地克服r自我，用讲述主流的‘大我话语取代讲述女性的小我话语。从她早期的‘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的女性自我主动意识，转变到了‘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到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被动意识”。但是如果丁玲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完完全全地按照时代的要求去做，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是是非非。仅有的几篇为女性说话的文本给丁玲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问题审查到批判游行，再到最后发送北大荒，剥夺党籍、政治生命与书写的权利，造成了丁玲此后二十多年在文学上的销声匿迹，可以说丁玲为自己的女性书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她没有预见到她所倾心向往的主流文化当中仍然残存的父权意识有着多么大的破坏力。丁玲的后半生就一直在沉默当中度过了，她的故事“惊人地契合了苏珊·格巴对处于历史中女性创造情况的精微洞察：她被胁迫着讲述同一个故事——自己沉默的故事，即关于她们默许自己——沉默的文本，成为交换物的故事一以自己的沉默交换生存”。但是即使是这样，诽谤也还没有停止。当那段历史成为过去，人们又回首昨天，丁玲的那曾经为接近主流社会而付出的努力又成为了人们讥诮的口实。从丁玲的政治生涯和写作历程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女性，她的生存是多么的不易，她如果想要进入主流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切身体验，而且还要被讥笑和怒骂因为她闯入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但是如果她固守自己的女性体验则又不会见容于主流社会从而避免不了被淹没的命运。丁玲的一生如此清晰地给我们呈现了女性充满悖谬的真相。

实际上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很多的女作家的经历具有代表性，比如庐隐、萧红、张爱玲、石评梅、苏青、罗淑等等；她们的经历无一例外地隐喻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书写主体进入历史文本的中国女性所有的抉择方式类型以及它的结果。而似乎殊途同归的黯淡与悲惨，则无一不表征着她们追求做“人”的艰难命运与艰辛历程。但她们正是以这艰难命运与艰辛历程来做争取她们自己在历史中、在文本中的书写地位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女性主题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被裹挟在源远流长、势力潜厚的复杂历史中有时不免“在一个颤抖着的均衡僵局中一直停滞不前”，但这种努力却也永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