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病复出”：官场与媒体躲猫猫曹林

继上次“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带病复出”被媒体拦阻后，媒体近日又曝光了两起官员“带病复出”丑闻。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早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瓮安事件中被撤销瓮安县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也调任该省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

媒体曝光对“带病复出”一点威慑效果都没有起到，只不过增加了一些地方在“带病复出”上的隐蔽能力和欺瞒媒体的操作技巧。媒体曝光，政府反曝光，“带病复出”已经成为一场各地官场与媒体的躲猫猫游戏，

在这场我躲你找的躲猫猫游戏中，媒体永远不是“带病复出”者的对手。显然，相比段春霞和张志国，此次贵州和山西两地官员的“带病复出”技艺越来越高了，山西的那住撤职没几天就悄悄复出了，穿着“协助工作”的复出马甲，而瓮安的那位做得更为隐秘，若不是网友无意从某位官员的谈话中敏锐地发现线索将很难被媒体发觉。

这是“带病复出”过度依赖媒体曝光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法律缺位，制度虚置，体制纵容，媒体只能在偶然发现线索中监督个案。所谓“过度依赖媒体”，就是政府的行为过度依赖媒体曝光的驱动。媒体不曝光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媒体报道了，引起舆论公愤了，政府才会当回事情，才会故作“刚刚知道消息”的惊讶状，才套当着媒体的面又是撤销任职决定，又是处理相关责任人。可一旦远离了媒体的视野，一切又恢复了常态。媒体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政府和官员，约束政府的本应是制度化的法律，可我们的法律在问责和防范“带病复出”上缺乏严密的规定，一些地方政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制度和法律缺位的时候，没有什么能约束政府，唯有媒体借助于舆论压力的曝光，官员“带病复出”唯一要防着的就是媒体(和网友)，只要瞒住了媒体也就瞒住了正义、于是，“带病复出”也就成了官场与媒体一场监督与反监督的躲猫猫游戏。

读书无用：教育问题还是经济结构问题陈方

在经济相对活跃的重庆地区，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这一事件被某些媒体解读为“读书无用论开始蔓延农村”。如果更精确地来表述的话，我们讨论的其实是“上大学是否有用”。在若干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招数里，“上大学当蓝领”近来成为一条很主流的出路。既然铁定了要做蓝领，还需要我们去上大学镀金吗?没上过大学也不见得没有传奇，比尔·盖茨半路退学卡耐基没上过大学，不也都成了一代富豪?可如果卡耐基活在令走，他能获得当年那样的成功吗?教育这一关过不了他根本进不了高层次的竞争，又如何出人头地?

讨论来讨论去，似乎也不仅仅是中国教育的问题，它和中国的经济结构还紧密相连。有识之士说了，中国经济发展在明显地走向“粗笨化”。这种产业结构失衡反映在劳动力需求结构上，就是知识型服务业岗住——基本上属于所谓“白领”岗位——需求相对不足，对蓝领型岗位却产生了旺盛的需求。而做一个蓝领并不一定需要高昂的上大学投资，当真如此，这样的投资不要也罢。

可我们真的能够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感召吗?有谁又情愿做一辈子蓝领呢?在当下的中国，“‘黑爪子干活挣钱‘白爪子花”已经成为一线蓝领工人的真实写照(《中国青年报》3月30日)。

谁都不愿意永远当下层社会的打工仔，所以我们还必须依靠教育、依靠知识来改变命运。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中国教育一直朝着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发展变化，农村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过去是因为上大学后收益太低，现在除了收益风险过大，上学成本太高难以负担更是重要原因。

从“读书无用论”的经济学视角来看，放弃这一高昂的教育投资或许没有错。但是一旦“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成为一种文化障碍，社会整体前进的阻力恐怕会变得更大。

纵观当下的中国，“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蔓延”，即便我们难以厘清到底是经济结构还是教育问题的原因，即便目前中国需要众多不必靠大学来镀金的蓝领工人，但必须警惕的是，“读书无用论”一旦成为一种文化障碍，那这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局面除了某种制度不公平的原因外，又多了一层文化桎梏。消解这道文化桎梏，也许比消解制度不公更为困难。

最低工资标准在中国是一道屏障邓聿文

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呼吁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人也日新增多。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提出废除该制度，引起舆论很大反响。鉴于此，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李守镇3月9日明确表示，全总不赞成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他建议企业经营者应谊从长计议，把精力放在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品种、调动职工积极性上，不要总在职工的劳动报酬上打主意。

笔者以为，虽然要求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的呼声并非没有道理但其根本错误就在于忽略了中国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的前置条件。

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说过，工资的形成还是应谊遵循自由市场原则、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背离了充分就业的均衡价格，只会将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劳动者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这也是批评最低工资制度者的主要论据。可问题是，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恰恰不是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的，而主要是由强势的资方单方面决定的。

这是因为，中国缺乏西方那样强大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还有比西方多得多的低端劳动者。因此，如果政府不为弱势的劳动力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在相时稀缺的资本和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的博彝中，劳动者将会失去最起码的讨价还价权利。

退一步说，即使有劳动者愿意接受企业开出的最低工资，由于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这样的工资水平可能仅够糊口，根本不能满足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更不用说还有余钱去充实和提高自己。这样的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就业，在经济学上属于收入不足型的不充分就业，它对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扩大劳动者消费毫无作用。市场上这样的劳动力越多，经济就越不可能繁荣。

因此，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更多是一种对弱势劳动者的保障，而非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杠杆。是否会因此导致就业减少?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1993年最低工资制度实行后，劳动部门的统计显示，多数年份失业率增速反而有所缓解。

当然，由于中国低端劳动力太多，最低工资标准不可能比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市场均衡价格高很多。否则，企业就套因为承受不起用工成奉而减少用工数量，这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尤其明显。所以，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应该是有弹性的，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最低工资标准往上提一点，经济形势差的时候，最低工资标准往下降一点。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可以适当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但绝不能废除最低工资制度。

部分农民种粮积极性为何不高左成林

春耕备耕时节，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确保粮食增长、农民增收至关重要，去年11月13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纲要明确了我国粮食生产的目标和任务，使我国的粮食生产有了长远规划，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目前部分地区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仍然不太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愿种。一些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把劳动力转移作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种粮的收入同打工收入相比，差距太明显了，老百姓自己会算这笔账所以种不种粮食已无所谓，既使要种，也仅是为了占住耕地，至于生产多少并不重要，

二是不让种。贫困地区在城镇化建设上一味模仿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模式，求“大”占用了大量的、最好的粮田，使得农民无地可种：为了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使其规模达到最大化，有关部门统一规划种植特色作物用几千亩、上万亩的良田采种特色作物，粮食作物自然就不能种了。

三是不会种。当前仍有大量农民根本无法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来进行粮食生产，而传统种植模式已远远不能达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且传统农业种植对促进粮食增产的作用已到极限，所以面对如何掌握和利用“现代科技”来种粮，农民就显得束手无策。

四是种不了，粮食种植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天吃饭”，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尤其像近年来恶劣的气候变化，使得许多农民种植的粮食颗粒无收，无法进行正常的粮食生产。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缺失，也限制了对粮食的种植。另外，大量劳动力的外出，导致种粮缺少一定的劳动力。

近些年来，由于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挣了不少钱，他们务工的“高收入”与种粮的“低收入”相比，使他们时种植粮食产生了一定的厌倦情绪，粮食种植后继乏人。民以食为天。不论社会怎样发展，农业始终是基础，仍需要有人来种植，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