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颐

本书分为帝国斜阳、今昔人物、不是故事、公共空间四辑，追思近代中国步履蹒跚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沉入历史，乃是为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历史中找寻解决当下问题的钥匙；横议时事，因为多了一分历史的维度与眼光，分析问题免了就事论事，层次随之丰富。作者尤其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着力从文本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留存个体鲜活的私历史。

小民要活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有如一饱览世事的布衣老头，坐在冬日的阳光下，不紧不慢地拉拉家长里短、说说世态人生，简净素朴，不着余墨。喜欢他的文章，还因为怀人忆事、谈艺论学基本不离红楼沙滩老北大，那里恰是我一直工作和曾经居住的地方；银闸胡同是他当年和“林道静”(杨沫)同居之处，虽然现在面目全非，但每当路过这条胡同，我仍会不禁想起他的“银闸人物”中那些个有趣的人物，甚至会对“余永泽”、“林道静”们的不同选择和命运生发一番感叹。

同在京城舞文弄墨，与先生的近距离接触却只有一次。1995年5月17日，葛剑雄兄由沪来京，因张中行先生对他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曾赞赏有加，故《读书》编辑在东四北边的孔乙己酒家做东，宴请他与张中行先生，庞朴、王蒙诸先生作陪，在下也忝陪末座。后来，张先生在颇引争议的《有关史识的闲话》中，还提到这次聚餐“席上除绍兴花雕之外，还有几位常在《读书》上耍笔杆的。”葛、王均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之人，他二人凑一起，正是“侃”逢对手，整场饭局的“谈锋”自然被这二位垄断，只听他们侃侃而谈、你来我往、妙语连珠，他人委实难以置喙。张先生本是“主宾”之一，话却不多，只是静静地认真倾听。文与人，都给人以散澹飘逸、平淡冲和、粹然儒者印象。不过，如果对他了解较深，便会知道，他的慈眉善目之下还有“决不宽恕”的怒目金刚那一面。凡事顺随平和的人生态度下，却决不轻信，坚守不少人都未能坚守的做人的底线。

张中行先生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2006年，他人生的前70年，是中国社会大厮杀、大动荡的70年。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之中，个人只是扁舟一叶，能随波起伏不被惊涛骇浪吞没即是万幸。劫后余生，看到太多的死亡悲剧，张先生对生之不易的感受格外强烈，所以格外强调“小民要活”，“只要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他的要求实不过分，只是升斗小民能平平安安地“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并不易得，1947年，他的家乡土改，再穷的村也要找出地主来，张家虽不富裕，但在村里尚属能吃饱之家，也成为土改对象。土改开始时，不断传来邻村打死人的消息，张家准备外逃避难，但此时村里被围，“对象”之家一个人也不许出。这时，张中行的妹妹不久前刚生下一个有残疾的女孩，家人狠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中淹死，全家人谎称埋孩子混出村。他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的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

有此经历，在新时代，他一直小心翼翼兢兢业业，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能不表的态就不表，就是在“鸣放”时，无论怎么动员，他虽有自己观点，却就是不“鸣”不“放”。因此，幸免“右派”之厄运。他不是学术权威也不是领导，历次运动都是有惊无险。甚至“文革”中，他虽然也受“监督劳动”、“批斗”、“认罪”之罚，但毕竟不是“重点”，只是心惊胆战地看着朋友、同事、邻居被打被抄甚至自杀。而他“文革”中在“干校”3次被批斗的经历，是当时许多“小民”的家常便饭，因此更具“典型性”。

三次被批斗

到“干校”时，他已年过花甲。有次在水井打水不小心水桶落入井中，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结果此事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了他的批斗会。批斗会上，所有的发言和口号，都是证明水桶落井不用心捞，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应当认罪。

第二次，是一天晚上正要上床时，听到有人在外喊“看彗星”，他也与大家一起跑出去看彗星。以后的几个晚上，为了看彗星有何变化，他每天上床前都到院里看看彗星。没想到，连这都有人向领导汇报，认为动机可疑。领导又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又开了他的批斗会。会上发言全部集中一点：你看彗星是妄想变天。最后，还有一位“战友”发言“最为深入”：想变天还有更深的思想根源，就是思想陈腐，还相信天人感应。

第三次则是在劳动之余伏在桌上悄悄在纸片上抄写唐诗宋词，也被人汇报，又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而且，这次“罪行”最为严重。因为当时只能读“红宝书”，而他有时间却不钻研“红宝书”!由于罪大，批斗也要大举，所以先来一番搜查，果然在他箱中搜出《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订本。“接着就开批斗会，审问，带这样的书，并抄录，是想干什么?”批斗会自然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竟敢轻视“红宝书”、可见无意改造自己、实为罪大恶极等等。而“处理只是这个合订本没收，未说判什么罪；还有优于俞平伯先生的，他偷看《水经注》要写检查，我则未奉命写检查”。他承认，每次批斗会他都是站在会场中间，立正、低头、认罪，而没有坐“喷气式”、挂黑牌，实属优待。

意外的刚烈

在这种严苛环境下，他认为对“小民”来说，“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不过，这种经历也使他强调人生只能“顺”、“随”之下，还有一个做人的底线：“我一生不在背后窥人隐私，打小报告或告密，以求用别人的血换得平安或往上爬，就是在干校为奴也决不破例。”因此，在“文革”中杨洙单位的“专政组”来外调，对他进行种种威吓，要他按他们的要求“证明”杨是假革命、是叛徒时，张中行却顶住巨大压力，说杨当年是真革命的，自己是不革命的。后来，杨还写文章对此表示感谢，说他这次表现十分勇敢。言下仍有他当年钻故纸堆、没有随她走上革命道路是胆小之意。但她毕竟知道，这时不说假话之人少之又少，需要的勇气却也不下当年的革命，所以才格外感激。因此，他才有资格对那些借运动来整别人、损人利己、无情无义的人“决不宽恕”，性情中才会有一种令人意外的刚烈。

说到当年与杨沫的分手，张中行认为主要是两个人思想上有了距离，杨走“信”的路，他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的“疑”来自北大，认为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认，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他毕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新的政局的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但他做不到，因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

所以，当北大约他撰文纪念建校90周年时，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怀疑与信仰”。他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让人不信。因此，他非常推崇早年读过的罗素的《怀疑论集》，他一直记得书中说过，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时，英国的说功劳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劳都是德国的，而罗素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罗素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对罗素此论，他大加赞赏，屡屡提及，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他说自己思想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他一家三代共有7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他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