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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历史的发展有太多偶然

2009-05-26

中国改革(综合版) 2009年5期
关键词:军部新四军史料

张 弘

著名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使用史料之丰富,在之前的同类著作中极其罕见,并将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推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迅速在史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

历经坎坷的历史研究

《中国改革》:《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在这本书出来之前,专业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杨奎松:从专业角度来回答,这实际上是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国共关系史研究状况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史研究的问题,再一个方面则是共产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

从国共关系史的角度,台湾学者较早地接触和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李云汉1966年出版了《从容共到清党》,蒋永敬1972年出版了《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它们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里最早出版的最有份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只是,两书对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研究仅仅集中在1924~1927年间。与此同时,像张九如的《和谈覆辙在中国》,关中的《战时国共关系》、《战时国共商谈》,沈云龙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以及美籍学者,当年在台湾阅档享有特殊待遇的梁敬镦的《赫尔利调停国共之经过》等,都是讨论国共关系问题的成果。但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国共关系问题一度形成研究热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与当时台湾自身政治氛围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当时的这些研究中的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多半都是想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证明,和共产党决不能讲和,否则必定会中中共统战之毒计。

而大陆研究国共关系史的热潮,形成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对台政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大陆当局已经几次三番地释放善意,宣称“血浓于水”,受此影响,许多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课题,并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著作。

其中,值得一提者有王功安、毛磊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黄修荣的《国共关系70年纪实》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一战时国共关系》,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以及毛磊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等。不难想象,大陆学者这时的研究目的,很大程度上也并不为了弄清史实,而是为了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至于两党关系中的腥风血雨常常隐而不见了。

《中国改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相当一部分著作都不是真正的史学研究。

杨奎松:很显然,从中共党史研究或中国革命史的角度,国共两党较量的历史格局,国敌共我的关系意识,还远未被血浓于水的兄弟渲染所取代。在相关的教科书和在中共党史正本中,涉及到两党关系问题时,把共产党的失败简单地归因于国民党的阴谋与残忍,把国民党失败直接与自身的腐败和无能挂钩,坚信我正你邪,依旧是—种思维定式。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除了极个别的学者以外,长期习染于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之中的这些研究者,能否真正超脱其传统的思维逻辑,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也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诸多的国共关系史著作多只强调两党关系和谐一面,但只要读到其无法回避的讲述两党磨擦和关系破裂的内容时,我们还是很容易发现,作者沿用的还是中共党史的那些解释和说法。这也是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共关系史研究的书,却没有一本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资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

《中国改革》:你说过,本书采取的视角是把国共两党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考察,从史学家的责任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说似乎理当如此,而以前的研究未能做到的主要原因何在?

杨奎松: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上面讲过了,就是多数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者很难摆脱当今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习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资料的问题。过去大陆学者对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而化之。一篇文章一谈就是七、八年的历史,一本书一写就是二十多年,甚至四、五十年的历史。在这方面,大陆学者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比不上台湾学者六七十年代的成果。李云汉那本书六七十万字,只写了四五年的历史;蒋永敬那本书三十万字左右,也只写了一两年的历史。为什么大陆学者不能这样写?一是我前面讲过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者,大都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中共党史研究的传统就是以论带史,不讲细节,大而化之,你让这些学者做微观史的研究,他做不来。

《中国改革》:杨天石先生曾经称赞《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并世无二”,并对本书的档案使用之丰富深表好评。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你是怎样收集和使用档案的?

杨奎松:写这样大题目的书,尽管我还是专题式而非全景式地写,要做史料的搜集和准备,还是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才行。我第一本写国共关系的书,是写1936~1949年的两党谈判的历史。内容很集中,就是围绕着两党历次谈判的经过及其文献进行史料搜集。即使这样,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留心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乘着大陆相关杂志陆续开始披露这方面的档案文献,和在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机会,做史料文献的搜集工作,就这样,也还是用了六七年时间。以后我的研究面向变化很大,拓展课题也很多,但也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史料的搜集和对各种新的研究成果的注意。如此断断续续下来,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乘着每次去美国、俄国、日本和台湾开会或做其他研究时,到处查找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到最后,我还是认为自己因为研究的课题太多,时间花得不够,有些史料也还是搜集得不够,因此还是会出现有些问题没有讲到,有的讲到了却讲得不透,或讲得不够准确的情况。

《中国改革》:但是,花大力气收集和综合各方史料及档案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你能否举例说明?

杨奎松:像过去讲皖南事变,因为只能利用大陆中共中央档案馆与地方档案馆选编的史料,和当时的国共将领的少量回忆,大家先是认定国民党早有阴谋要消灭新四军军部,然后就总是在争论新四军军部南下茂林究竟是政委项英抗命中央,自己有一个南进计划,还是中共中央也有失误,朝令夕改,以至耽误了军部北上的最佳时机?而广泛搜集国民党方面的各种文献史料和相关人物的回忆资料,再对照大陆所藏相关文献史料和回忆史料,把国民党决策的经过与中共中央决策的经过情形排比对照,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所谓国民党预谋诱歼新四军军部的说法纯属猜测。新四军军部北迁一事,国共两党已取得共识。新四军领导人不愿直接北渡进入桂系控制的皖北地区,担心过江会遇到日军巡江舰艇的袭击,因

而计划由云岭先向东再向北过江去苏北,也一度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同意。就在这时,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歼灭了驻在苏北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上万人,从而对国民党对苏北地区的控制权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但考虑到已限令新四军北上黄河流域,蒋介石一时并没有改变原定新四军军部经苏北北上的计划。

不意新四军夺取黄桥后,于11月又进一步发起了曹甸战役,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在苏北连接皖东、鲁南地区的战略要点兴化,激起了国民党高层的强烈反应。何应钦坚决不能允许新四军军部再进苏北,若苏北新四军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新四军军部立予解决。由于经苏南北渡苏北的道路被堵死,周恩来又电告直接北渡皖北十分危险,建议新四军军部务必坚持走苏南,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项英等才不得不决定冒险南下茂林,并通知了中共中央,说明准备绕过横在通往苏南路上的国民党军,仍旧经苏南北上苏北。项英等这时也已经侦知,国民党第三战区在军令部的指令下,已开始在茂林以南构筑围堵新四军的防线了。但项英等明确告诉中共中央:“我们决定乘其布置未完好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敌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不意,新四军军部非战斗人员甚多,作战力极弱,刚一进入茂林地区,未能按计划实施突进,就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陷入灭顶之灾了。这一历史真相的获得,如果没有多方史料的对照分析,是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的。

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很多

《中国改革》:有些学者对于抗战胜利后中国未能走向和平耿耿于怀,在你看来,双方未能政治解决的原因何在?

杨奎松:近代中国的问题,其实每每都是与国际环境和列强相互间关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只要注意到1945年战后蒋介石请毛去重庆,毛拒绝,斯大林打电报来,毛不得不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如果美苏两个大国携手压制中国两党,两党想打也难。尽管毛泽东在重庆并没有能够和蒋介石谈成和平,双方一度全面开打,但在苏联同意下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后,双方很快又不得不坐下来,并且签订了全面停战协定,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和平协议,中共中央为此甚至不得不发出党内通知,宣布将要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军队将要实行国家化,党组织将撤出军队,中共将放弃武装斗争,转向议会道路。以后中共中央甚至一度准备迁往靠近中国首都南京的苏北淮阴,以方便党政领导人参加政府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战后走向和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不是1946年后美苏开始翻脸,相互争夺利益范围,导致原本在中国商定的合作计划全面泡汤,各自转而开始扶助各自可以利用的力量,中国战后的和平局面也未必会很快结束。

《中国改革》:在两党的最后决战阶段,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起到了多大作用?

杨奎松:今天,有关苏联战后给中共援助的情况还有许多档案材料没有公开,因此学界还有很多争论。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毛泽东早就在1945年春天中共七大上做好了进军东北,背靠苏联、外蒙和北朝鲜的准备,为此并明确讲过,全国其他根据地都放弃了,也不要紧。只要有了东北,就有了夺取全中国的基础和实力。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计划和把握?根本原因就是相信会得到苏联的援助。而战后苏联的确出兵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它虽然没有能够把全东北都交给中共,但它积极支持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再三鼓励中共背靠苏联把东北拿下来,这无疑是一个事实。而中共成功地在关内展开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较量,和林彪指挥的军队得以在短短两年时间从东北一鼓作气打到海南岛,没有东北做根据地和背靠苏联、外蒙和北朝鲜的条件,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使有些学者对苏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的数量有不同说法,但这个基本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改革》:解放战争之顺利,连毛泽东都觉得意外。无论是亲历者的口述,还是学者的研究都可以证明,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是人心背离的重要因素。这是否是其自败的主要原因?

杨奎松:中国历朝历代,特别是到后期,官场腐败黑暗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政权很快瓦解。因此,我的书里虽提到国民党腐败的问题,但并没有浓墨重彩地去强调。在我看,国民党自败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其自身的制度欠缺和组织力、向心力不足的问题,因而缺少统制力。蒋介石因自身实力不够和观念上的局限,他自北伐以来所实现的统一,靠的多半都是利益交换和权谋手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民党内部军阀林立及派系长期存在的基础。

《中国改革》:如果从横向的世界局势,和纵向的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以及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是否是必然的?

杨奎松:历史发展有大必然,有小必然。如从传统到现代,这是世界历史,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必然,只要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任何人都很难抗拒这一趋势。而就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看,因为两者的理念、主张、追求和利害关系各不相同,又都是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政治集团,其合或偶然,分却可以看成是一种小必然。

但是,相对于中国近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要说必然,却有些勉强。因为,两党较量的胜负成败,有太多外力作用,也有太多偶然因素。前面说到战后所发生的种种变故,就对国共关系和中国以后的政治走向作用极大,但这种变故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同样的情况,如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不是那么快去世;如果1926年中山舰发生之初蒋介石跑回东征司令部,国民党仍在汪精卫的掌控中;如果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没有捡到那张《大公报》,发现陕北的立脚点;如果1936年12月蒋介石没有去西安……,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未必不会有变化。

《中国改革》:作为少数打通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历史学者,你认为中国要想转型为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还将经过怎样的历史阶段?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杨奎松:这个问题太难了,因为历史学家总是喜欢注意历史变化背后的复杂性和发展趋向的多线性,尤其看重环境的变化对各种条件所带来的影响与改变。何况,何为繁荣昌盛,何为现代化国家,也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要说繁荣昌盛,我们的歌词里40年前就在唱了。说现代化,197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标准,和今天的有了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不赞成空谈繁荣昌盛和现代化。我主张一切发展都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为本。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国民所构成,离开了这些具体的个人,国家的繁荣昌盛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而以牺牲或损害国民,哪怕是部分国民利益为前提的繁荣昌盛或现代化,也同样不符合当今世界进步的发展潮流。但要真正改变人们今天的观念,让绝大多数人懂得“人”比“国”更重要,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不能实现,理想的国家形态也就建立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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