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北宋元丰三年，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文字狱中死里逃生，便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这“团练副使”只不过是个空头官衔，其实际身份是由地方政府代为看管的“犯官”。这样的“犯官”既无实权，也无俸禄，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所以他到黄州后，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的花销便成了问题。

比花钱更重要的，是一家人的吃饭问题。没有粮食，就自己耕种。经多方申请，苏轼从当地政府那里弄到五十亩废弃坡地。于是他脱下长衫，穿上短衣，带领全家人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对一个没干过农活的士大夫来说，劳动是件很失身份、很艰苦的事，“垦闢之劳，筋力殆尽”。但苏轼却能放下架子，躬耕田亩，“累病快乐著”，从收获中得到乐趣。“犁锄忙碌闲愁少，稻谷丰肥秽草稀。小郡谁言无意趣，云心月性不相违。”正是他此时劳动愉悦心境的真实写照。

尽管如此，苏轼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他便继续在节约上大做文章。他写了一篇《节饮食说》的小文，贴在自家墙上，让家人监督。其文章的大致内容为：

从今以后，我每顿饭只饮一杯酒，吃一个荤菜。若有贵客来访，设盛宴招待，也不超过三个荤菜，而且只能少不能多。如果别人请我吃饭，也先告诉人家，不要超过这个标准。若人家不答应，就干脆不去赴宴。他认为这样做一可安分养福气，二可宽胃养神气，三可省钱养财气。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

为了让苦日子过出点味道来，苏轼又从古人那里学到一种“晚食以当肉”的进食方法：

“晚食以当肉”，就是在饥饿的时候再进食，这样即使粗劣的食物，吃起来也像吃肉一样香。苏轼很推崇这种进食法，将此当成自己“巧于居贫”的方法之一，认为外物的好坏全在于自己主观上的感受。他就是这样，从苦境中寻找乐趣，在逆境中求得解脱，将悽苦化为愉悦，把抵牾融为和谐，乐观地对待各种困难，从容地度过“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