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中国的对策

编者按:9月25日,当G20金融峰会正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时候,部分国际金融学者聚集外交学院,讨论了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中国如何应对的话题。虽然随后发布的G20金融峰会公报和后来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对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提高新兴国家在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和发言权等作出了承诺,但应当看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危机后,国际金融格局如何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将如何进行,中国如何有效地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这些战略性议题也将是需要长期思考的。会议由本刊副主编,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欧明刚主持,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江瑞平教授作了总结并致谢。下面将学者的主要观点摘要整理如下,需要说明的是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学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也并不必然代表本刊观点。

参会人员:

王自力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张礼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苑德军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

潘文星 财政部国际司对外关系二处处长

温彬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执行主编

余维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

张春子 中信银行规划发展部总经理

赵庆明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投资学会秘书处处长

栗志刚 北京市人民政府金融局副局长

江瑞平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

欧明刚 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

危机使国际金融发生哪些变化?

贺力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首先,金融监管的范围大幅度扩大,包括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在内都将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对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尤其资本市场非常活跃的投资银行的监管政策也将发生变化。其次,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机构资本金要求将大幅度提高,有关资本金的概念也将进一步细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Ⅱ)中关于资本金监管的要求将面临一场更新。最后,监管机构自身也将面临调整。过去十年间,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分工是中央银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然后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专业化的监管机构。这种监管划分模式有其合理性,但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出的问题是在这种监管模式下,尤其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监管者和监管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容易成为利益共同体,因而监管的部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比如说美国投资银行的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防范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限。 欧明刚:我们还需要观察的是危机后全球金融版图的力量对比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否具有某种趋势性。这需要认真研判,因为事关我们的金融机构如何作出进一步的国际化反应,我们国家如何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出牌。全球金融力量中,以目前按市值来衡量的金融实力中,欧美的金融力量是在下降,但新兴国家与其距离还有多大,这种变化是一去不返了,还是可逆转的,这些都需要更加深入和系统地分析。这应当是我们金融战略布局和推进与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起点。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在哪里?

张礼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由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及结算货币,其内在缺陷在于,货币发行国要不断发行货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及投资活动要求,还要保持这种货币币值的稳定,二者是存在冲突的。因此,在以一个国家的主权国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里,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度下降,但仍处于主导地位,这种由美元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除了定期地会引发金融危机,特别是国际收支危机以外,现在还面临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少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当然从理论上讲,美国不可能任意地去改变其货币政策,但是客观上,在美元爆发性贬值或者美元货币危机发生之前,美国货币政策的外部环境是相对宽松的,它比任何一个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都要宽松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会爆发得这么严重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固定汇率退出历史舞台,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留物保存下来,通过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以及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应当说其在维护汇率稳定以及处理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内部治理结构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在于这个机构完全由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操纵,这个机构不能反映或者说很少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机构中缺乏足够的发言权。每次经济危机发生时,IMF对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监督。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金融危机,我相信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早就应该受到警告和约束,但是显然IMF根本约束不了美国,只能约束发展中国家。

魏加宁:如果从一国的金融安全网来看,最核心的内容有三个,我们称之为三大支柱,或者三道纺线。第一道为审慎的金融监管,第二道是最后贷款人制度,第三道为存款保险。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观察一下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从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网来看,就会发现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第一,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很不完善。要完善这一功能目前面临三种模式选择,第一种也是最理想的是成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目前看这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目标,第二是基于G20之类的峰会,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准国际中央银行这样一个体系。但由于类似G20这样的峰会对成员国没有一个约束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因此目前也还不成熟。最后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下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在这一改革中,中国应积极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综合性监管难以落实。目前国际上有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等等机构,其功能不实,不能进行跨国监管。未来面临的问题就是不断完善这些组织的功能,强化组织功能,并赋予其跨国监管的职能。

第三,存款保险缺乏协调。目前国际存款保险协会功能较弱。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对本国的存款保险制度都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国际存款保险协会并没有起到一个统一协调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功能。未来也应考虑将国际存款保险协功能做实,使其成为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再保险机构,这样就对各国存款保险支柱增加了一层保障。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王自力:当务之急是监管和制约美国对美元的投机。是什么导致这次经济危机,可能不用花心思寻找就知道,总根源:美国全球霸权,以及现存的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的规则;打手:华尔街投资银行和信用评估机构,加上美国商业银行;总司令:美国政府和财政部;总参谋长:美联储;手段:超限战;方式:媒体、信息系统、价值观、军事威慑,金融穿插与军事骚扰,信息窒息。总而言之,造成危机的是现代金融制度和金融企业以及作为现代金融附属的评级机构,是极度放大的虚拟产业与实体产业的杠杆比率,是扩张的流动性。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谁受惩罚了吗?没有,它们依旧获得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输送给这些投资银行源源不断的美元奖励,鼓励它们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新型经济体崩溃而臣服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恐怕才是全球危机的实质。所以,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当务之急是应设计出一个真正代表人类整体金融和经济利益的机制,让美元重新上“锚”,同时鼓励欧元和人民币甚至别的货币与美元竞争,从而真正监管和制约美国对美元

的投机。

张礼卿: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并且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是我们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成效的前景还需要抱审慎乐观的态度。应该讲,在短期内国际金融体系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创建超主权货币这个设想是好的,但是实施起来有很大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大国之间的政治磋商。所以在未来更可能的是构建一种多元的储备货币结构,在这个多元的储备货币结构中,美元的地位会逐渐下降,欧元会逐渐上升,也可能在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人民币也会有一定的机会。

苑德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大体涉及三个方面问题:第一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即在国际金融机构当中如何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这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国际金融机构当中的话语权相匹配。第二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监管出了问题,未来应该思考如何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作和协调,在制度规则建设上,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上,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三是如何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

赵庆明:虽然也有人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是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可以操作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提出还是这个体系的崩溃,乃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两次石油危机,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每次出现大的国际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都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我个人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还是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金融监管、市场建设以及货币体系三个方面的内容,但货币体系是核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不可回避的内容。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有几种模式,一种是由黄金充当国际货币,或者说恢复金本位制。但是金本位制早就注定是不可行的,诸如能源本位、石油本位和金本位并无实质性差别也行不通。第二是多元储备货币的模式,取消美元一币独大国际储备货币模式,由美元,欧元、日元乃至人民币、卢布均摊国际储备货币职能。几何上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但是政治上三角形却是最不稳定的,政治上一定要一股独大。经济学有“胜者全得”理论,日元在其最盛的时期,在国际发挥储备中的比重是6%左右,现在降至3%,美元的比重一直变化不大,目前份额是在65%左右。美元的地位还是难以抗衡,虽然我们希望人民币也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要取决于别国的接受度。多元储备货币模式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便利和使用习惯,因此选择多元储备货币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模式也很难。第三种模式为建立超主权货币。这一主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之初时凯恩斯提出过,采取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超主权货币由谁来发行,铸币税怎么分享,目前看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目前上述三种改革模式哪一种都很难。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阻力是什么?

苑德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要改革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体系。应该说这一改革目前难度很大,甚至在十年之内难以看到明显的进展。原因在于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体,其次短期内很难有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计价和结算货币,最后美元作为国际本位币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美国不会主动放弃这一优势。世界上的其他经济体目前均难以同美国相抗衡。但是作为一个目标,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取代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有好处的。

潘文星:在我看来,此次金融危机,其表象是金融危机,实际已经发展成全球的经济危机,但目前并没有发展成为货币危机。正是由于这一点,导致目前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动力不足,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实质性进展,还必须要有一次国际货币危机作为推动。 温彬: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取决于世界经济模式是否转变。首先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能否真正实现转变。比如现在都提到中国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如果不能转变我们是不是会回到过去的增长模式。未来两年中国经济能否强劲复苏,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出口,下半年到明年出口好了经济就增长了,这事实上和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一样的。美国的经济就寄希望于增加储蓄,实际上美国的储蓄率从过去的负储蓄已经提高到8%,未来美国如果继续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那么不仅是对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对日本德国这样的国家也构成一个很大的经济增长压力。我们看到过去全球二十年高速发展,“金砖四国”的崛起,是在于有美国这样的经济体吸收了新兴市场包括日本、德国这样生产型国家的产能,下一步中国经济是否会重新走到靠出口拉动的模式,美国在经济恢复以后是否再次回到负债消费的扩张模式,这是决定未来全球经济命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这个模式不变,那么谈论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化也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是什么导致了危机?我们都批评美元的霸权导致了全球的危机,解决的办法就是去约束美元。事实上外部力量是很难约束美元的,美元是受美联储的政策约束,美联储从格林斯潘上台以后,就已经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信号,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通过高杠杆化的负债模式,形成资产泡沫,并用资产泡沫来引领消费的扩张。资产价格或者经济泡沫破灭了,美联储会通过滥发货币的方式把资产再催起来,这一政策一直沿用至今,只要美国经济需要,就会不断的印美元来挽救经济。尽管中国没有说是执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但是信贷超历史记录的增幅,表明我们的政策和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如出一辙的,都执行的是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依靠资产价格泡沫来拉动经济。我们现在不好确定商业银行是否会出现新的次贷危机,我们个贷首付的降低,利率的降低,和美国当年如出一辙,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救市的策略会引起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出现。

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张礼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给中国带来一定的机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1年面临一些制度性安排的定期调整,其中包括份额的调整以及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定值结构的调整。IMF的总裁凯恩也表示在2011年份额调整过程中中国的份额将有最大程度的提高,目前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排在第六位,2011年之后极有可能超过法国和英国。届时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将会提升五个百分点,在五个百分点中中国可能得到其中的一到二个百分点。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中国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有所提升,整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地位也有所改善,但情况能否得到根本性改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IMF中拥有一票否决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重大的事情都要85%以上的投票通过,美国一家占了17%,这意味着没有美国的同意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达到85%,所以这个规则如果不改,IMF就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美国主动放弃部分份额,即放弃一票否决权,二是改变IMF的议事规则,将85%的通过率调整到70%或75%。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能使IMF在权利分配机制中产生重大的变革,但是否能实现目前还很难说。

目前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有严重缺陷,改革任重道远,对待这个改革,中国应积极参与,目前我们主要能做的是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包括加快我们金融市场的发展建设,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逐渐推动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在亚洲金融货币框架中间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IMF改革这些事情上,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

贺力平: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区域,另一个是全球。所谓处理好全球的关系,就是中国要积极参与和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在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国金融国际化等事物时,还要想到中国身处亚洲,尤其是身处东亚。目前中国还不是一个全球开放性的经济体,此次经受危机最为严重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其纽约、伦敦都是世界性金融中心,其经济是面向全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全球事物当中,像那些国家具有制订交易规则的权力。中国金融向全球开放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从经济稳定性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要发展区域金融合作。

苑德军: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过程中中国首先要发出改革呼声,短期内做不到并不代表不要做,要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第二是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

潘文星:我们不断提出要增强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对此中国准备好了没有?要提高中国在世行和IMF当中的股权,我们有没有这个财力?我们有一个估算,在世行提高一个百分比需要30亿美元,实交的股本是6亿美元,提高几个百分点就意着这财政要拿出几十亿美元,这要掂量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提出任何改革主张的时候都要想到与我们的综合实力相不相称。另外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这几个组织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IMF的总裁永远是欧洲人,世行总裁永远是美国人,这里面有历史的问题,我们当然觉得不合理,认为也应当有我们中国人的位置。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把世行或者IMF副总裁的职务拿出来一个给中国人,我们能够推出真正符合国际标准的有相应工作资历的这种级别的政府官员吗?且不谈最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就是从中级以下的管理人员看,中国长期以来也在推动在这些国际机构里面增加中国职员的比例,以此扩大在这些机构当中的代表权,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人才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问题。

赵庆明:我认为,中国在财力和人力上有条件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是不缺钱的,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较低的赤字水平可以为我们提高在IMF份额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人才也不是一个问题,美国曾经提名他的国防部副部长当世行的行长,可见提名候选人最主要的标准还不是金融专业知识,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人才。

余维彬: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要实事求是地根据我们目前的状态,对近期内大家在某些共同问题上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领域要多展开研究,多展开实践的推动活动。就目前来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不仅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它还涉及到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监管体系的改革,并且这个范畴还要扩大,还应包括国际监管体系合作构建等内容。国际金融监管是一种原则性的达成一致,它在具体的表现形式方面,会有差异和不同,但是我们应该寻求的是一种原则和目标的一致。

张春子:下一步如何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首先要制订与我们国家现在的实力和将来实力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其次要加快自身的改革。此次中国金融体系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并不证明西方那套体系完全不对,西方银行完全不如中国银行,中国的银行业在全球世值排名靠前,不证明我们就有足够的实力应付新的危机,也不证明我们的管理能力比外国的管理能力强,这要突破认识,要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改革。

其次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元霸主地位，是由美国强大军事力量支持的，虽然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的国防排名与我们整个的经济实力还不太相称，要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外国，至少周边小国相信你，依靠你，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构建亚洲人民币市场才有机会。

栗志刚：本次金融危机恰好发生在国内金融机构纷纷部署走出去战略之际，危机的爆发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这一战略，以及我们的监管水平、经营管理是否能够应对国际金融竞争，抗击国际金融风险。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但金融监管特别是微观审慎监管距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差距，金融机构自身的改革仍任重道远。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开展国际金融合作，以及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最终还是要靠国家的经济实力。为此，中国首先要练好内功，把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水平提高至世界领先水平，或者提高金融机构在全球市场上的抗风险能力。

江瑞平：从各位的讨论中，我有很多启发。我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身是一个金融外交命题，中国要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发挥自身的作用除了增强自身实力、健全金融体系外，也提出了我们如何有效地开展金融外交的任务，相应地也对我们的金融外交人才提出了需求。我们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系的成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我们希望能为中国培养更多活跃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金融外交人才作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