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鑫　杨伟光

【摘 要】 华尔兹的“结构模式”是其“结构现实主义”体系最基本且最有特色的框架，以此为分析工具观察安理会改革，“四国方案”设想虽在如何配置安理会权力格局方面构成了一种近乎“无政府状态”的争夺，但实际上“四国”等“单元”“能力”的增强并未对安理会既定权力“结构”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也从理论逻辑上注定了此改革方案的脆弱性。

【关键词】 肯尼思•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安理会改革；“四国方案”

从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2005年6月8日正式向联合国成员散发安理会扩大的框架性决议草案（简称“四国方案”），到8月底日本、印度等国相继表现出暂时放弃“入常”的悲观情绪，其间此方案只经历了不到三个月的“存活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四国方案”的这种脆弱性？本文拟以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体系的“结构模式”为分析工具，尝试从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探析。

一、肯尼思•华尔兹“结构模式”的主要内容

华尔兹在其1979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政治理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结构模式”则是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有特色的部分，因为其他部分如：均势、一种理论的构建、“结构模式”的应用等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内容展开的。具体观之，“结构模式”的架构主要由两个“层次”、三个“变量”、四个“推论”组成。

1、两个“层次”

层次分析可以说是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方法，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华尔兹对分析层次又作了进一步抽象，从而认为“系统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1］，并由此建立起分析国际关系的系统—结构层次和单元层次。

2、三个“变量”

华尔兹认为“结构必须根据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列及其排列原则来界定”［2］，而单元层次则涉及“单元的属性、行为和互动”，因此便有学者归纳：“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上应该是包含了三个主要的自变量，即体系层次的‘结构和单元层次的‘过程及‘属性。”［3］其中“过程”变量又具体指单元间经常性的互动及其发生方式，“属性”变量则与单元的内部性质如政治进程、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从整体上看，华尔兹的“结构模式”、甚至是全部“新现实主义”体系正是在对以上三种力量及相互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在下面的“推论”部分将有明显反映）。

3、以“层次”、“变量”为基础，华尔兹进而提出四个很有参考意义的“推论”

（1）结构与系统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结构存在于系统之中，“是全系统范围内的组成部分，使得系统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4］。

（2）结构首先应根据系统内构成单元的排列原则来界定，这种排列原则的变化与否是系统变迁的主要判断标准。具体上看，国内系统的排列原则是等级制的，而国际政治系统则是分权的、无政府的，这也是其经久未变的根本性质。

（3）单元的“特定功能”的变化也可能导致系统的变迁，但对于无政府状态系统（如国际政治系统）来说，其单元在功能上具有同质性，因此这种系统的结构需要根据单元间“能力”的分配来界定。

（4）主权国家是结构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单元”。华尔兹明确指出：“国家不是，也从来不是惟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结构是根据系统的主要行为体，而非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来加以定义的。”［5］

二、“四国方案”的脆弱性——一种理论视角

1、联合国安理会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其既有权力格局历经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和进程的考验

国际政治系统的“无政府性”是国际社会运行中最持久、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而具体以华尔兹的“结构模式”为分析工具，各力量集团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权力利益斗争——即华尔兹所称之“单元”在国际政治中的“自保行为”，充分验证了国际政治“结构”的“无政府性”、分散性，而国际政治“结构”这种持久和本质的特性反过来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单元”层次的“自保”斗争。

联合国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的建立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其又恰恰是行为“单元”——主要是五常任理事国针对战后初期国际社会百废待兴等“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合理反应，同时也是安理会各主要行为“单元”权力配置一种较为均衡的反映。所以，“从今日国际社会的情势观之，要想增加‘带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恐怕是难上加难。”［6］

2、具体看，“四国”自身“能力”的增长难以真正撼动安理会的权力结构

在华尔兹看来，系统和结构层次虽然对单元具有决定性和巨大的影响，但其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鉴于国际政治系统中单元在功能上的同质性特征，华尔兹进而提出只有单元“能力”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系统及其结构。但总体上看，与安理会现任理事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相比，“四国”在“内部能力”方面都存在着种种根本性缺陷。

虽然“日本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靠近这个梦寐以求的席位”［7］，也时常凭借其在经济领域的显赫地位谋求甚至要挟“入常”，但却仍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无常，结果始终无法取信于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

德国相对来说则基本不存在诸如“历史包袱”之类的“入常”障碍，其能够积极深刻地反省侵略历史，又可以比较娴熟地开展大国外交战略，近些年来对国际和平和人类进步也贡献有加（如伊拉克战争前夕力主通过多边机制解决国际危机、以其为核心的欧盟也积极致力于跨区域合作等），“但由于欧盟由英法两国占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情况下，如它成为常任理事国，只会加重欧盟这一权力极的权重，不利于国际权力结构的均衡”［9］。

而就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来讲，国际社会整体上一直将其定位于新兴的、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性大国”，也就是说两者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影响力都还仅限于南亚与拉美大陆，即便与安理会两个权力地位稍逊一筹的大国——俄罗斯、中国相比，其既不拥有俄（苏）中因二战浩劫洗礼而承袭来的历史优越地位，更不具备像中国一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其中印度甚至还一度因为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在上世纪末频频试验核爆炸，像这样一个“危险”且相对“平庸”的国家又怎能很好地担负起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呢？

3、在联合国安理会整体权力“结构”中，与“四国联盟”互动的其他利益“单元”或集团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其成功的障碍

华尔兹认为，单元“能力”的变化虽然能导致整个系统结构的重组，但如上所述，这种重组并不是仅仅通过单元自身“能力”的增加就可以实现的，由于系统的整体性和内部要素联系性作用，系统结构的最终变迁还应是在单元层次的内部互动中完成的。以此观之，“四国方案”在与其他国家和利益集团的“互动”中也缺乏应有的支持，这从反面构成了其获得成功的重要阻力。

“咖啡俱乐部”就是很好的一例。这个意大利为首的组织因上世纪90年代屡在咖啡馆活动而得名，目前其70多个国家成员中最重要的当属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墨西哥四国。尽管该集团也明确表示不反对安理会改革，并主张渐进的、兼顾各方利益的改革方案，但从其与“四国联盟”组成成员和方案内容等方面的鲜明分歧看，有学者已经提出“其中韩国主要针对日本，意大利主要针对德国，阿根廷和墨西哥主要针对巴西，巴基斯坦主要针对印度”［10］。

从“四国方案”获得通过的法理程序看，“可见，从纯理论上说，常任理事国对修正案的不批准权乃是安理会改革中真正的最后的‘杀手锏”［11］。其实归根结底，只要方案中的任何细节或四国的任何行为侵害了五方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或是对任何一方在安理会既有权力地位造成了挑战，它们就有可能动用否决权进而将此方案“扼杀”。例如，尽管美国频繁地在公开场合宣布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但其既对日本“入常”后难以预测的政治能量怀有戒心，同时又惟恐联合国因“四国方案”所引发的巨大分歧而“陷入分裂”，甚至进而危及美国在安理会中的相关利益。所以其在关键时刻往往“折中”表态——支持日本但却对“四国方案”持保留意见。“五常”这种“积极又谨慎”的态度在法理上使得“四国方案”的命运更加脆弱。

三、结语

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势在必行，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安理会当前的规模、结构、运作机制和决策程序以及方式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12］。但通过运用华尔兹的“结构模式”具体衡量“四国方案”与当今安理会内部权力结构的相互关系，“四国联盟”作为这一“结构”层次中的“单元”之一，其“能力”的有限增强尚未对安理会既有权力结构造成质变式的影响，这也使“四国方案”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由于“结构”层次对“单元”层次作用和影响的延续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诸如“四国方案”这种对安理会突击式的改革设想仍不会有水到渠成的效果。

【参考文献】

［1］［2］［4］［5］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 译．苏长和 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6、108、106、125页．

［3］ 吴征宇．结构理论的结构——肯尼思•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析．国际论坛，2003．3．5．2．

［6］［11］ 梁西．国际困境：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从日、德、印、巴争当常任理事国说起．法学评论（双月刊，2005．1．）．

［7］［10］ 阮宗泽．透视联合国改革背后的大国角力．前线，2005．7．

［8］［9］ 龙小农，刘继南．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几点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05．4．

［12］ 俞正梁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52．

【作者简介】

万 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师，暨南大学研究生．

杨伟光，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党总支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