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凤林

赣粤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南端与广东省北部交界处，是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的所在地，因此成为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1935年3月，项英、陈毅转移到赣粤边游击区后，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赣粤边红军在失去中共中央及各方联系的情况下，在深山中与敌人周旋，进行了顽强的革命斗争。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与文化水平，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中共赣粤边特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打破了游击战争不能搞教育的惯性思维，使之明显区别于有固定革命根据地的苏区教育，从而使赣粤边的游击战争变得丰富多彩。

红军教育工作困难空前绝后

项英、陈毅刚刚到达赣粤边，国民党就开始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剿”。军事上，敌人从渡口到公路，从公路到山脚下，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实行“驻剿”、“搜剿”、“追剿”等战术，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法及所谓的“自新”法。经济上，对游击区进行封锁，实行粮食、食盐等物资限购政策，妄图使红军饿死在深山上。在敌人的层层逼进下，赣粤边红军陷入困境，不仅军事上处于被动，而且各种物资严重缺乏。恶劣的斗争环境使得教育工作的开展异常艰难。

教材异常缺乏。项英、陈毅从中央苏区突围时，按照中央指示，除了带一些必不可少的文件等重要物资外，书籍等其他东西带的很少。敌人的残酷“清剿”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活动，出去购物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因此书籍十分紧缺。包括项英、陈毅在内的红军游击队员只能看看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几张《红色中华报》、一本《共产国际纲领》及一本《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等少得可怜的书报。那几张《红色中华报》被翻破了，还舍不得丢掉。有一天下雨，柴被淋湿了，没法煮饭，警卫员和炊事员就把它拿来引火。项英知道了，批评他们说：“在这山上什么都没有看的，这点书报就是很宝贵的精神食粮呀！那两本书以后你们可要好好的保管了，可不要随便丢掉啊！”有时能得到一张半张包东西的国民党的旧报纸，也是如获至宝。《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和《列宁主义问题》这两本书，更是被翻得破破烂烂，大家把它当宝贝，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行军的时候抢着背，驻下的时候抢着读。

没有专职教师，也没有固定教室。敌人的“清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中共赣粤边特委及红军游击队随时要战斗，随时要行军转移，所以他们没有固定的驻地，更没有固定的教室和专门的教师来上课。教师都是自己的战友或领导，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都成为了教师中的一员。他们既要上课，又随时要经受战争的考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赣粤边红军不仅不能住房子，连住“棚子”都是流动的，所以“教室”也常常随着驻地转移，在行军途中也一样授课。他们席地而坐，“大地”便成了“空旷的教室”。

没有专项教育经费，全“免费”教学。中央苏区时期，教育一般都有专项经费，老师上课有一定的薪酬。但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艰苦的条件使得这一切都不可能。给养的困难导致红军经常面临着饥饿、寒冷、疾病的威胁。红军有时十多天或一个月没有饭吃，基本靠吃野菜、野果维持生存，冬天仍是单衣裹身。有限的经费只能用来购买必不可少的粮食、衣物以及枪械，除了油印材料外，教育经费几乎没有。教师也是战士，也是军队的一员，他们授课全都免费，与学生一起同甘共苦。

面对没有课本、没有教师等诸多的困难，他们没有吓倒，而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它们逐一克服。项英曾风趣地说道：“没有课本，我们自己编写嘛，没有老师就互教互学。”

自编教材的内容生动且通俗易懂，与游击战争紧密结合，非常适合战士的口味，符合游击战争的需求。项英、陈毅等亲自编写了政治教材如《群众工作必读》、《反对十大坏现象》、《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时事教材如《帝国主义》、《关于国共合作政治问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问答》，军事教材如《步哨守则》、《战士必读》、《红色指挥员必读》等。为了解决文盲的学习问题，他们还编写了文化识字课本。这些教材有个特点，就是同一个内容的教材有深有浅。有的适合干部和文化较高的同志阅读，有的适合战士和文化较低的同志阅读。项英每写好一份教材的初稿都要叫与教材水平相当的同志先看，并讲解给他们听，如果他们听不懂，就再做修改，直到听得懂，才定稿印发给游击队学习。

教师人数不够就在红军内部选，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干部和战士都可以成为教师。所有的教师都是双重身份，既是战士（或领导）又是老师，与学生即是战友关系，又是师生关系，关系融洽。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老师选取有一定马列理论水平、政治觉悟高的干部；军事教育一般选取有斗争经验的指战员或优秀战士；文化教育则是选取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或战士。教师上课经验不足，则通过授课进行磨练与提高。所有的教师发扬共产主义的献身精神，不计较个人名利，免费授课，项英、陈毅更是成为老师中的光荣模范。

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的多元化教学内容

中共赣粤边特委十分重视红军的教育工作。陈毅在《赣南游击词》写到：“勤学习，落伍实堪悲。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前进心不灰。”这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军人应当具备的不断学习的上进心。因此，只要敌人不实行“清剿”，他们就组织红军游击队员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学理论。项英、陈毅还亲自给战士们讲国文、讲算术、讲游击战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的说来，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军事与文化三个方面，政治思想教育为其教学内容的核心。

政治思想教育。项英、陈毅用了很大的精力抓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经常给红军战士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鼓励战士坚持斗争。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革命形势与前途教育、党的政策教育、革命意志教育（包括与环境作斗争、叛徒作斗争等）、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等。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恶劣的斗争条件使政治思想教育变得异常重要和紧迫，其中反叛变逃跑的教育成为其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敌人不断的进攻，各种困难接踵而至，在与各方失掉关系的孤立战斗的状况下，几乎都由农民组成的干部队伍很易于发生各种各样的倾向和现象，最严重、最主要的就是叛变、逃跑事件。这一现象，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如叛变后即带敌人进攻），另一方面，间接影响部队内部的巩固，所以反叛变逃跑的斗争成为整个游击战争中的一个主要斗争。叛逃事件发生的最主要根源是政治上的动摇，只见眼前革命形势的低落，没见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革命毫无希望。在游击战争初期,党的政治教育差更是促进这一现象的发展。赣粤边红军内部的叛变是有深刻教训的。“北山事件”和“梅岭事件”都是因叛徒亲自带领敌人来“清剿”赣粤边，导致红军游击队遭受损失，项英、陈毅、杨尚奎等领导人差点被逮捕，红军内部重大变故的叛变事件。内部叛变给了特委和红军深刻的教训，使他们懂得了在艰难的岁月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必须巩固和纯洁内部，加强革命前途的教育。

为了减少和杜绝红军游击队内部的叛变逃跑现象，中共赣粤边特委加强了以阶级教育与革命气节教育为重点的政治思想教育，激发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根据项英、陈毅等指示，特委编写了《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强调革命是残酷的阶级战争，革命就要斗争的决心、流血牺牲的精神，流血牺牲的精神是推动和争取革命胜利的伟大力量，以提高部队的士气与革命信念。《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油印后，散发给赣粤边各游击区，要求各地红军组织学习，认真讨论，把阶级教育和革命教育推行开来。

红军游击队除了要与敌人作斗争、要与部队内的叛徒作斗争外，大多数时候是与饥饿、寒冷、寂寞、疾病作斗争。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在反“清剿”的紧张时期，红军基本上都是靠吃野菜、野果、草根充饥。饥饿无时不在折磨和考验着广大官兵，“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陈毅的这些诗句，就是当年赣粤边红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红军无房住、无衣穿，风餐露宿，与寒冷、风雨搏斗。陈毅曾感叹：“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此外，红军还要与寂寞作斗争。项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道，“我们完全脱离房子生活转到山林住棚的孤僻生活中，开始曾感觉十分不惯，好像学佛修道一样”，很多队员都“希望摆脱这种苦闷孤僻的环境”。疾病更是无时不刻不困扰着红军游击队员，很多游击队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了。为了让战士们克服这些困难，坚定革命意志，特委经常对战士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反复对他们讲革命局势，进行正面的政治教育，指出游击战争的前途是光明的。陈毅曾风趣地说道：“我们红军保存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

军事教育。这一教学内容，主要是要求红军养成紧张的战斗习惯和敏捷动作，掌握游击战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游击战术明显区别于井冈山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其特点在于更加以群众做基础，整个斗争的主要方式是以武装的小部队配合广大群众的动作。红军游击队员对新的游击战术的把握变得十分重要和迫切，直接关系到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军事教材主要以实战为基础，主要有《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和纪律》、《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例如，“红军游击队十项注意”在“红军八项注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内容为：武器不离身；说话要小声；行军不能掉队；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打土豪要归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搜俘虏的腰包；对同志要友爱。《红色指挥员必读》随着斗争形式的变化，出现了部分新内容，包括：指挥员的职责；战术要决；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行军宿营要决；侦察警戒要决；袭击要决；埋伏要决。红色战士必读的内容为：歌（红军歌，杀敌歌，拥护苏联歌，游击队歌）；共产党十大政纲；红色战士的职责；五大任务；五大纪律；十项注意；射击要领；刺杀要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

文化教育。在当时的部队中，许多红军都是文盲、半文盲，马列理论缺乏，这就造成很多人不理解党的政策，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许多人参军打仗仅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对革命的目标和前途非常茫然。项英、陈毅和特委非常重视战士们的文化教育，有时开玩笑地对他们说：“组织上委任你当一个大官，没有文化你就当不了。”为了解决文盲问题，提高战士们的文化水平，进而普及马列理论和革命教育，项英、陈毅亲自编写了几册识字课本。第一册是写“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工人、农民、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等等。第二册是写“地理常识”，国内省、市名称，主要的高山、河流，世界上有多少海洋，多少大陆，等等。第三册是写“阶级斗争”，什么人是剥削阶级，什么人是被剥削阶级，为什么会产生阶级斗争，为什么要革命，等等。这样写既能识字又能增加一些浅显的革命知识。

教学方法与游击战争紧密结合

游击战争的残酷性与时间地点的不确定性，使红军教育教学方法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理论知识与斗争实践相结合。不论是政治教育，还是军事教育及文化教育，其教育方法处处与游击战争契合起来。赣粤边的革命群众千方百计支持共产党，支援红军游击队。敌人把老百姓抓来吊打、压杠子，老百姓始终不叛变。为了让战士亲身体会敌人的残酷与革命气节的可贵，干部有时候带战士到老百姓家里去看。老百姓有的被打断手、打断腿，有的被打掉牙、被烧了房子的，他们毫无怨言。战士们个个感动得流泪，都表示一定要好好干，坚持游击战争，不辜负老百姓的支援。中共赣粤边特委非常重视做群众工作，并要求红军在斗争中学习、丰富群众工作的知识，不断提高斗争艺术。除了教导红军怎样做群众工作的理论知识外，他们还理论联系实际，把游击队中做群众工作的好经验以及不注意做群众工作的一些不良现象归纳起来，编写了一本《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发给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

赣粤边红军的教育条件是极差的，但他们克服实际中的困难，在行军中学习，在宿营时学习，在战斗的间隙学习，在草地上学习，在山洞学习，在草棚中学习。这一切的不确定性赋予了教育方法上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也使教学充满了趣味性。

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政治思想教育以说服教育为主，同时领导者以身作则；军事教育则采取理论与斗争实践并举的教学方法；文化教育以上课为主兼单独辅导。

赣粤边游击战争初期存在两种不好的政治倾向：一种是希望红军大部队回来，才能转变形势，开展工作；另外一种是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形成一种无前途，过一天混一天的现象。这两种倾向的实质一样，都是消极看待自己的前途。在这一政治斗争中，中共赣粤边特委不得不进行耐心的教育，避免直接批评，用闲谈的方式，绕圈子的说法和暗示以争取他们；同时自己以身作则，无论在斗争中、在生活上、在纪律上做模范来感化他们及全部工作人员。项英、陈毅等领导人，与普通战士一起，同住草棚，同吃野菜，一起浴血奋战，因而获得了战士的信任和尊敬。另外，在反叛变逃跑斗争中，特委也没有采取极端措施。除了对那些已经危害革命的叛徒予以坚决镇压外，其他尚未叛变逃跑的战士主要也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他们认为，对队伍内部主要应强调民主，强调自愿，强调说服。党的政策应是“说服教育”，愿意坚持革命的就留下，不愿意坚持革命的可以回去，用民主自愿的方法给战士们讲清楚。一切错误分子只要他不投降敌人，特委都耐心的去教育和争取他。这项政策很有效，很多人不走了。有的人走了后被敌人抓住又逃了回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了。还有一些人本来动摇的要命，坦白出来，不走了。

军事教育则主要采取理论与斗争实践并举的教学方法。与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相比，它与斗争结合得更加紧密，更符合战事的迫切要求。《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和纪律》、《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军事内容都是以战争需要为准绳的，同时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教师在教学的时候随时引用斗争实例，这样即实用又能引起战士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非常显著。红军游击队的搭棚原则、行军原则、宿营原则、袭击伏击动作歌诀、侦察警戒原则等基本上是对当时游击战争的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挥，从而成为游击战术中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把这些军事理论知识用于游击战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

文化教育课程则采取以上课为主兼单独辅导的教育方法。根据红军战士文化水平程度的高低，进行分组或分班，文化教材也相应地有难易程度差别。项英、陈毅经常亲自上课，还经常辅导身边的工作人员。项英对警卫员的学习非常关心，也抓得很紧。警卫员中有个别不识字、不会写字的，他就手把手地教，经常给警卫员布置学习任务，有时还抽查和考试他们的学习情况。

教育方法不拘一格，寓教于乐。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斗志和学习热情，特委经常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以活跃气氛。很多时间是组织讲故事。讲故事能手要数陈毅。他讲刘玄德携民渡江等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战士们非常喜欢听，常常被吸引得忘却了时间，不断要求他再讲一个。为了提高战士们的马列理论水平，陈毅经常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把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阐述得通俗易懂，例如列宁革命的故事、俄国十月革命等被他讲得栩栩如生，战士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知识。游击队的生活既紧张也愉快，只要情况允许，终日歌声不断。除了少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的同志唱唱兴国山歌，主要是唱本地的山歌，很多人唱采茶戏里的爬山调非常出色的，而大家经常唱的是《十二月革命歌》。

特委还利用游击区仅有的一些图书杂志，象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唯物辩证法的小册子等，丰富战士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他们还利用群众想方设法从外面弄一些报纸、书籍，利用地下党员、小学教员到附近县邮局去订报纸。经过多方努力，他们搞来了如《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和不成套的《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籍以及少量的理论书籍和刊物等。这些书刊成为游击战争时期宝贵的精神食粮。

以培养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人才为教育的中心目的

鉴于红军游击队中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数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很多还是文盲，政治素质差，项英就明确指出要下功夫加强教育，并强调其教育目的是提高部队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能力。项英经常对战士们说：没有文化不行，将来革命胜利了，大家都是革命的骨干，没有文化是做不好工作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不能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很好地领会党的方针政策，也很难挑革命的重担。陈毅也强调：加强教育十分必要，我们要使部队指战员、地方工作人员，看到革命的前途，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部队指战员要做到有勇有谋，才能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壮大自己。他经常告诫战士们：不识字就等于睁眼瞎子，没有文化就干不好革命。

因为有明确的教育目的，所以教学也非常有针对性，为游击队员渡过那段艰苦的岁月注入了长久的精神动力。当时的游击生活是艰苦的，但大家都感到精神上很愉快，干部、战士学习情绪都很高。通过学习，部队指战员和工作人员的素质大有提高。在反叛变逃跑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教育方法得当，其结果有很大的成就，只有不可挽救的少数人叛党脱离革命。因为领导者的以身作则，带头吃苦，红军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许多战士看到中央和特委领导都能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再也不想走了。政治思想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的深入和广泛开展，使得赣粤边红军的政治水平、军事技能、文化素质、工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方面提高的更为明显，为坚持住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