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明

湖南湘阴人，一九六五年清明节出生，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自一九八三年开始在《花城》《美文》《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黄河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作品两百余万字。出版的作品集有《滚石上山》《梦起洞庭》《微雨独行》《股海无边》《寥廓江天》等。先后有二十多篇作品在军队和地方的评选中获奖，有作品选入《中国散文年选》《中国精短美文精选》等各种年选。二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对故乡我一直心怀敬畏。

离开故乡的时间越是久远，我感觉离它的距离却越近。然而，只有我自己最为清楚，面对无论是现实的故乡，还是精神的故乡，我均无法救赎，只有淡淡的忧伤和无穷尽的悲悯。

正因如此，就连我选择进入故乡的时间，也是定格在一个云低光暗、阴雨绵绵的清明时节。

一

“细雨残钟荒驿梦，斜阳衰草故人坟。”

第一位拜祭的亡灵，是一位年龄与我相仿，辈分却比我高的堂舅。儿时，我跟堂舅一起穿开裆裤玩耍，一块儿拖着鼻涕上学，就连他后来娶的老婆，也是一位和我同桌的女同学。记得，堂舅和我一起应征入伍时，我俩体检、政审等各方面条件都合格，而当兵的名额却只有一个。直到现时，我仍刻骨铭心般地记得：堂舅一脸严肃，唯一的一次以长辈的语气跟我说道：“你小子书读得比我好，到部队肯定要比我有出息。你必须听舅舅的话，到部队好好干！不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不要来见我”。晨雾中，堂舅送我走在乡间简易公路上，深秋的落叶萧萧直下，让我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沉默中，堂舅一直送我坐上新兵集运的客车仍久久不愿离去，直到汽笛一声长鸣，他才举起右手向我道别。透过车窗，堂舅的身影在飞扬的尘埃中渐行渐远，也越变越小，越来越模糊。谁也不曾料想，我的远行，不但使堂舅失去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走出农村的机会，而且这一次竟是我和堂舅见的最后一面。因为不久后，堂舅不堪生活的重压而积劳成疾，加之封闭的乡村缺医少药，致使他英年早逝，留下了年轻的舅妈拉扯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苦度光阴。堂舅死时，才四十来岁。

堂舅妈后来告诉我，就在堂舅病重的那段时间，还常常拿着我穿着军装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

春寒料峭，万木萧瑟。就在我正襟跪在堂舅的坟前行叩礼之际，才发现不知何时，在坟墓的右侧也笔挺地跪着一位稚气未脱的雌黄少年。只见他卷着高高的裤脚，双腿粘满烂泥，显然是刚从附近的稻田里劳作上来。

此情此景让我惊愕不已。先不说我此行秘密，未告知和惊动任何故乡亲友，虽然我也能根据陪礼少年的行为举止和长相，判断出他肯定是堂舅的儿子，但一个年纪才十来岁的小孩能如此熟谙世事和早熟，这是我无法想象得到的。因为在家乡有一个习俗：凡有长辈去世或清明拜山，子孙辈均是要随礼陪跪的。

年少的兄弟，当你的同龄人还在糖缸蜜罐中撒娇酣睡，抑或正在窗明几净的教室漫不经心百无聊赖地读书学习时，你却要像大人一样扶犁掌耙、割草挑土，要学做一个男子汉支撑起家中的一片天地。你稚嫩的双肩能承受住这生活的重压么？你幼小的心灵能经受住世事沧桑的磨砺么……

行走在故乡的陌野村落，却仍然随处可见乡亲们门庭上被风雨剥蚀旧了的春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晴耕雨读，钟鼓采乐”……眼见堂舅儿子年少辍学的场景，我情不自禁地问起了村里的孩子们上学读书的情况。随着堂舅妈的一声长叹，他道出了绝大多数农村人的苦闷。她说：现在的农村孩子基本上是读不起书。一个农村孩子从读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家庭负担最低的学杂费就将近十万元。这对于仅靠农副产品变钱，靠“鸡屁股银行”生活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就算东挪西借上完大学，也不一定找到好的工作，无法进入主流社会……

堂舅妈的一席话不由让我陷入一阵久久的沉思。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农村孩子要走向社会也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读书，二就是当兵了。在科举时代，读书求取功名，最可贵的并不是知识的获得，而是消灭贫穷、治疗饥饿的最佳途径；更进一步，还可以光宗耀祖，席丰履厚。过去，乡亲们只要生活上稍能对付，莫不将子弟送进私塾，以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如今，因公平竞争机制的缺失，工农子弟难以一步一步融入社会的主流；而跻身行伍，也因部队改革了提干晋升制度，士兵必须经院校毕业方可提干，贫寒子弟从部队晋升的大门也基本关闭。个中苦楚，作为亲身经历者，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八十年代初期入伍，也许是深感自己走出水乡的不易，也许是受堂舅的鼓舞和鞭策，抑或是自己的骨子里或多或少还留存着湖湘文化中“不到黄河心不死，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霸蛮”精神的缘故，在部队的训练和工作当中我十分地努力和刻苦，几乎年年都立功受奖，部队给我打了三次提干报告，但仍未能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直到我当兵第五年方才另辟“战场”，先考入地方大学，再返回部队，方才没辜负堂舅的期望。这也是我长时间未能面见堂舅的真正原因。倘若堂舅地下有知，我想他也一定会原谅我的。

我从社会的底层走来，太了解乡亲们个中的酸楚。一群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如果看不到前行的希望，那将是何等的悲哀啊！

二

第二位拜祭的亡灵，是我一位唤作细牛的儿时伙伴的姐姐，名叫细花。小时候，我和细牛最要好。无数个春夏秋冬的夜晚我都是在细牛家度过的。其时，我和细牛常常一起抓鸟雀、偷香瓜、做游戏……玩累了，就会在草垛中或谷堆旁睡一个晚上。家人习以为常，极少寻找。唯有细心的花花姐姐总是千呼万唤般地想办法把我俩找回家，和她一起睡下。

细花姐姐有着高挑的身材，长长的睫毛，挺直的鼻梁，还有微微下陷的双眸，再配上两个甜甜的酒窝。在我年少的心目之中，只觉花花姐姐美若天仙，比《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还要好看。

细花姐姐漂亮，所以追求者众。而她的父母却极度的主观，硬是将她许配给了长着五短身材的公社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印象中粮、油、鸡蛋、布匹等等物资都是要按计划凭票供应的。而主管着上万人物资计划的供销社主任，在当时村民们的眼中，那是权力极大、衣食无忧的。

尽管如此，花花姐姐却不为所动，偷偷爱上了邻村的一位才貌出众的拖拉机手。当我和细牛探知了花姐的爱憎后，就用行动给予支持。每次，只要见供销社主任的儿子骑着当时罕见的单车提着鸡蛋猪肉来了，我和细牛就会偷偷地将他的单车气门芯拔了，并在他回去的必经之路上，涂填上长长的烂泥巴和稀牛屎……然后，我俩便躲在路边的草垛后观看公子哥肩扛单车、打着赤脚、手提皮鞋，一颠一跛的“洋相”。

后来，任凭铁心的花花姐怎样抗争，但狠心的父母就是不松口。花花姐只好以死抗争。细花姐是喝农药死的。记得当时场景极度的凄惨。望着腹部有些微微隆起、面容惨白的细花姐姐，听着旁边邻居的窃窃私语，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直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渐渐明白。原来以命抗争的花姐，早已和拖拉机手将“生米煮成了熟饭”……尽管如此，仍没能打动视威严和利益为生命的父母，留下了一段十分凄惨的爱情故事。

望着杂草丛生的坟茔，感受着故乡绵绵的阴雨、低沉的云团……我的心情愈发沉重。

一直走在我身边才四十出头的细牛，已俨然一个老者，面皱了、发白了、腰佝了。细牛说，这些年国家计划生育，农村的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因从事农业不怎么赚钱，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说起打工，我连忙问起了细牛妹妹梅花的情况。梅花比细花姐姐小七八岁。小候，总是见她拖双长长的鼻涕跟在我和细牛的后面，赖着我们带她玩耍。十多年后，我受细牛之托，在广州与她见面时，梅花已出落成一个十分水灵的少女了，眉眼之间像极了年轻时的细花姐姐。那时，我刚从部队基层代职回调到军区机关，在部队企业管理部门任职。梅花初中毕业，经我安排进了一家部队的酒楼当咨客。梅花在广州仅工作了半年就自行去了深圳。然后，我便与她失去了联系。

梅花后来的情况是细牛这次才跟我说起的。原来初到霓虹闪烁五光十色的都市的梅花，起先只是新鲜和好奇，对每月包吃包住七八百元的工资收入也有丝丝的满足感。但时间一长，梅花的满足感就被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是巨大的疑问号击碎。为什么前来消费的客人总是这么有钱？一瓶酒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顿饭抵得上自己一年的收入；同房的姐妹也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乡下来的，为什么个个都穿金戴银比自己富有？她们只要在下班后陪客人出去一两个小时，回来的坤包里总是满满的；为什么那些并不熟悉的腆着大肚腩的老板和权贵们，每次见到自己总是笑眯眯的像亲人一样嘘寒问暖，总是叫她留下电话号码？……这些问题曾一度十分困扰着梅花，一度使她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这其中，她是否想起过贫困的乡村，想起过她十分疼爱自己但早已化作一堆黄土的细花姐姐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半年后梅花就开始有些变化了，一是“蹬”了与她谈了三个多月的男朋友。对象是梅花老家的邻居，后来同在一个宾馆的厨房工作，工资却比她每月少了一两百元。二是梅花工作越来越不用心，常常迟到缺工，包里的钱也越来越多了。最后，梅花干脆辞工投奔去了深圳一个老板的公司。

告诉我，有钱后的梅花也曾回过一次老家。开始，梅花也试图与还在乡村的亲戚和同学们聊聊，开头往往兴高采烈，可越往后便常常有些话不投机。其中，不排除乡村的故旧有戴着有色眼镜看她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梅花自己已在悄然变化：她见的世面多了，看问题的方式和眼光变了，人生价值观不同了。总之，原来打算住半个月，甚至也曾想再也不去南方，仍回乡村安家过日子的梅花，在家只住了三日，只是特意到细花姐姐的坟前烧了些纸钱，默坐了许久，便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老家。说到这里，细牛还一个劲地后悔，后悔自己一时糊涂送妹妹去都市打工，让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后悔的不单是细牛，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呢。

梅花的遭遇不由让我想起了一部由李玉执导的电影《苹果》。电影的主人公刘苹果和丈夫一起上京城打工，后来被香港老板强奸、代孕……由此演绎出了一系列反映乡村打工者的辛酸、屈辱，乃至扭曲的人生画卷。步出影院，我的步履特感沉重。

因为我的心底深处有太多的忧伤，更有细花的眼泪和细牛的悔恨，还有千万个梅花绵绵的苦痛。

三

第三位拜祭的亡灵，名叫孝年。他与我同岁，是我家的隔壁邻居。可以说他是我所有儿时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孝年从小就孔武有力。他长有一副宽宽的肩胛，一双像铁耙样的双手，还配有两条鼓鼓墩墩的双腿。对于一个从小就要替父母干活，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农村孩子来说，这些均是他得天独厚的本钱。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孝年的懂事和能干，便一直是我们儿时伙伴们学习的榜样。当我们干不好农活，插秧、锄草、割禾，老是蹶着高高的屁股，老是伸伸懒腰的时候，便会随时痛遭父母的喝斥：看看人家孝年，瞧瞧你们的懒样，真不是出天子的气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农村大搞集体化的时代，社员们干活都是记工分。那时候的乡镇全被称为人民公社，村被称为大队，班组一级则被称为小队。一个劳力一天记一份工，年底时再以生产队（组）为单位按家庭所得工分进行按劳分配。记得，那时一个社员劳作一天，也就值七分钱，刚够买一个鸡蛋。一年下来往往都是入不敷出，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寒暑假期里，我和生产队里七八个十多岁的少年，每日才挣半个工分的时候，孝年早已可以挣到一个大人的工分了。为此，孝年那任生产队长的父亲曾无比自豪过。

记忆中，孝年虽然挣工分、干农活比我们强，但是和我们小伙伴在一起玩过家家、捉迷藏、骑马斗牛等游戏时却“笨”得很，常常受我们的欺负和戏弄。连玩过家家给他“配”的新娘子都是最丑的。寒暑假期里，我们除了帮大人们正常干些农活之外，便是放牧和照顾生产队里的耕牛。众多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头扎柳条帽，腰间别着两把打鸟的弹弓，骑着大水牛，行走在水草茂盛、广阔无垠的湖洲上，活像一个个披挂出征的大将军。我们避开大人们的监管，先用稻草烧红好斗的公牛的双眼，再用牛鞭抽打，让它们相遇到一起拼命厮杀。牛角的撞击声，伙伴们的吆喝声……响成一片。一幅活脱脱的战争画面。但每到这时，孝年却只有旁观的份，因为他看管的水牛都是母牛，而看管那些好斗、好骑的公牛和牯牛（被骟割了的公牛）都是我们这些平时调皮捣蛋，爱动歪脑筋的孩子的专利。因为，只要离开大人们，我们就有办法，叫平时那些和孝年一样听话懂事的小朋友俯首贴耳。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我们放牛时合伙整治孝年的场景：我们几个小伙伴，一个眼神秘密相约同喊着“一、二、三”，一齐用力将毫无准备，当时还穿着开裆裤的孝年放倒在草丛中，抓着他的小鸡鸡翻卷，涂抹上蒲公英种子的绒毛。可怜的孝年，只好一边哭着，一边捻捡小鸡鸡上的数也数不清的绒毛……而我们却不断地在孝年的周围跳跃着，坏笑不止。

随着年月的流失，生活却无情地跟我们开着玩笑。当年一直被大人们称着坏孩子，没有出息的我、二牛、狗仔三人，后来却阴差阳错，或考学、或当兵都走出了农村，在乡亲眼里还真“出息”了。而被大人们看好，一直是我们众多小朋友学习榜样的孝年，却依旧留在了农村，整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到后来，连老婆都没娶上。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孝年的父母硬是卖掉家中仅有的一头耕牛，花了两千多元从湘南山区给他“买”了一个老婆。可老婆在孝年家没住三天便跑得无影无踪……绝望中，孝年喝下了二两剧毒农药“甲胺磷”，结束了年仅二十五岁的生命。

往事依然，孝年远去。空留时也？命也？运也？等诸多的拷问和哀思。

淅淅沥沥的清明，我感觉就像一位千年感伤的少妇，在生命的祭日里，满脸的悲情流泻成一汪清泪，漂浮着人间许多生离死别的遗憾和酸楚。细牛伴我行走在故乡的墓田农舍，仅相隔二十多年，梦中的故乡竟愈发陌生：过去人声鼎沸，鸡犬相闻村庄，如今却炊烟稀少，人迹罕至；儿时伴我们游泳嬉戏的河流、湖泊变小变浅了，掏鸟窝、摘桑椹的参天古树不见了……一首流传在民间的诗歌这样写道：人长大了，茅屋矮了，我无处去/娘痛我们，总为弟弟学费抹眼泪/小翠回来了，嘴唇涂得那个红，脸也白了，漂亮哟/过年了，她带回来了好多钱/娘说种棉花不赚钱，明年不种了/村里人说小翠没有我漂亮，她胆大/小翠变了，她说我什么都不懂……淫雨霏霏，游子断魂。

故乡的天空啊，你何时能见到光亮？伸向远方的长路啊，你何时能变成坦途？故友亲朋啊，你们那饱经风霜的面颊何时能笑魇如花？……

问苍天，苍天落泪；问长风，长风哀鸣。

责任编辑︱张明晖实习编辑︱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