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平生

关键词: 经济史;经济理论;研究范式

摘 要: 通过分析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若干重要范例,认为经济史研究若欲取得更大进展,必须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用适宜的分析工具,将史实与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是提高经济史研究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可行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5058605

Oragnic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ical Reseach and Economic Theories

LIU Pingsheng(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theory; research paradigm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of recent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focus on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the modern economic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opics, select corresponding instruments and try to integrate historical facts and economic theories into a harmonious unity. That's the feasible way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make greater progress and keep p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一

经济史研究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是学术界由来已久的话题,而将现代经济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已成为不少学者尝试变革研究范式的一种努力。经验表明,一项研究成果,能否在学术界和学术史上站得住脚,主要看两条:一是要有足够的材料支撑,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条件;二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判断,此谓之“创新”。而一项研究若欲提供新的认识,研究者首先必须熟悉学界现有成果,同时拥有自己的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

宋代经济史研究界注重理论工具与历史材料的结合,收到很好的效果,像葛金芳著《南宋手工业史》[1]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就目前而言,在宋史和古代手工业研究领域中,海内外学术界运用的理论资源大约有五六种,传统一点的,日本有唐宋变革期即“近世”说(对欧美亦有影响),国内有资本主义萌芽说。近年来新兴的,国外有原始工业化(即早期工业化)说、江南区域经济研究和贡德•弗兰克(A. Gundre Frank)等人的“世界体系”说;国内亦有“早期工业化”说和江南区域经济研究(如李伯重等)。葛著主要采取的是原始(或早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和江南区域经济研究这两种理论资源。1973年,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anklin F. Mendels)发表《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主张将人类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两个阶段,而所谓原始工业进程指的是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发展”。[2] 1977年,德国学者P.克里特(Peter Kriedte)等人的《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将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3]葛著有意识地寻找与基本史实相适应的分析工具,将“原始工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市场化”等核心概念运用于南宋史的研究,首先提出对南宋手工业发展的整体认识框架,然后再不断回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认识。全书结合南宋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南宋矿冶业、造船业、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与印刷业、桥梁与建筑业、漆器业和文具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制盐与酿酒业的分章考察,认为南宋手工业获致三大历史成就:日用品行业生产规模扩大;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有重大进步。不仅如此,葛著还提出南宋手工业发展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多数行业的制造重心移至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二是轻工业部门发展速率超过重工业部门,形成一种“超轻结构”;三是南宋手工业受到海外贸易的强力拉动,呈现出鲜明的“外向型”特征。这些成就和特色表明,南宋手工业的劳动分工不断加深,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空前拓展,为市场而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大量存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论述的经济发展动力——即以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为特征的“斯密型动力”,也反复出现,其增长方式已然由广泛型成长(the Extensive Growth)向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转变。因此,南宋手工业的总体发展水平是处于北宋以来的原始工业化进程之中。而传统看法认为,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体系没有分工和专业化,少有技术革新,不存在市场需求推动的经济增长,有的只是自然经济气息浓烈的农耕文明。葛著显然不满足于此种“刻板式”、“脸谱式”的定论。虽然,专业化可能在没有市场需求(即没有交换)的推动下发展,如为家庭生活或者封建主(或者地主)的需要而进行的手工生产,但是在南宋时期数量庞大的民营手工业生产却明显是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实现的,特别是在海外需求的刺激下获得发展的。葛著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方法成功地转换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从而得出了南宋手工业存在分工和专业化、存在由市场导致的斯密型动力等迥异于传统的结论。

国外经济史家早已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数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及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意大利经济史家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为数最多的生产单位就是那些不可胜数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乡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或亲戚,从事打铁、操作织机、印刷机或丝带织机这样的工作。”[4]350因此,从历史渊源看,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数百年中,工业化进程早已启动,其主要特征就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在机器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之前,工业化进程在历史上还可能存在多种多样的不太成熟、不太发达的其他形式;而这些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具体形态。就南宋时期手工业而言,其具体形态就是处在现代工业化之前的“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只是与西方现代工业化发展水平相比,南宋的原始工业化显得“不太成熟、不太发达”而已。但是,南宋原始工业化的成就与意义却不能低估,“它为工厂(机器)工业化铺路搭桥,推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转变”。[1]13由此可见,葛著试图探寻的不仅仅是发现经济现象之间显而易见的时间序列,而是更关注于隐藏在材料背后的因果联系和经济规律。

葛著将南宋手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定位为处于“原始工业化”历史进程之中,这是一个独特的长时段的宏观视角。换言之,葛著是将南宋手工业放在从汉唐到明清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之中并经前后比较,才得出上述看法的。葛著认为,南宋的立国态势与经济格局已与汉唐时期全然不同。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政治中心亦在长安和洛阳这两点间摆动;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西部的中亚和西亚延伸,故取“头枕三河、面向草原”的姿态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然自晚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其基础性动因是经济重心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加速移动。至迟到北宋晚期,江南经济区已成为新的经济重心。特别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此与汉唐农业社会(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己任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鲜明对照。其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所谓“头枕东南”,是指南宋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已从原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南两浙、福建、江南东西等路。所谓“面向海洋”,是指南宋经济迈向开放型市场的发展趋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而面向海洋、走向开放型市场,正是向工商业文明迈进的关键一步,其意义非同小可。[56]原始工业化进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得以启动的。由此可见,作者试图探寻的不仅仅是经济现象之间显而易见的时间序列,而是更关注于隐藏在材料背后的历史场景和经济趋势。在这里,葛著又遵循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主义原则:任何经济系统都必然是不同的具体元素的结合体,这些因素因其是历史的产物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

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统一起来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是近年来许多学术名著所采用的研究范式。它的一个好处是在理论的启示下,可以开掘新的史料,或者发现原有史料的新价值。我国著名学者秦晖(与苏文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7]试图重新“科学地认识农民”,吸纳的理论资源就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农民学”(Peasantology)。从农民学视角出发,作者选择前近代关中农村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在以当地原始地籍档案、以及多种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提出了“经验性”研究的结论:此即“关中模式”——“关中无地主、关中有封建”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或者“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占有土地、收取地租以剥削佃农的关系”等传统看法。由“关中模式”的经验意义出发,秦晖将其推广应用于前近代中国、甚至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分析与反思,不仅重新定义了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等三个封建关系要素,而且在此过程中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宗法农民文化、农民的伦理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农民的二重价值体系等举足轻重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如果没有现代农民学这个新视角的启发,秦晖等人的新看法也许难以产生,关中原始地籍档案等史料原有的价值也可能难以被发掘。

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8]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9]又是一个将经济理论运用于近代农村经济研究的著名范例。黄宗智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原理,借助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s)研究印尼稻作农业所使用的“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作“过密化”)概念,[10]将之用于我国华北及长三角小农经济的考察。他用了10年时间分析、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的资料,特别是日本“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门对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和长江三角洲8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同时又补充了他本人于1979—1980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清代刑部档案和宝坻县户房档案,以及费孝通、林慧海等人的调查材料,经研究后指出,我国农业经济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到近代,在既有技术条件下,由于人口压力、制度约束和生态环境等原因,小农收入不是随着劳动投入增加同步增长,而是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这就使得中国小农经济长期以来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发展。正如杨师群所言,黄宗智“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11]在现代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之下,黄宗智使20世纪30年代原本“沉默无言”的资料和档案,“说”出了中国小农经济运行的规则和逻辑。这再次说明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有利于开拓新的史料,有利于发掘史料中原来被忽略的价值——史料中沉睡的生命力被重新激活。

将经济理论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又一好处是,经济理论的运用有利于完成方法论的转换,形成新的研究切入点或者新的讨论前提,从而扩大理论应用的范围。美国新经济史名家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托马斯(Robert P. Thow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2]在探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原因时,克服以往仅从偶然的技术革新角度把工业革命作为起点和原因的传统偏见,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和所有权等理论重新加以解释,指出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与私人财产制度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制度保证和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革命就无法产生,“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2]5从而得出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个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再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的《经济史理论》,[13]其研究模式同样体现了理论与史料的完美结合。希克斯从“市场化”这一独特视角入手,把“世界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13]9他指出,如果视市场的出现或交易经济的兴起为起点,那么沿着市场经济进化的主线,人类经济的进程就是由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前进的过程。这是希克斯理解经济史的一个特殊视角。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视角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市场的兴起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极有助益。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人所周知的经典力证。对马克思来说,“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指引他去挑选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能够抓住特定系统的实质。”[14]55马克思运用诸如商品、价格、价值、资本、劳动、分工、人口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体系运作和演化的规律和规则。马克思的这种做法在今天西方学术界得到公正的评价:“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13]5社会科学中没有其他的理论体系能像《资本论》那样“能如此紧密和直接地把自身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构成的一般特征联系在一起。”[14]58马克思所运用的这些概念原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具备的古老的经济范畴,而马克思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又赋予了它们新的活力与意义。

上述学术大家的研究经验说明,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对于历史资料具有非凡的阐释力,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三

然而,我国历史研究的基本现状是:长期以来多半局限于材料的罗列与堆砌,过分沉迷于“描述”式和“考证”式的研究。一些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几乎完全沿袭着传统。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学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15]8一些研究者对于是否放弃原来的工作积习、变革旧有的研究方法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之”。[11]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将历史著作内容当作历史行为本身,认为历史著作只是实际历史进程的“复制”或“摹写”。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历史行为的实际进程与历史著作的实际内容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与自然科学的鲜明对照确实就在于下述事实:即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是对事件和人物的说明,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则是通过与我们的理性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构造直接类比而得到‘解释与‘理解的。”[16]273像上述“原始工业化”对于我们理解南宋手工业体系、“关中模式”对于我们理解前近代和近代农民问题、“过密化”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都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理论阐释。

如此看来,经济史研究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一样,其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在表现形态上恰呈一种“本末倒置”的镜像:“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7] 2324拿葛著来说,由于引进了门德尔斯和P.克里特的理论,这就使得它看上去仿佛是“事先”将南宋手工业的发展进程想象成“原始工业化”,然后以此作为裁减史料的尺度。但是实际上,研究此课题“第一个难题便是材料搜集问题。”[1]18遗存至今的南宋传世文献相对较少,且极为零散。基于“一本具有科学性的著作,首先必须建立在详实而又可靠的史料基础上”[1]18的理念和原则,作者不仅遍搜诸如《宋史》、《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宋会要辑稿》等基本史籍外,而且挖掘了“隐藏”在数量庞大的各种文集和方志中的资料。同时,作者还广泛运用如“南海一号”等考古材料和他人研究成果。经作者“勤扒苦做”而归总的手工业各门类材料多达数百万字。可以说,“南宋手工业处于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这个论断是作者在阅读史料时“发现”的,在整理史料时运用“原始工业化”来“证明”的结论,是一次试图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有机结合的巨大努力。如前所述,秦晖对于关中模式的研究、黄宗智对于近代华北和长三角小农经济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材料基础上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讨论理论与史料孰轻孰重,而在于强调经济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力求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至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和谐关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柏克(W. E. Parker)有过形象的描述:“(经济)史需要(经济)理论与计量经济学,俾可运用所有数据,而可协助其想法正确。而历史经验则可为理论家的思维,提供新的活动线索。……从相互需要看,经济学像是经济史学家的双眼,凭此,可以发掘与组织史料,甚或还可以用来匡正史料的谬误;……经济史,则似经济学家的双脚,据此立论,其内容才有其现实基础”。[18]只有“眼”、“脚”并用,才能达致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完美结合的意境。对于这种完美意境的不懈追求,正是提高我国经济史学术水平,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由路径。

参考文献:

[1] 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Franklin 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73,32(1)

[3] Peter Kriedte.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4] 卡洛•M•奇拉波.欧洲经济史:第2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 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N].光明日报•理论版, 2004-12-28.

[6] 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J]. 新华文摘,2005,(5).

[7]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8]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9]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 Clifford Geerts.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M].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63.

[11]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J].清史研究, 2000,(4)

[12] 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3]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5] 高德步.世界经济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6]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7]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8] W. E. Parker(ed.).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责任编辑:肖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