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 溪等

杨海亮先生在《不必做的准备》(《杂文选刊》2009年11月[上])的结尾处，劝人“往最坏处准备。往最好处争取”，这话真是说到了我等的心坎里了。

尽管存折上的数快到七位了，可我仍在省吃俭用，每天上班宁可提前半小时步行，也要省下一块钱的车费。有人说我是吝啬鬼，有人说我是铁公鸡，连妻子都骂我要把钱往棺材里带。谁不想吃好的干巧的?可生活得“往最坏处准备”。孩子读了高中要读大学，读了大学要找工作，找了工作要买房子要结婚；再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病，假如要换血、调肾、心脏搭桥什么的，就现在这价码，你说那点钱算得了什么，不是大海里撒把沙吗?不省点能行么?

“做事要有远见”，要防患于未然，要“往最坏处准备”。别看我这些年在人前风光，可个中污腻，稍明世事的人都知道，不一家挣钱大家花，能争到工程?能过得了这检那查的?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三年不漏的粪桶底，一旦出了倒楼塌桥的事故，查起来，上面有个保的，下面有些帮的，即使化不了，也可化得小，到那时就知道这钱没白花。

人都说我是个好官，提拔官员不收贿赂，批地招标不吃回扣。其实，谁跟钱有仇呢?时兴说法叫什么寻租的，我不懂，我只知道做什么事都得“往最坏处准备”。你在高位，人都盯着，加上这反腐风声又紧，“现钱现货”是些当不来官，没见过钱的人干的。花开就有花谢，过去还有改朝换代的。我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到下台卸妆后再来花台上的钱获台上的荣啊!

要发感慨的很多，限于时间篇幅，就说这些。总归一点，“往最坏处准备”，就好似针对我等说的知心话。

尼溪(安徽)

解决“人”的现实问题更迫切

读了《一个国家应该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杂文选刊》2009年11月[上])一文，心情颇为沉重，因为文中的事例让我联想到了很多。

这位姓雄的拉萨一中女教师是真正属于“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值得我们尊敬。其实像这样的教师何止千万，他们长年坚守在偏远山区默默地奉献，谁曾关注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那位在火车上买水要发票的郝劲松，赢得了尊重。但恐怕更多的“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往往是打不着狐狸反而“惹了一身臊”，被抓进精神病院或关入监狱已经是照顾你了，雇佣黑社会又打又杀的，你又能找谁去?

敢于真实报道拆迁、征地等事件的媒体值得褒扬。但我们知道，这位“特别真诚”地说了实话的陈锡文，曾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已经六十多岁了，不知道他年轻时敢不敢说出真话?如果换成普通人说出真话，还会有人听、有媒体报道吗?

那位卖棺材板的老人太幸运了，遇上了共和国总理。要知道，中国社会还有多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甚至连温饱都还没有着落，食不裹腹，衣不蔽体。

一个国家的确应该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但更要紧的是切实解决一些关于“人”的现实问题，真正实现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潇竹(黑龙江)

也谈学术腐败

乐朋先生的《李约瑟难题乱弹》(《杂文选刊》2009年9月[上])提到了学术腐败的问题，我深有同感。

大学教授们对学术腐败心知肚明，给我们研究生上课的教授就公开讲：“真正严格查起来，我们这些搞研究的又有几人能幸免?”可见教授们对于论文造假。抄袭这类的学术腐败早已习惯了，论文造假，抄袭可以说是教授们默而不宣的公开秘密和共识，面对层出不穷的论文造假、抄袭案，普通大众愤怒不已，而教授们对于不谙于此道的门外汉的大惊小怪，肯定觉得反应太过度了。

那些被公开查处的都大有来头，他们或地位显赫，或太出风头。如果王铭铭教授不是北大副校长，而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大学的研究者，就绝对可以继续造假，而不用担心因为论文剽窃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如果清华毕业生周森锋不是突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也绝对打不到他头上去。

论文造假、抄袭这类学术腐败，对于身处其间的人来说，没有不了如指掌的。因此我所毕业的大学今年首次采用了学位论文学术检测系统(TMLC)来检测我们的毕业论文，虽说很多同学被查出有重合(实际上就是抄袭)，但大家只要说明有注明出处，就万事大吉了，每个人都顺利毕业。很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被检测重合高达70％以上的论文最终却被评为优秀论文。学位论文检测系统虽说现在在我看来形同虚设，但毕竟在防止学术腐败上，迈出了第一步，我相信随着检测系统不断进步和完善，将来的学术腐败必将会得到遏制。

李海蓉(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