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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救者举步维艰?

2009-05-14熊培云

杂文选刊 2009年12期
关键词:执法者鱼钩鱼肉

熊培云

一位司机在上海被“钓鱼执法”,司机自辩不是黑车,无奈之下。断指自白。

10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终于就孙中界被“钓鱼执法”案向公众公开道歉。有评论员慈悲过人,竞认为这迟来的道歉“体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气概”。而依我所见,相较于那些经年累月因“钓鱼执法”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公民而言,这个赞美着实太过廉价、太过轻薄。否则,这世界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一位男子在这场冤屈中失去一根手指,而那座城市在众人的逼视下,却因为暂时收敛了傲慢而收获荣誉。

为什么社会道德不断沦丧?为什么自救者举步维艰?虽说“钓鱼执法”未能给上海滩带来荣誉。但是伴随着相关一系列案件的曝光,其贡献总还是依稀可见的。至少,透过“钓鱼执法”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被掩盖的社会真相,可以试着解答上述若干疑问。

就在上一例“胃疼式钓鱼执法”丑闻刚开始在网上传播时,我在MsN上看到有朋友如此签名:“本车拒绝搭裁救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此个性签名虽有戏谑与批判的成分,但是当善良成为一种冒险,而且随时可能被执法者钩住时,人们拒绝善良却也顺理成章。

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事实上,绝对的权力同样会败坏社会。在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钓鱼执法”这一“鱼民政策”。显然,在执法者眼里,这个社会只有两类东西:一类是鱼钩,另一类则是鱼民。前者,因为击中被构陷者而被奖励,志得意满,奖励是从轻从少;后者,公民成为鱼肉,而且因为被构陷而只好任权力鱼肉,难得伸张,惩罚是从重从严。

谁使公民为鱼钩,又将公民作鱼肉?当公权力成为鱼塘与江湖,当执法者成为垂钓者,个中成败得失可想而知。奖励是投入,惩罚是产出,而垂钓者正是通过这个“奖惩差额”不断牟取暴利。并且,也正是这种获利机制的存在,使垂钓者想方设法加固这条利益链。至于上述鱼钩与鱼肉,鱼钩因偷偷摸摸食人嘴短,鱼民因不敢公开反抗只好忍气吞声,在体制性的屏障面前,两者都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鱼钧”“请鱼入瓮”,执法者坐享其成,这根利益链条让每一位普通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被钓、被围猎与被收割的对象。

以自残的方式自救,前有张海超“剖胸验肺”。今有孙中界“断指反钓”,两种意气用事的背后,都是无限悲伤。时常,人们总会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叹这些维权者。在走投无路时,竟将消灭自己的一部分身体作为维权与自救的本钱,宛若捐肾救父。如此遭遇,闻者情何以堪?

然而,这样的故事在这个社会并不少见。而且,你甚至无法苛责他们为何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或做事鲁莽——毕竟,他们曾经为自己的权利奔走;又毕竟,相较于那些自杀者或者报复社会者而言,他们的行为已经算是理性,而且他们对社会依旧心存善良。

就在不久前,来自中国的摄影家卢广以其系列作品《中国的污染》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中国的生态危机,不可不谓触目惊心。事实上,透过“钓鱼执法”,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生态危机,即在一个不被约束的权力污染的社会,善良、正直与自救都成了一种冒险。

有人感慨,“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终究是他们的。”这里的“他们”,不是别人,正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走在幸与不幸的路上,徘徊在自救与自残的边缘,在这样一个社会,除了约束权力,还有什么可以挺身而出,将鱼钧与鱼肉还原为公民?

【原载2009年10月29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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