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乌托邦与失乐园

应当说，追求梦想中的国度，并非纳粹分子的专利。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莫尔的太阳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区别只在于，有人愿为乌托邦而生，有人愿为乌托邦而死。具体到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之关系，如秦晖先生所指出，罪恶不在乌托邦，而在于它是否与强制合流。

当我们重新翻检中国人的心灵史，亦不难发现，那种“浓得竟也化解不开”的情感，首先是家国情怀，其次才是情爱。只因中国历史多灾多难，以至于这种家国情怀的背后未免透着无限悲情。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钟》和《猛回头》闻名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而死，以“唤醒同胞”。事实上，对故国的淡淡忧伤与未来之国的强烈期许，即使是李叔同这样的智者，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反差也尽显无疑。对比“谁与我仗剑挥刀”、“二十世纪谁称雄?”的《祖国歌》与《我的国》，他的《忆儿时》显然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温存。

在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影片《地下》里，那些从地洞里爬出来的人，辗转奔波，发现南斯拉夫解体后近乎号啕——“我的祖国，怎么没了?”同样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一些带着怀旧情绪的前南公民在网上建了一个南斯拉夫虚拟国家，订立宪法，招纳公民。仔细想来，谁人心中又没有一个失乐园，一个复国梦?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回望逝去的天堂时，你能听到心灵的钟声，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度时，所能看到的却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胀，是其与强力合流后的摧枯拉朽与房倒屋塌。而这，也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收获的最大教训。正因为此，世界终于从革命重新回到改良，从我说的“流血的二十世纪”转向“流汗的二十一世纪”。

少年时爱听《梅花三弄》，时常动情于其中一句歌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勇敢的人，无论是遭人憎恶、有进攻性的纳粹分子，还是受人敬仰的爱国者，抑或普通公民，为了想象中的国家前程而不惜以命相搏、“仗剑挥刀”时，我总忍不住要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了。

谁为谁献身?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说到献身，中国历史上并不少有献身者。最惨烈莫过于宋亡之时。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在崖山被元军嗣困，虽顽强抵抗却还是最终兵败。陆秀夫背负年仅八岁的幼帝投海，跟随投海殉国的人达十万。《宋史·纪(三)》详细记载了当时一幕：“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呙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其时人命，与蝼蚁何异?

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然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祖国”与“王国”。祖国也罢，王国也罢，都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寄身之所，只有生命与自由才是贯穿人类始终的。如果“为祖国献身”、“为君王殉葬”所争得的只是一种身心奴役或寂灭的状态，那么这种献身究竟意义何在?

谈到救国与献身，民国时期有一段公案不得不提。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即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

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

政治何为?国家何为?谈到对国家的理解，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说时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身为美国公民的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非常不以为然。

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丁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否则，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事实上，上面这些问题甚至都是不需要回答的，因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这话不难理解，就像我们从市场买回一把刀，究竟是用它杀人、自卫还是自杀，刀说了不算，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

自由之邦：圣马力诺的小国威仪

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奇遇。有一年，当我在欧洲随团旅行，不经意间抵达圣马力诺时，在我下榻的宾馆里，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圣马力诺总统G.F.Terenzi。

当时Terenzi先生正邀请该国的中小企业主共进晚餐，不知何故跑到酒店前台闲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不是汉族”?随后他和我说他对中国很了解，并约好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专访。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最小、最古老、最没有可能被颠覆的共和国。

圣马力诺有九个政党，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议会选举产生两名权力同等的执政官。他们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议会首脑，任期半年，不能连任，三年后可再次当选。也就是说，在圣马力诺每年能产生四位国家元首。如果以六十年为一周期，且不考虑连任障碍，理论上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有二百四十次当选国家元首的机会。而议员为六十位，五年一届，平均下来六十年就是七百二十次机会。同样是政治权力，和世界各国相比，圣马力诺的“含金量”当属最高，真有点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说，“Smallis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中国人多说“大国崛起”，其实小国也可以伟大，也可以崛起。最意味深长的一组数据是：全球最富有(人均)的十个国家，八个是小国；“透明国际”评出的最廉洁的十个国家，前八位全是小国；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二十个国家，小国占了十三个……具体到圣马力诺，在这个面积只有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国，2005年人口统计是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人，其中二万四千六百四十九人为圣马力诺国籍，整个人口数仅相当于中国稍大点的小区的规模。但在经济上，据2002年的一组数据，2001年的人均GDP便达到了三万四千六百美元，远超中国三十余倍。这是一个没有铁路、机场和港口，甚至也没有红绿灯的国家，但人均拥有两辆汽车。全体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实行小学和中学十六年义务教育制。即便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还划分出九个自治市。政府成员由大议会任命，不设总理，外长起总理作用。你可以批评这个国家毫无抱负，不生产核弹头这杀害人类的武器保家卫国，更不想谋求“大国崛起”，但在这里人们安居乐业，每个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诺山。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传册上，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圣马力诺一直有着充足的兵源。”这里没有官方报纸，只有外交部及不同政党主办的几种不定期发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家，不用灌输任何爱国主义，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该国公民都会奋起抵抗。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许多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杀害，中国皇帝的反应通常是臣民离开本土死了活该?为什么春秋时期政治松弛、邦国林立，各国民众却收获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为什么亚平宁半岛上当年逃难的一群人能够世代拥有自己的国家?在国家与自由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人们何去何从?如果国富民穷，“要大炮不要黄油”，大国崛起对于国民又究竟意义几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高高的蒂塔诺山山顶上，环视着这个人口不足三万却又自称“兵源充足”的小国，我理解当地居民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的荣耀，也第一次真切体会国家之于公民的意义，明了富兰克林笔下自由之于祖国的内涵。

【原载2009年10月4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