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承

在两宋之交的抗金名将中，岳飞和韩世忠是最为著名的。岳飞因个人命运的际遇，博得后人无限同情、称誉和敬仰，而那位在杭州西湖的醉人风光中得以善终的韩大将军便黯然隐没在了历史长河的深处。

其实，和岳飞一样，韩世忠也有着傲骨锋棱、刚正亢直的个性。但与岳飞不同的是，在被罢去兵权之后，韩世忠走了一条看似明哲保身的退避之路，也因此得以善终。他一生特别是晚年的行事所为，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智慧的精髓。

深陷危机，以忠脱困

大家都知道在宋高宗的指使下秦桧陷害岳飞的阴谋，但秦桧下手选择的第一个对象却不是岳飞，而是韩世忠。

1141年，宋高宗和秦桧在放弃北伐大好机会的同时，以论功行赏之名，将韩世忠、张浚和岳飞召到临安，韩、张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这看起来是升官，实际上是将他们所辖军队的指挥权交还于皇帝，三将兵权被剥夺。接着，高宗和秦桧派张浚和岳飞到韩世忠军队的原驻地楚州(今江苏淮安)，以视察为名去收集有关韩世忠的负面信息。虽然与韩世忠惺惺相惜的岳飞拒绝执行这项阴暗的任务，但贪功忌贤的张浚对此却很卖力气，给功高震主的韩罗织了许多罪状。如果这些罪名成立，那韩世忠也极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上的悲剧英雄。

形势如此严峻，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该怎么办呢?

虽然说专制时代的皇帝有时候真的很无情(比如刘邦、朱元璋等在打天下成功后对功臣宿将的屠戮)，但是再冷酷无情的帝王也有软肋。韩世忠这时尽管如履薄冰，命悬一线，但他手中还有一张绝佳的王牌可用，那就是他对高宗赵构、对赵宋王朝的“忠心”。所以，当他在接到岳飞的密信通报后，单身一人来到皇宫，跪伏在地，请高宗验看自己身上的累累伤疤和双手上残存的四个手指，那可是他为了平定方腊起义(说生擒方腊者为武松是小说家言，真正的英雄是当时还年轻的韩世忠)和抵抗金兵付出代价的最好证明啊!接着他放声大哭，坚决要求辞去包括枢密使在内的一切职务。如此这般的表演终于打动了高宗的龙心，还算念旧情的皇帝也想起了十多年前韩世忠从海道赶往钱塘行在平定苗傅和刘正彦叛乱、衷心护卫自己的往事，答应放韩世忠一马。逃得性命的韩世忠自此后闭门谢客，绝口不言朝政，更不与老部下往来。作为皇帝的赵构见“韩老”如此作为，自然也就安心了，所以后来秦桧再想找“韩老”的麻烦，高宗就是不允。

怒斥权奸，尽显傲骨

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保护是晚年的元勋宿将们保全性命的不二法门。但韩世忠并不是只知道一味顺从上意的懦夫，他的凛然正气和耿耿傲骨依然时有体现。

面对气焰熏灼、权倾朝野的秦桧，南宋群臣大多仰其鼻息，不敢违抗，就连贵为天子的高宗也有“靴中置刀”之忧。而个性憨直的韩世忠却于一揖之外，从不与之交谈。岳飞陷冤狱后，举朝文武慑于秦桧淫威多不敢言，而此时尚未最终解除危险的韩世忠却敢于当面质问秦桧。当秦桧以“莫须有”三字回答时，他气愤地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后来有人替他担心，劝他不要与秦桧作对，他回答说：“畏祸苟同，他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身处和谐时代的我辈后人，千万不可将历史想象得一团和气!要知道如同韩世忠这般，真像儒家亚圣孟老头儿所讲的于淫威之下如此刚直不屈者，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悠游林泉，吟诗抒怀

韩世忠被解职后，居家阅书读经十余年。他经常骑着毛驴，携一二小童，带着酒壶，闷游于西湖边上。这正与老子在《道德经》里讲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相暗合，当然也可以把这样的行为解释为孔子那两句著名的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宋朝是个以词著名的朝代，不少武将也能吟诗填词，比如岳飞、辛弃疾。在这方面，韩世忠其实也不差，他留下的两首词作被明代的大文学家杨慎誉为“有意趣”之作。

《临江山》云：“冬看山林萧疏净，春来地润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争名利，富贵与贫穷。

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

《南乡子》亦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男宿业缠。

年迈衷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

这其中“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等几句颇有阅尽世事沧桑之慨，哪像是生长在兵营、未尝读书的武将所写?曾经不通文墨的韩世忠能在晚年有这样的体悟，真不愧为“非常之才”!

师法先贤，保身善终

性格即命运，在这点上历史绝对是公允的。

岳飞尽忠为国，却在39岁时含冤被杀，同样尽忠为国的韩世忠则在优游林泉十多年后以68岁的“高龄”(宋朝时人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得以善终。之所以会有如此差异，不能不说与他们的自身性格特点有某种关联。

年纪轻轻就统兵独当一面的岳飞在战场上有勇有谋，但在政治上却显得缺少心计。他不仅极力反对与金朝的媾和活动，而且还建议30岁的高宗早立太子!(古往今来有哪个皇帝会愿在盐年时考虑身后的接班人?)岳飞的这些举动显然触犯了高宗的大忌，所以日后秦桧用谋反的罪名陷害他时，高宗没有丝毫犹豫就迅速定案。

相比之下，年纪较长、阅历更丰富的韩世忠在政治上则委婉得多，基本上做到了忠于职守但绝不越位。他憨厚的品性不仅让高宗很是欣赏，也让包括秦桧在内的众多或敌或友的同僚们无话可说。他当年在战场上成为“武功第一”的大将时就很懂得学习历史上的先贤。他曾在立下战功的当口像秦时的王翦一样向君主索要田宅，激流勇退后更是学当年的汉朝开国丞相萧何，主动向高宗提出要买北宋末年大奸臣朱面匀的庄园和另外一千多亩田地。当然，看到了韩世忠贪图物质享受的“污点”而龙心大悦的宋高宗是不会让他自掏腰包的，索性把这些田产连同西湖边上的大庄园一起赐给了他，并亲笔题词“旌忠”以示表彰。韩世忠自然谢恩领旨，将全家都搬到了临安的庄园中居住——这个新家正位于皇帝佬儿的眼皮子底下!

当历史的封尘就这样被轻轻拭去后，我们很容易体悟韩世忠这样做的无奈——当时宋金和议大局已定，对时局已经无力回天的韩世忠来说，若不如此又能怎样呢?

初唐的天才少年王勃在千古名文《滕王阁序》中讲到“君子见机，达人知命”，几百年后我们这位个性憨直的一代名将用自己的行动对这两句话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他熟练地运用谦冲退让、以柔克刚的道家智慧使自己在晚年成了高寿的“清凉居士”。或许，这样的境遇对韩世忠个人来说是幸运的，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