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武明

前不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西宁晚报》发表的一篇介绍青海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敦煌经卷的文章。这篇短文不仅使我又一次认识了此宝的珍贵价值，同时，我所知道的侯国柱先生当年护宝献宝的艰辛经历也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党的方针政策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各种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昭雪，人们的思想、工作、生活进入了正常轨道。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侯国柱先生认定是他将珍藏了35年的敦煌经卷捐献给国家的时候了。

归还珍贵文物的时机到了。当时他没有直接找文化部门表态，而是通过他的同乡老友知识分子谢而节进行联系共商办法。谢而节是我省学者谢佐之父。这献宝中间联络人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谢佐肩上。光明日报记者陈宗立同志最先向我透露了这一信息。他正是与谢佐同志一起联络编写内参稿向中央做了反映的当事人之一。经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立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金紫光等领导的重视与协调，敦煌文物研究所派来两位专家，就在谢佐家中用了一整天时间，对这部手写经卷进行了严肃认真细心的鉴定。结论是这幅长达17米的手审经卷，是稀世珍宝，所审年代是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代。审经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之后，由谢佐同志正式代表侯国柱先生向省文化厅提出了无偿献给国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