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青

领土主权争议的背后是为了获取资源，而永久、持续、稳定获取资源的重要前提就是争取主权。

近来，南海地区风起浪涌。菲律宾国会通过专项法案将我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划归菲领土，总统阿罗约正式签署该法案；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弹丸礁“宣示主权”；越南政府抗议我批准旅游团前往西沙群岛旅游；美国海军“无瑕”号监测船侵入我南海海域进行非法侦察，并引发严重的中美舰船对峙事件。

“南海问题”因何而来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发现并命名南沙群岛，也是最早并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管辖。对此，我们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国际社会也长期予以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南沙群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及其他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自然包括了南沙群岛。

1946年12月，当时的中国政府指派高级官员赴南沙群岛举行接收仪式，并立碑纪念，派兵驻守。1952年，日本政府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从而将南沙群岛正式交还中国。

在此后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实践中，美国一直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战后相当长时间，南海周边地区也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主权提出过异议。因此，长期以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

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200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3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

1967年，联合国东南亚大陆礁层探测团的报告称，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地区大陆架油矿丰富，其储量相当于中东各国或委内瑞拉加上墨西哥海湾附近与美国东南部沿海油藏之总和，而且含硫量少，品质优良。美国“亨特号”探测船在美国海洋研究所指挥下，曾于1969年6月至8月间，五度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探测。其探测报告显示，此一海域均以基盘为火成岩的海底山为主，山与山之间均有因沉积物形成的盆地，有储积大量油气的可能性。虽然此次探测所用的仅为普通性质的闪电反射法震测，需做出更详细的地球物理勘测才可确定，但是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之心。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以军事手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在南沙群岛部分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求，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南海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中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主权，从而非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产生了争议。争议主要围绕两点：领土主权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领土主权争议的背后是为了获取资源，而永久、持续、稳定获取资源的重要前提就是争取主权。

为什么是2009年

南海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和美日等国能源通道的必经之地。正因如此，决定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对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不断上升。作为经济和国防的命脉，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石油的来源和运输视而不见。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主要是确信这一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也是担心中国完全控制南海，从而扼住美日石油命脉，使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因此，这些国家总是以各种策略或手段支持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

南海危机在2009年伊始集中爆发有着特殊的背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之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否则其有关要求将不会得到承认。有学者认为，2009年是世界海疆开始重新划定并出现重大纷争的起点。不仅是南海周边国家，世界各主要国家在有争议的岛礁、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两极地区的种种行为，与其说是真实意图表达，不如说是钻国际法律的漏洞，并试图通过未来调整期的空隙，以“不占而宣”或“不宣而占”为自己的“圈地运动”抢得先机。日韩“独岛(日称竹岛)之争”、日本变“冲之鸟礁”为“冲之鸟岛”、英法等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美俄对北极提出领海要求，都是典型的例证。

近来，我南海周边一些国家的举动也与这一背景有关。他们采用实际控制、国内立法、国际联盟等手段，试图将侵占我南海主权的行为事实化、合法化和国际化。某些国家极力拉美国下水，期望美国能干预“南海问题”。事实上，美国也确实正在奉行“介入但不陷入”的模糊政策，以便获取最大的好处。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也蠢蠢欲动，或明或暗染指“南海问题”，试图从中浑水摸鱼。

冷静、友好而非穷兵黩武

目前，中国在南海面临的重大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我海洋发展战略与南海主权争议久未解决之间的矛盾；二是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与有关国家搁置中国、排斥中国开发之间的矛盾；三是我把南海问题留待未来解决的期望与各有关国家相继争夺资源、时不我待之间的矛盾。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愿同有关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现代海洋法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有关南海争议，并明确写入1997年中国－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我国是陆海兼备的国家，但近代以来从未享受过陆海兼备的利益，不是帝国主义把我们囚困在近边缘海，就是我们自己闭关锁国。新中国的建立，为我海洋意识觉醒和维护海洋权益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国家利益也随之拓展，拓展的重要方面就是海洋。今天，中国在海洋上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国防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来自海上。

近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出兵强占南海一些无人岛礁，摧毁中国在南沙元人岛礁所设的主权标志，抓扣或以武力驱赶我在南海作业的渔民。今年以来，一些国家又不断挑衅我南海主权。

中国是政治舞台上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中国崛起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大国的遏制乃至围堵、中小国家的戒备和防范，都是我和平解决海洋权益之争的不利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持消极等待或无动于衷的态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不以武力相威胁”也同样。

但事实上的占有和占领即使是非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一种“默认”，我们要及时、积极应对，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先手”。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背景下，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取向一定是冷静的、和平的、友好的，而不是锋芒毕露、穷兵黩武的。现今中国需要的南海，是和平的南海而不是战争的南海，但善良的愿望不能被某些国家所利用，友好的政策不能成为一些国家得寸进尺的机会或工具。

“南海问题”新思路

解决“南海问题”需要新思维和新思路。首先要加强有关立法，并确立“主权归我”是“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主权问题属于国家核心利益，也是基本底线，不承认我主权，就元共同开发之可能，他国任何形式的开发都应视为非法，并予以严正交涉。另外，应加快制订并完善我国的海疆法律，制订有关南海岛屿管理的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尽早确立中国岛礁、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地理范围、主权原则、维权机制等，并明确昭示国际社会。诚然，此举未必能确保我海疆不受侵犯，但却能赋予我维权行动的合法性；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宣示和维护主权措施也必不可少。

其次，要加快领海基线的勘定，中国的领域区域都要定位坐标，并尽快向联合国提交自己的领海基线主张，这对于与他国的外交斗争及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至关重要。

我国于1996年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之后，宣布了自领海基线起200海里、在领海之外并邻接领海的“专属经济区”。尽管在严格意义上，“专属经济区”不被视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允许，但沿海国不仅对其生物、矿产资源享有主权，还享有行政管辖权、民事管辖权、刑事管辖权和国际法所赋予的其他权利的管辖。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在南海的实际管理和控制较弱。因此，面对新形势，通过立法、宣示、巡航、勘测等一系列举动，加强对南海的管理和控制已成为当务之急。近来，中国派遣了最大的渔政船前往南海，对专属经济区巡航管理，对西沙、南沙、中沙护渔护航，对北部湾联合监管，以及对渔业突发事故展开救援工作，一系列行动宣示了国家的主权权利，是维护国家海洋权利的重要体现。

不可忽视的是，海洋军事力量是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海权论”的创立者马汉直截了当地说：“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之后更是如此。

因此，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必不可少。尽管坚船利炮的发展原则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耀武扬威同样也不是“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但是建设一个足以保障中国南海利益的硬力量队伍，将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必要条件。我们更要加重视硬力量所带来的威慑，而不是它所具有的杀伤力。如何运用和平外交手段，配以强大的海上威慑力量，使“南海问题”的发展朝着“主权归我”的方向演变，是考验我们智慧和能力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