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北

我一直对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的一段岁月感到十分的好奇和向往。那是一段神采飞扬的岁月，也是深埋在他头脑中的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关于这段记忆，汪曾祺回忆的不多，倒是黄永玉不断地提起，黄裳也说过几次。

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说：

朋友中，有一位是沈从文的学生，他边教书边写文章，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浑身的巧思。

看到这些，真是非常羡慕他们当年的友谊，那时他们都才二十几岁——黄永玉最小，23岁，汪曾祺27岁，黄裳28岁。都正是青春飞扬的岁月，精力又是那么的好，内心又膨胀着对未来的无限想象，真是十分的快活。

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中又曾写道：

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

还要说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友谊，也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欣赏到极点、迷恋到极点的肺腑之言。

我忍不住想听听他们亲口所说，于是只得写信给黄裳，说出我对他们那段生活的迷恋，想请他谈谈那个年月的情形。传记作家李辉说，黄裳是个极其沉默的人，与他坐在一起，他能一直沉默，不说话。如“一段呆木头”。可对于写信，黄裳倒是有兴趣的。果真我信写出去不久，来自上海陕西南路的回信就收到了：

苏北先生：

惠函及大作《灵狐》，杂志一册俱收到，谢谢。

曾祺系旧友，去世后曾写数文念之，俱以《故人书简》为题，想都看到，1947—1948年沪上相逢，过从甚密，往事如尘，难以收拾。近黄永玉撰《黄裳浅识》长文，有所记录，亦因五十年长事，不无出入，亦殊无必要一一追忆矣。

曾祺文革中上天安门，时我在干校，因此得批斗之遭亦可记，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过北京，曾谋一晤，而以赴张家口演讲不果，得一信并一画，后又一次同游扬州、常州、无锡；访香港亦同游，但觉其喜作报告，我则视若畏途。琐聊供参阅，闻近来频有新书出现，因我不上书店，俱无所见，如蒙见示一二，幸甚。

匆祝撰安！

黄裳

2007．7．29

黄裳与汪曾祺相识是在巴金家里，这时他似乎已到致远中学教书。1946年7月汪曾祺自昆明经越南、香港来到上海，已十分的潦倒贫困。在香港，为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他已近身无分文了。他寂寞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芋头》），整天无所事事，在走廊上看水手、小商人、厨师打麻将。心情很不好，因为到上海，想谋一个职业，可是没有一点着落。他在自己所住的一家下等公寓的一片煤堆里，发现长出一棵碧绿肥厚的芋头，而“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可见得他在羁旅之中寂寞的模样。

到上海，汪曾祺寄住在同学朱德熙母亲家里。老家高邮，正在战火之中，有家不能回。他本想在上海找一个能栖身的职业，可是一连几次碰了钉子。在情绪最坏时，甚至想到自杀。他把在上海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没想被沈从文大骂了一顿：“为了一时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先生又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一封长信安慰汪曾祺，同时写信给李健吾，请他多多关照自己的这个学生。

李健吾对汪曾祺是有印象的。因为在昆明，沈先生就多次向他推荐过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早期作品《小学校的钟声》、《复仇》都是发表在他和郑振铎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

汪曾祺找到李健吾，李健吾将他介绍到自己学生所办的一间私立中学——上海致远中学教书。这时正是1946年的9月。

巴金的夫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大，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与黄裳相识了。同时相识的还有黄永玉。黄裳信中所言“1947—1948年沪上相逢，过从甚密”，这从《故人书简•记汪曾祺》亦可得到印证：

认识曾祺，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顷，在巴金家里。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这样就认识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酒店去喝酒，到DDS去吃咖啡，海阔天空地神聊。一起玩的还有黄永玉。

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一文中说，他曾“见过汪曾祺的父亲，金丝边眼镜笑眯眯的中年人”，想必也是在上海的那个时期。那时黄永玉在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于是“星期六整个下午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都混在一起。黄永玉笑谈：“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几十年后黄永玉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

关于上海的那段日子，汪曾祺没有专门著文去说，只都是零零散散的散落在小说散文中，小说《星期天》专门写了在致远中学的生活，在《读廉价书》一文中，汪曾祺写道：“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在《寻常茶话》中写到上海：“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这里的“我们”，定是黄裳和黄永玉等。

黄裳在信中说：“曾祺‘文革中上天安门，时我在干校，因此得批斗之遭亦可记”，这已经是1957年“反右”之后的事了。黄裳在《故人书简•记汪曾祺》中亦曾提及：“后来曾祺上天安门，那时我在干校里，却为此而挨了一顿批斗，警告不许翘尾巴。”现在读之让人不禁失笑，觉得荒唐。可那时的黄裳，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

黄裳信中所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同游扬州、常州、无锡；访香港亦同游。这时的汪曾祺已写出《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在文坛大红大紫，汪先生已经从“壳里”解放出来，心情大为舒畅。可以说，汪曾祺的天性得到伸张，他本来也就是这个样子——倜傥潇洒。应该说，比在上海的时期还要更好。大约可以和他刚到昆明的初期相仿耳！所以黄裳说“但觉其喜作报告，我则视若畏途”。黄裳天性中是寡言的，正如黄永玉所说“大庭广众下是个打坐的老僧”！

黄裳在信的最后说道，近闻汪曾祺频有新书出现，因我不上书店，俱无所见。于是我立即到书店，购了一套山东画报社出的《人间草木——汪曾祺谈草木鱼虫散文41篇》、《汪曾祺文与画》、《汪曾祺说戏》、《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汪曾祺谈师友》和《你好，汪曾祺》给他寄去。不久我便收到黄裳的回信：

苏北先生：

一下子收到好多本书，颇出意外。山东画报把曾祺细切零卖了，好在曾祺厚实，可以分排骨、后腿……零卖，而且“作料”加得不错，如《人间草木》。应该称赞是做了一件好事，我有曾祺的全集，但少翻动，不如这些“零售”本，方便且有趣。

大作拜读，所着重指出处也看了。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多年不见，怀念在上海的那些日子。曾祺在北京的朋友，我都不熟，想来他们之间，必无当年沪上三人同游飞扬跋扈之情，对他后来的发展，必有所碍。又曾见山东画报辑曾祺说戏一书，未收我与他有关王昭君辩难之文，可惜。

纸短，匆匆道谢，即请撰安！

黄裳

2007．9．10

是的，汪曾祺当然“厚实”，黄裳同时也是十分欣赏汪曾祺的为人和为文。他在《故人书简•记汪曾祺》中说：“他总是对那些生活琐事有浓厚兴趣，吃的、看的、玩的，巨细靡遗，都不放过。他的小说为什么使人想起《清明上河图》，道理就在此。”

在同辈作家中，王蒙、林斤澜、舒乙，都对汪曾祺和他的文字极为敬佩。邵燕祥曾说过：“在他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作家李陀说，“汪先生的文字，把白话‘白到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两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和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罢。”沈从文研究者凌宇则说：“读汪曾祺的小说，你会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倾倒。句子短峭，很朴实，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的，喜欢汪曾祺的人，在他的文字面前，就像在一泓清泉边，泉水静静地流淌着，随时掬饮一把，却有甘甜清冽之感。

汪曾祺的迷人之处，还在他具有非常的捷才。说他是“最后一个士大夫”也好，说他是“当代才子”也罢，他随手点染的那些诗句，如果有人辑集起来，编一本《汪曾祺诗草》，亦是十分美妙的一本书。一次他随作家代表团到云南访问。高原的光照强烈，女作家李迪戴着墨镜。一天下来，回到住地，李迪摘下墨镜，镜片内的皮肤雪白，鼻子和脸却花了。汪先生一见直笑。他脱口说：“李迪啊，为你写照八个大字，‘有镜藏眼，无地容鼻。”他与宗璞等作家游太湖，临下船，塞给宗璞半张香烟纸，宗璞展开了看，是一首打油诗：“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却看碧波万千顷，北归流入枕边书。”汪曾祺还擅长题画诗，他的题诗大多自拟。不仅切合赠画者身份，且才情兼备，佻达而有致。如果有人征集起来，亦可幸也。

去年在汪曾祺10周年座谈会上，林斤澜说：我生病在医院里，醒来，看见曾祺的人，他就不过来。我说：

你过来。你过来。

他就是不过来，他就在那里说。仿佛这个人就在那儿坐着呢！

林先生说，一个叫美学需要，一个叫社会效果。这两个，汪曾祺都达到了。有些作品接近美学效果，有些作品接近社会效果。曾祺晚年写的《聊斋新义》，十几篇文章，我就想，年轻的同志要多琢磨琢磨，这里面有些名堂。汪曾祺的有些事情是要研究的。近读林斤澜发在《文汇报》上的《无巧不成书》，说到汪曾祺。林先生说，说曾祺“下笔如有神”，我“琢磨”神在高雅与通俗兼得。

何镇邦说得也十分有趣。他说，汪曾祺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完全的老百姓——他到鲁迅文学院讲课，招待都是“四特酒”。四特酒本来不是什么好酒，可他认为是好酒。一个算命的曾对汪先生说，要是你戒了烟酒，你还能活20年。汪先生回道：

“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嘛呀！”

汪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住蒲黄榆，他有时还偷偷下楼打酒喝。退了休老太太管着他，一次他去打酒，小卖店少找了他5毛钱，老太太打楼下过，店主叫住老太太，给找回5毛钱。老太太回去一番好审：“汪曾祺，你又打酒喝了？”开始汪先生还抵赖。老太太说：“人家钱找在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头哑了。汪师母施松卿对老头一般有三种称呼：老头、曾祺和汪曾祺。老太太一叫“汪曾祺”，坏了！肯定有事了！汪曾祺写《安乐居》，老太太发动全家批判他：你居然跑到小酒馆喝酒了！——没有啊！——有小说为证！还抵赖！

这就是汪曾祺。

有的作家是“人一走，茶就凉”，而汪曾祺的价值却越来越凸显，身后越来越热闹。以至10年来，形成一群“汪迷”。那天邵燕祥对我悄悄地说：“汪迷”的“格”比“张迷”要高；之后他又神秘地悄声说：这不能给“张迷”知道，否则非打死我不可！

是的，汪和张都是很世俗的作家，他们食人间烟火（有些作家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笔下也更具人间烟火味；而汪曾祺似更“雅”一点，更书卷一点。（何镇邦说，他曾听汪曾祺骂过一次人。何镇邦说：“老头子骂人也很文雅。”事因是听说广东某个大左派要当某作协主席。汪先生在电话中说：“他要当主席，我退会！天安门自焚！”有人说汪曾祺是“三通”：古代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外国的，严肃的与民间的。而何镇邦说得简单：老头子一辈子写美文、做美食。汪先生的做菜原则是“粗菜细做”，做菜很简单，跟他的小说一样。一次他买回一个大牛肚，便给林斤澜和何镇邦打电话：“我刚买了个大牛肚！”何镇邦不想去：“我到你那打的要几十块！”汪先生电话中嚷嚷：“我这个爆肚不是想吃就能吃得着的！”结果何和林味口大开：“又脆又香！”多少年之后何镇邦回忆起来，依然如此快乐。

汪先生在晚年，对青年人特别友好、关心。为许多青年人的新书作序，多有褒奖和扶掖。他为年轻人写的文字，真是举轻若重、举重若轻。有时年轻人来访，他会主动问：“我给你画个画，好吗？”他并不觉得自己的画值钱。他曾经给一年轻朋友画了一幅画，被别人见到，要用500块钱买去。汪先生知道后说：“你为什么不卖？我还可以给你画嘛！”赵大年说，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搞不懂：汪曾祺什么讨女孩子喜欢？参加笔会，一起游船，汪先生的船上都是女作家，而他们的船上一色的老爷们。汪曾祺的文章，不受某些官员喜欢，但是女孩子都会喜欢。是啊，汪先生的文字是温暖的。爱人者人家也爱啊！一次在火车上，说起传世之作，赵大年说《受戒》可以传世，汪曾祺说：一个人写一辈子，能留下20个字就不错了。赵大年说，汪曾祺不光女孩子喜欢，连我这个白发老头子也喜欢他。

汪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在他的灵堂前摆放：一壶酒，一包烟。

“这个灵堂，我赞成。”何镇邦如是说。

何镇邦是理解汪曾祺的。许多人理解汪曾祺。十多年过去了，汪曾祺的书都在书店里。许多人在读他的书。黄裳说的很对，汪曾祺是“厚实”的，可以分“排骨、后腿……零卖”。而且“味道”不错，日久弭香。

黄裳信中提到“所着重指出处也看了，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指的是我在信中提到，“文革”后期，黄永玉在给黄裳的一封信中写道：“汪兄这十几年来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入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看后心中颇不是滋味。关于这些内容，我在《击倒读者的文字》中已详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今年夏天，天津《散文海外版》发了我一组长文。内中提到四五月间，我在北京与汪朗的一次长聊，其中谈了许多汪先生与黄永玉的事，说得温暖而有趣。我将杂志寄给了黄裳。过了些日子，黄裳即给我一封回信，信是写在一种特制的印有暗花的信笺上，笔迹柔软绵长，看了心热。

苏北老兄：

接手书并大文，即读一过，谈言微中，有会心处。

关于永玉曾祺间纠纷事，我本不知，读尊文始明究竟，近永玉似亦曾自说此事，大抵总算明了。真是“细故”，但背后却有更深的因素，两人都不曾说。

曾祺对我，一直保留着当年的交情，无甚变化，我亦然。我尚有曾祺一信，不能发表，是他推荐我争取台湾什么文学奖事，他荐了两人，宗璞与我，信中说及奖金……美金……我未接受，此事不了了之。

我为“王昭君”事和曾祺抬了一扛，他的来信也全文发表了。这是彼此交情的真实表现，但此信未收于他的任何文集……我会义似有“为贤者讳”之意，窃以为不能了解我们之间的友谊之故，尊意如何？

天热，简复，颂问热安！

黄裳

2008．8．6

黄裳这里的“我为《王昭君》事和曾祺抬了一扛”，黄裳在《关于王昭君》一文中已全引了汪曾祺的信。信是写于1962年4月，是从武汉发出的。这时的汪曾祺，已从张家口回到了北京，开始了他的京剧编剧生涯。信中汪曾祺谈到他刚刚完成的京剧剧本《王昭君》。黄裳认为，和亲是汉家对北胡的政府，在政治层面上考虑是一回事，至于具体到王昭君个人，那只是作为货物或者筹码，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而汪曾祺则“不意弟所为‘昭君，竟与老兄看法相左”，汪认为，昭君和亲在历史上有积极作用，对汉、胡两个民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均有好处。讨论此事是在特定的那个时期。汪曾祺在此后再也没有提起过，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也许汪曾祺早已忘记了；也许是不愿意谈起了。

至于黄裳提到“我尚有曾祺一信，不能发表，是他推荐我争取台湾什么文学奖事，他荐了两人，宗璞与我，信中说及奖金……美金……我未接受，此事不了了之”。我想应该是“美孚飞马奖”，而不是台湾的什么奖。“1988年汪曾祺担任美孚飞马文学奖评委”，这在陆建华编的《汪曾祺年表》中可以查到。我手头有十多封1987至1988年汪曾祺写给香港作家古剑的信，其中1988年的一封信提到了此事。信不长，特录如下：

古剑兄：

你要林斤澜的散文，他昨天交了一篇给我，是在《文艺报》发表过的，看合用否？“藏猫”香港人不会懂，即捉迷藏也。如转载发表，须加一个注。无处可登，请告诉我一声。

我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会到香港来。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搞了一个飞马奖，今年决定给中国，我是评委之一（另四位人是唐达成、刘再复、萧乾和茹志鹃）。飞马奖十月在北京发一次，十一月在香港再发一次，无非是扩大影响，给美孚公司作作广告而已。到香港玩几天也好。他们会在食宿方面照顾得很周到的。在香港期间，想可见面。

我的自选集出来了。董秀玉九日要回北京度假，如她回港时行李不多，可托她带一本给你。否则就等十一月面交吧。

我的散文集八月发稿，大概明年才能出书。即候

时安！

汪曾祺顿首

八月五日

汪曾祺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曾提起，说他推荐了宗璞与黄裳。黄先生为什么拒绝呢？是不是因为他年长于汪曾祺（黄裳比汪大一岁），不得而知，我也不及问问黄裳。

我之所以拉拉杂杂写上这些，是我近读了一篇李国涛的短文《“文体家”黄裳》。李国涛在文提到汪曾祺、黄永玉和黄裳时说：

不管怎么说吧，在那时，其实3人都不过是普通作者和画家，未来发展，全不可知。后来，不用说，一个个都成为可入文学史，可入画史，可入学术史的顶尖人物了。当时他们就亲密如此，可见互为伯乐，互为千里马，互相间有一种马与马之间的气味相投。真的，现在我很相信这一点。周汝昌一见黄裳就有谈不完的《红楼》之学，黄裳一见汪曾祺就有谈不完的晚明趣事。而黄永玉在画外谈文，总是一语到位，得过沈从文的真传。那是气质。气质，气质！这也是马与马得以相亲的原因。

我非常同意李国涛的这一段文字。那些成为某一方面有造诣的人，在年轻时都会在一个层上，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包括互相提携。有时人才的出现，是一窝一窝的。一个时期如此，一个地方也是如此。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

2008年12月3日于合肥

责任编辑：闵艳平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