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鲁迅曾在致朋友的私信中，言及他“横站”的命运，既要抵抗来自威权的政治压迫，同时又要提防曾经“战友”的反噬。我想张东荪晚年若读到这段文字，定有同感。在建国后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不仅遭到来自政权力量的一再迫害，同时也面临着昔日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民主同盟的“同志”的背叛、出卖、诋毁与侮辱。

张一生的悲剧性命运在《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中得到了纤毫毕现的体现。对于该书推论的前提之一（张东荪在1949年9月30目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中投了毛泽东唯一的反对票），澳大利亚学者孙万国提出异议，但这并不影响该书作为我们了解张东荪以及张东荪所经历时代的价值上的重要性。张东荪悲剧的本源之一在于，他所信守的自由主义理念是以个人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为核心价值的，这一套价值贯彻张一生的始终，从未有过根本性的让步、变异与蜕化。他曾说：“我们虽则很爱护政治的效率，但我们却更爱护思想的自由。以为无政治的效率则行政失其意义；但倘无思想的自由，则国家失其灵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建国之前，张可谓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试图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规约政治权力。正如著者所一针见血指出的，他的自由主义不仅是理念，更是实践，尤其重要的是，他的自由主义是有深厚学理基础的，不是赶时髦的游谈无根的理论符号。

这就决定了张的性格到了新中国以后的“格格不入”。在政治运动中，政权是讲纪律的，他却爱自由；政权是斗争的，他却谈宽容；政权是要求表态的，他却自认其人生态度为儒家式的，即立人处世问心无愧而已，而认为急于向人表白（尤其是向领导表白）是现代人的特性。但这并不影响张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自主有着不容否认的认同，但这种认同随着各种政治运动，而发生着困惑与挣扎。建国后，因为在和平解放北平以及建国前与中共的合作，张东荪得到了很高自礼遇。但这种礼遇并没有让其“谢主隆恩”，产生一种臣民心态。相较于纷纷写信致最高领袖表忠心的各种大知识分子而言，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博弈的格局里，他显得如此独特。

张东荪以莫须有的叛国罪被逮捕关押，其才华横溢的几个儿子也横遭厄运，整个家族都陷溺在空穴来风的疑案悲情之中。在当局那里，这自然是“神来之笔”的杀鸡儆猴，在同侪那里，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历史的反讽在于，最后被最高领袖发令“不能再一起开会，养起来”并转给民盟处理的“坏分子”张东荪，却在自己昔日的战友那里遭到灭顶之灾。一些大知识分子对其的批判无限上纲上线，连建国前的陈年往事，也被他的亲密战友一一翻出，穷追猛打，他们甚至黑白颠倒地指责张是“汉奸”，这深深激怒了张东荪。他可以容忍对其“亲美”、“反共”的控诉，却无法忍受对其拳拳爱国之心的肆意污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思想改造的批判与检讨大潮之中，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论述谨慎，注重学理，不会轻易进行无根据的人身攻击，反而是从旧社会皈依过来的自由主义派等中间知识分子，因为语言结构和思维结构上的“青黄不接”，只能从人身、政治上进行攻击，而且形成了攻击、谩骂的恶性竞争（包括自我检讨也一样，将自己批得越是一无是处反动至极，越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过关”批准，其实是组织的批准，而张对于检讨始终抱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所谓“沉默的自由”，既不自毁人格，也不违心逢迎，他的很多检讨都是子女代笔即可为证）。比如翦伯赞就在大批判会上为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基调。

就张东荪的悲剧而言，其不折不扣的言行合一的性格，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根源。这充分地揭示出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独立人格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不管其抗议的对象是政治压迫、社会压迫还是良心压迫。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