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

一提起刘易斯·托马斯（LewisThomas），美国人就会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形象就会出现在眼前。他聪颖睿智，学识渊博，富有修养，又不乏幽默，好几代美国学人都钦佩他，都爱读他的书。

人们似乎不愿意直接说他是生物学家、医学家、教育家、作家，尽管这些“家”他都当之无愧。人们更乐意说他是“医学桂冠诗人”，或“医学诗人一哲学家”，或“科学诗人”。他确实在年轻时就开始爱写诗，但其诗名尚未达到被列入美国重要诗人名册的地步，他也爱像哲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但其哲学观点似乎也并未达到独树一帜的程度。大家之所以更喜爱称他为“诗人”和“哲学家”，是因为他身上有着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他所写的文章富有哲思和诗意，他观察和思考着自然和社会，乐观地相信大自然是一个有规律、有诗意、万物共生的美好世界，并真切希望人类社会是一个有诗歌、有音乐而无污染、无核武器的和谐世界。

很多美国人喜欢他，推崇他，这似乎说明很多美国人也具有或向往他所具有的素质，或者说，这也在整体上反映了一个民族或—个国家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力求的素养。

享誉美国的科普作家

托马斯1913年生于纽约市皇后区弗拉盛，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他的一生可谓贯穿了美国医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最古老的艺术成了最年轻的科学”。他15岁就入普林斯顿大学，在哈佛医学院修得博士学位后，除了二战期间在冲绳岛服役外，应该说是一路顺利走来，先后当过医生、研究员（先后研究微生物学、免疫学、病理学、儿科学和神经病学）、耶鲁医学院院长、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最后是纽约斯隆一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直至1980年退休。

他在免疫学和病理学研究方面有多项重要发现，发表过大量学术论文，因此先后当选美国文理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被誉为“现代免疫学和实验病理学之父”。如今，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各有一教授职，洛克菲勒大学有一奖项，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实验室，均冠以“刘易斯·托马斯”之名。

托马斯的名字能在全国家喻户晓，则主要是因为他的科普作品，其中包括《细胞的生命》（1974）、《水母与蜗牛》（1979）、《最年轻的科学》（1983）、《深夜听马勒第九交响乐有感》（1983）和《脆弱的物种》（1992）。这些书都是多篇科学散文、随笔的结集，拥有大量读者，被译为多种外语;《细胞的生命》则在现代图书馆“20世纪最佳100种非虚构作品”中名列第11，曾荣获全国图书奖。他还曾获得有“美国诺贝尔医学奖”之称的阿尔贝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在国家科学院院士中，他是唯一一名兼得此两项奖的成员。

托马斯青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作家，但少不更事的他不知自己究竟该写什么，于是就改变初衷而学医。当他年近六旬，在医学领域内已多有建树之时，他似乎尚未去追怀早年的理想，可一次偶然的情况，却使他那台打惯了医学论文的打字机开始不断地打出散文随笔，打出一篇篇优美的科普文章，一篇篇让科学进入文学的华章妙论。

那是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医学研讨会上，会议主持人请求德高望重的托马斯来个开场白，他并无仔细准备，即兴侃侃而谈，谈的是“细菌”，谈得轻松活泼，使会议气氛～开始就很活跃。他有所不知的是，他的讲话录音被记录整理成文后寄给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而责任编辑正是他的一个老校友。文章—刊登，反响热烈，此后多年，他就再也逃脱不了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现》和《纽约图书评论》等刊物撰写专栏的责任，《细胞的生命》及其后续者也就一本本地问世了。

托马斯自称是以一个“生物观察家”的身份来看这个神秘的世界，来写他的“笔记”的。他写“细胞”——人的细胞、其他生物体的细胞，感慨所有生命都由单一细胞衍化而来，人与周围的生命都有同一性，人与自然密切相连。他写“这个世界的音乐”——画眉的婉转歌声、啄木鸟的打击乐、北美洲的云雀用300个音符谱写的歌曲，告诫人们别忘了自然界还有那么丰富而动听的音乐，别一个劲儿地陷于人类自身的噪音和废话之中。他谈“细菌”——被人们称为“现代化魔鬼”的细菌，大胆为细菌“平反”，因为细菌致病十分罕见，病毒才是我们患病的主因，所以那种用紫外线照射马桶坐垫，还要把它像国家机密一样封起来的做法，如果不是多余，也至少是可笑的。他也谈“我们的健康”——不是那种所谓“保健组织”所允诺定能保住的少数人的健康，而是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制度，建立给所有人提供良好医疗的新制度，由此而带来的全民的健康。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而新鲜，思想博大而精深。他将其关于生命、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思考，都写进了他的文章里。当今重要的社会问题，如艾滋病、吸毒、环境、保健、人口老化等，他都有所阐发。他的文笔类似法国散文家蒙田的风格，流畅清新，言简意赅，诙谐风趣，诗意隽永。美国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称赞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却能用诗的语言来传递人类真理，而过去，那些常识性的真理常被渲染得神秘莫测。她还以他的作品为范文，教她的学生怎样写作。生物学家、普利策奖两度获得者E·O·威尔逊说：“假如蒙田掌握了20世纪的生物学知识，他就是刘易斯·托马斯。”

从音乐中听到核弹的爆炸

托马斯像一生迷恋科学一样始终酷爱音乐。他常听古典音乐作品，白天无暇听，就晚上听，常听到深夜。他全神贯注地聆听，努力领悟古典音乐家们用其音符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他在晚年曾表示一生有两大遗憾。他说：“我若能说、听地道的法语就好了。”又说：“我若能弹钢琴就好了。”不会弹琴的他，就更想在文章里提及音乐，借用音乐术语，或描写他所听到的音乐，或以音乐作比喻，连热力学理论的数量模式，他也以音乐为根据。自然界的声音，昆虫、禽鸟的鸣叫，都像音乐一样让他感到亲切。他说，任何能在其最初发育阶段创造出巴赫音乐的物种都是好样的。他建议在进行星际交流时把巴赫音乐播送到太空中去。

他曾多次听马勒的第九交响乐马勒，这位奥地利的犹太作曲家，鉴于贝多芬、舒伯特等多名音乐家写完第九交响乐后即谢世，曾拖着病体赶写第十交响乐，以避免“9”这一不吉利数字，可惜未能完成即亡故，所以他最后的完整作品还是第九。在这部作品中，他表达了对世界的热爱、对大自然的崇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也表达了对生命的眷恋，以悲伤的心情告别生活，迎接死亡。

1980年代初的一天，托马斯听马勒的第九直至午夜，后来撰写《深夜听马勒第九交响乐有感》一文，写出他先后听这部乐曲时的不同感受。先前，他常怀着一种既忧郁又喻悦的心情听此曲，最后乐章反复用弦乐描写死亡的幽静旋律，在他听来也很自然，因为他从来认为每一种生物的死亡都应是一种平静安谧的体验但这一次听到最后乐章，他内心竟产生了先前从未有过、有如破门而入的那种强烈冲动，因为他看到了“到处都有死亡，一切都在死亡”，看到了“人类的末日”。

他写道：“整个最后曲调的演奏过程中，我的脑海中充满了一个热核炸弹开始爆炸的世界的景象，在纽约和旧金山爆炸，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爆炸，还在巴黎、巴黎、巴黎。在牛津和剑桥，在爱丁堡。我无法推却这个想象：大片放射云沿着（瑞士）恩加丁山谷飘浮，从马洛要山口到弗坦小镇，摧毁着地球上这个我比任何其他地区更喜欢的地区。”

这次，他在马勒对死亡的平静描写中听到了核弹的爆炸声，感受了人类的巨大悲剧，这是因为在他面前的书桌上，放着一本由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印发、题为《洲际导弹部署》的小册子。据这本小册子分析，美国将拥有数百枚洲际导弹，每枚可以形成好几个人工太阳来汽化掉100个广岛，它们合在一起使用则可摧毁任何大陆的所有生命。

托马斯敏锐地意识到，里根政府当时提出的关于建立太空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是一种会导致全球性灾难的核威胁，而那些本应用于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经费都会转移给所谓的“星球大战”及其他军事研究。他也悲哀地想到，如果一枚导弹射到纽约或莫斯科，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再好的医疗技术又有何用？

想象着MX这种精确度极高、杀伤力极强的洲际导弹向他国发射，想象着他国用类似的武器反击美国，托马斯再也听不见先前的马勒了，那最后乐章中大提琴演奏的渐渐远去、消失的几小节曲调，现在竟成了导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作为癌症研究所所长，他当然知道癌症对人类生命的严重挑战，知道人们正在寻找各种有效手段来对付和制服癌症，而当他知道人类至今还要用战争、用核武器自相残杀、自我毁灭，产生比癌症更可怕、更可悲的结果时，他怎能不心潮起伏，忧愤难平！

热爱世界和平的医生

一心拯救人的生命的医生都热爱世界和平。研究自然界中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生物学家都相信共生观念（自然界一切生物体互相依赖、互相有利），支持英国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盖亚假设”。这一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生物体，一个自我调节、自我维持的统一有机体，为维持其生命而不断调节其环境。“盖亚”（Gaia）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

托马斯也赞同盖亚假设，相信“地球最终是由协调、合作和组合支撑着的自我调节系统”，“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体”，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共生关系”，人在处理生命与环境之间关系上、在决定环境改变上起着重要作用。他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各种物种“利他合作”的世界。他认为，“生物利他主义”不可或缺，因为缺少它，不知道人与自然的“亲属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我们就会付出最严重的代价。

他写道：“如果我们做错事，到处乱扔污染物质，让太多二氧化碳密布大气层，焚烧森林，投掷炸弹，毁灭稀薄的臭氧层，以为我们拥有这地方就可肆意蹂躏自然，那就会反过来要付出重大代价，到头来，啥也付不起。”

1992年的—天，一名采访记者问他：“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要设法越过许多惊人的障碍才能生存下来：饥荒、瘟疫、战争、天灾，你认为眼下我们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他答道：“显然，掠夺地球资源是如今最让人忧虑的大问题。现在整个生物界都一致同意，‘共生是一个规律，而非反常现象。有机体的互相依存相当惊人。地球本身的行为就很像一个有机体。有些人不喜欢这种说法，不喜欢‘盖亚，我可已经有了定论：拉夫洛克等人20年前提出的假设是对的，地球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人类的行为应该符合利他主义，这是所有生物固有的规律。”

托马斯认为，人类至今还是一个脆弱的物种，他自己是这个脆弱物种的一员，因为用进化时间来计算，人类还是地球上最年轻的物种，与有数百万年历史的群居昆虫相比，只有三四千年历史的人类现在尚处于少年时期。怎样与地球上其他生物相处好，人类还需多多学习，还需总结经验教训，尤其不能再自私地、贪得无厌地去蹂躏自然，掠夺资源。

从听马勒第九交响曲想到人类可能遭遇的在核战争中的死亡，托马斯激动不安，悲愤难掩。可当他自己进入生命的最后时辰，知道自己罹患淋巴癌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却显得相当从容而平静。他甚至在死前不久还坐在轮椅上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他当然觉得遗憾，一个癌症研究所前所长将死于癌症，但他对记者说：“我告诉你吧，我不怕死，真的。想到生命的结束是很沉重的。每个人都会沉重。但有一点很清楚，我们个人走向死亡与物种的延续不断有某种关系。我们的死亡可能跟植物的死亡一样重要。我们死了，可又活在我们的后继者身上。我对你说啊，即使我可以永生，我也不想。科学发展方向有可能使人活到140至150岁。你想想，人老了却还要虚弱更多年，社会还要照顾这么多老人，那是很可怕的前景。对我来说，虚弱比死亡更难忍受。……我也不想转世化身，这是肯定的。当你有了有意义的生活经历——有可爱的家，有朋友，你就不需要转世化身。我不相信有天堂。只要我们现在一起生活得越来越好，我想，‘死后生活看来就不是个重要问题，我们也用不着考虑什么‘永垂不朽。”

刘易斯托马斯于1993年12月病逝于纽约，享年80岁。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二战期间在冲绳岛服役的刘易斯·托马斯（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