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惠昭

1949，缠斗4年的国共内战进入终章。对于溃败的国民党，这是告别无限江山，“转进”台湾，背负着失败耻辱重新筹谋“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一年。对于共产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下一步就是拿下台湾，完成统一大业。

这胜利者与失败者一起改写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改变了成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命运。

到今天，时间过去60年，一个甲子，60年摧老青春少年，埋葬了彷若不死之身的伟大巨人、民族救星。几经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台湾既没有“反攻大陆”，大陆也没有“血洗台湾”。60年，中国大陆和台湾隔着海峡，挟尘俱沙的风却由西伯利亚不停地吹向南方岛屿。时间像一列火车轰轰隆隆不断向前，10年、209、30年……台湾人、台湾的外省人，多少人胸中爱恨情仇的记忆如潮水翻来搅去，无处可以收容，需要一个停靠站便于回首并瞻望。

60年，当然是一个停靠站。

台湾文化圈卷入的1949历史热始于2009年夏初，这股热潮以文化界、历史学界、文学界为核心向外辐射。7月，天下杂志推出《超越六十》专刊，丢出火种，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持续加温，8月再由龙应台的报导文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燃起漫天烽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野火燎原，《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的《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辅大历史系副教授林桶法《1949大撤退》，政大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也在之前或之后出版，众声喧哗局面始成。又拜架设家族部落格之赐，作家成英姝记述了父亲成汤的流亡回忆，集结成《我曾是流亡学生》，很巧也是在2009年。9月出版的《台湾，请听我说》里，让17位不同世代、不同领域的台弯当代人物，踩在台湾土地上，从头吐诉他们独特的成长故事，以及省思过后的生命情思。

相对于中国大陆，在台湾，这比较像一场有意无意的不约而同，没有人特别发起，官方保持沉默，但是“中华民国在台湾60年”像一场无声的风雪下在心头，甚至在“反共文学”销声匿迹许多年后，1949重新成为小说的某个重要场景，毕竟那是改变人生的一个魔幻数字，很多故事从这里开始，不然便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其中《悬浮》是资深作家冯青睽违20年后的新作，小说借由眷村出身女主角周晓宾的经历刻画政治和族群的困境；小说家蔡素芬也推出构思10年之作《烛光盛宴》，主角之一白泊珍即是1949年随国民党军官丈夫庞正来台军眷，她以眷村为基地展开她的瓜子蜜饯事业，并与“台湾人”菊子的命运交织，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

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等五书当然会在“过气”许多年后重新受到关注，看大时代的一名小卒如何被拨弄，他又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日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历时17年，终于在这时间的停靠站交出终卷，其中《关山夺路》写的正是国共内战。他感叹书中所有新闻名词俱已成了历史名词，云烟往事，必得重新注释年轻人始能理解。资深作家季季早一年出版的杂文集《行走的树》，对1949年后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也有第一手记录。

为这股历史热暖身的应是名制作人王伟忠煽起的“眷村怀旧风”。王伟忠出生成长的嘉义眷村就要拆了，为了保留独特的眷村文化，他不遗余力拍纪录片、写书，并与赖声川表演工作坊合作了一出舞台剧《宝岛一村》，复又制作眷村连续剧《光阴的故事》。在高挂蒋中正照片的客厅中，在翻来覆去的爱情里，《宝岛一村》和《光阴的故事》再现眷村文化，轻轻浅浅演绎了一场族群融合，悲欢离合。

《光阴的故事》前，有冯小刚电影《集结号》在台湾上映，给恒常背对1949的台湾上了一场震撼教育课，接下来还将承受2009《建国大业》带来的冲击。从电影中，台湾人特别是老国民党看到这最不堪回首的一块，从而产生奇异的认同错乱。

2009年9月，《联合报》亦开始向大众募集“我的1949”照片/故事。

历史有两面，胜利者与失败者各自一面。淮海（徐蚌）战役是怎么回事？国民党军队是怎样丢掉大陆的？对现在台湾的2300万人来说，1949那场原来事不关己的内战确是一个矛盾与对立的开始。那一年，在短短几个月内，原来600万人口的台湾涌入了200万人，彻底动摇了岛民的结构。200万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用陌生的眼神看着这块湿热岛屿，其中具有军人身份者和家属被安置（或说隔离）在俨然自成一国的眷村；他们以为第二年、第三年就会回转故乡，没想到再也回不了头，那一片大陆成了前世，台湾才是今生。

“靠不住的军力”、“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丧失公众信任与尊敬”、“美国调停与援助之失败”、“社会与经济改革迟滞”，国民党之败于共产党历史已有定论。而中华民国在台湾60年，台湾经历了准备反共、白色恐怖、去本土化，到经济起飞、党外运动、蒋家神话的退幕，再到政党二次轮替、台湾意识高涨，其间国民党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道歉并赔偿，美丽岛事件获得平反，蒋中IE55年来无有间断的手写日记也已公诸于世。

这说的是台湾最大的骄傲，走向民主之路，只是民主并未化解族群的矛盾与对立。对台独基本教义派来说，这60年的台湾故事简直可以精简成一句“腐败的国民党丢掉大陆，逃到台湾”，然后跳到一个画面：“外省人欺负台湾人”。这矛盾和对立也被利用成为抹黑政敌、夺取政权的工具，成为检验“爱台湾”的试剂。

曾和丈夫段世尧回返大陆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台籍作家陈若曦在接受采访时则说，“可惜蒋经国去世太早了，否则他不只在临终前解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和大陆探亲，也能对‘二二八作反省和补偿”，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早走是好事，让台籍的李登辉加速民主化，为‘二二八平反，进行总统直选，继前人的经济奇迹后，又创造民主奇迹”。

评论家南方朔认为，民主后的下一课是融合与创新，历史曾经厚待台湾，让台湾在风雨飘摇中依然挺立，如今历史给台湾的新选择是——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建立所谓的“新主体性”，“也只有如此，台湾那种被扭曲的悲情心态才可被超越升华”。

所以天下杂志《超越六十》专刊用一段话总结其专题制作精神：1949我们经历大迁徙，对立、矛盾。2009我们努力融合、创新、再出发。站在2009回首1949后的一甲子，不是为了怀旧，而是要向前瞻望。

这等于承认了矛盾与对立在经过60年后依然存在。但如何在融合中创新，于怀旧中瞻望？方法之一就是说出当时事当时情。年轻的记者每每因为故事而落泪，站在历史面前，主编李雪莉写道：“这本专辑，了遂我长期的渴望：为失语或被覆盖记忆的国度，说故事。”

换句话说，60年来，台湾从威权专制到民主开放，从贫穷到富裕，从富裕到价值失落再到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眼下就要签下“能让你赚大钱，也能让你失业”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这一路走来，到头来仍旧是一个失语或被覆盖记忆的地方，除了有官方说法，也只有权力者的回忆录能够界定历史。

原因之一是故事过剩，过剩到“每一位迁台者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内容不尽相同”（林桶法）。之二，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下，言论自由受到压抑，经济发展凌驾一切。之三，这是一个没有听众的市场。

来到2009这时间的停靠站，很多故事再不说就永远来不及了，或者已经来不及。说故事的人遂以一种奋不顾身的认真和热情，抓住夕日没海之前的最后一刹那，这一回，听众奇迹似的慢慢聚拢过来了。

新出土的、掩埋已久的、重新整理与组合的、理性论述的、感性回顾的，因为来到了时间的停靠站，关于1949以来的许多故事于是如繁花盛开，如火山进发，这是2009年的台湾，而故事不只是故事，它的深层更是一种对历史的态度，这态度是全面向历史开放，不能只站在一面看历史，也不能只从权力者的角度看历史。

所以无论《超越六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巨流河》还是《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那么多人不约而同潜入历史大海到底层打捞，去释放压抑的记忆，还有那些无人肯听的絮语里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总合起来看，为的都是替族群的困顿找到融合的出口——给同一个世代以及下一个世代的人。

应该说，除了掌握最高权力的人，那200万人或600万人，个个都是命运的棋子，随风飘零，套一句王鼎钧的话，“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而命运可以荒谬到，让生长在台湾的原住民青年加入国军到大陆打日本，然后在国共内战后被俘，又摇身一变成解放军，派去打了韩战，劫后余生后回到台湾，这是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说的一个故事，大时代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故事。

要为国军或解放军打战背后看似有一套严肃的思想，真相有时却是轻到难以承受。加入军队最多人是为了不饿饭，有饭吃就好，为谁打战都一样，张拓芜是个中代表。大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写道，“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他胸怀壮志，梦想当拿破仑指挥大军，因此排除“打带跑”的游击队，“如果不是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是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个人身上”。

如果跟随国民党，多数人的命运就是退迁台湾；如果选择留在大陆，一场“文化大革命”又将人像丢骰子一般四处抛掷、践踏。

在大时代的命运面前，人何其脆弱无奈又何其坚强；在大时代的命运前，人因为经历太多太大超越语言甚至超越想象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以至于无言以对，又在后来的“大台湾主义”强风压境下失语失忆，这是2009台湾回看1949时，一个基本、共同的历史态度。换言之，要把历史发言权还给每一个小小的个人，让那200万人和600万人，相互交换各自的创伤和流离，不如此，便不足以把被扭曲的悲情心态扭转回来，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解，为下一个60年筹谋。

以后的历史，也许将这样记忆台湾的2009——个温暖温柔的，抚平族群矛盾与对立的停靠站。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1949年，国民政府迂台首次国庆阅兵，装甲车部队接受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