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松

小学是在村里读的，这个叫红庙的村子被一条大河包得严严实实，那时还不知道这条河就是北方那条很著名的北运河。村里的男孩子们受不了它的约束，于是长年累月在这条河上闹腾。我八岁就能凫过大河，却没有感觉骄傲，因为比我水性好的孩子，早在六岁便能做到。

春天冰刚化几天，我们便试着下水，大腿上被风“嗖”出无数的小口子，那些小口子都是竖向排列，跟我们的大腿一样有跑跳的欲望，于是竖向的小口子展开来，横着撕一下，不很长，个个像基督徒胸前的十字架。

夏天最得意的事是到拦河坝上去掏鸟窝，鸟窝筑在活动的水泥柱的缝隙里，我们掏得不耐烦时，就挪动水泥柱，麻雀蛋便噗噗地掉下水，然后又从水里浮上来，一个两个，像从水里冒上来的泡泡，我们就跳进水里把它们捞起来。若是小麻雀还没长毛，往下掉时，挥动起没毛的肉翅膀，就是另外一幅场景了。

秋天和冬天就没意思得多，但这条河还是照样能吸引我们。因为这条河，我没少挨老师训。夏天到太阳底下站一下午，是

常有的辜，让我这个好学生很没面子，可那也没办法，谁计我管不住自己的腿呢?上初中时，家里离学校远，学校便安排我们住校，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跟北运河没有以往那么亲热了。而在我心里，它却越来越有分量，它是我向同学们炫耀的资本。我心里的那点底气，一个来源于学习，另一个就是这条河。

同村还有另外五个同学，因为家里都很穷，我们便结伴步行。1981年，那是一个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的年代了，同样遥远的还有那时的贫穷。

我们一行六人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下午再往学校赶。从村子到学校有很多路可以走，我们却偏爱其中的一条，因为那条路要经过一个小村子，那个小村子以树闻名，村前村后以及村子伸向四面八方的路上都是树，清一色的白杨树，干净且高大。到了秋天，我们走在路上时常抬头看看那些树，那些树常常在你觉得它该到头时又猛地往上蹿了一节，就觉得很舒服，跟着才看到天。白杨树上面的天，显得又蓝又长，同样能够给人一种遥远的享受。

后来，同路的一个同学说，这个村子还有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呢。当时我已经喜欢上了文学，看过几本《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对作家当然很羡慕，况且那时的文学正红极一时，便对那个村子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常常想那位作家是什么样子?住在哪儿?我们会不会遇到他?不过，这些想法只是深深地埋在了心底，我常想，有这么多好树的地方，是应该出作家。

高中是在县城上的，便不再走那条路，却时常想起它，它是我对文学向往的一部分。这条沙土做成的路，很紧实，下雨后尤其好走，想来都是那些树的功劳。又听说那位作家就在城里的文化馆上班，是馆长，并且是我们一个同学的父亲。那时文化馆时常举办征文活动，我却没有参加，不是文学梦在我心中破灭，而是我比较冷静。中考时我考上了中专，因为那年的中专里没有医学院校，我从小立志学医为母亲解除病痛的愿望便不能实现，那么，只有上高中考大学。从上高中的第一天，我就有了这样的打算，先把文学好好地收藏起来，等上了大学再跟它续缘。

终于我考上了大学，终于我见到了那位作家，他就是赵金山老师，于是我便经常跟赵老师通信，暑假到文化馆看望他。那个被四五株枝叶繁茂的泡桐树掩映的有些简陋的文化馆，在盛夏之时分外清凉，我和赵老师谈谈文学，很快乐。

就是在上大学那几年，我开始文学创作，刚练笔时，笔下始终离不开家乡那条河，河上的各种景致常常从几百里外扑面而来，还有那条小路上高高的白杨树，它们是否文长高了呢?是啊，那里凝集了我太多的梦想。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为了文学我又回到了家乡，白天行医，晚上创作，慢慢地便有了收获，2006年还在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成长如裂》，获得一些好评。

前几年，我曾经回到初中上学的那个小镇开了个小门诊。这样，我回老家看望父母时，还要经常走那条小路。中午时分穿行在那些白杨树之中，我把摩托的油门尽量放小。我喜欢这条路，杨树上面的蓝天白云在我的视线里，移动得要比年少时快一些，可感觉没变。我几乎分辨不出我是处在现在，还是年少，我好像又听到一个同伴指着这个大树环抱的小村子说“这个村子出了个作家”，就是这句话点亮了我心中的作家梦。

当摩托驶上运河大堤时，儿时的场景呼啦啦像一阵雨落到了运河滩上，还是那座闸那个拦水坝，伸向远方的北运河还会走到天津卫吗?似乎又看到一群孩子站在桥栏杆的“馒头”上，看到女孩子从桥上走过来时，叫着跳进了水里……

我把儿时的这些故事写进了小说《跳蹦蹦床的男孩儿》，你可以在2009年3月号的江苏《少年文艺》上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