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宁

由《萌芽》杂志社和全国10所著名大学共同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前不久，我参加了它第11届的颁奖仪式，看到少男少女在获奖时高声尖叫、热泪盈眶、手舞足蹈，心中很是感动。

颁奖仪式后遇到《萌芽》主编，被誉为“新概念之父”的赵长天。1998年，赵长天借《萌芽》杂志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旨在鼓励年轻人追求一种与学校作文不同的作文观念，在写作中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十年转瞬，“新概念”不仅发掘培养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畅销作家，更引起人们对中国多年来语文教育和作文教学的反思和调整，其“新思维，新表达，新体验”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

和赵长天简单聊了两句。他告诉我，接下去，他想把“新概念”的作文大赛拓展到小学。“你不知道现在小孩子的作文有多么假，内容假，情感假、形式假、语言假，什么都假！”赵长天对我说。“我最近当了几个儿童作文比赛的评审。那里面80%以上的作文，都是假话套话一大堆。比如，‘月饼吃到一半，我突然想到了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

我一向敬佩赵长天推广“新概念作文”的激情和坚持，因此一听他的话就连连叫好，并当场表示愿意帮忙。然而几天之后，我却反悔了——原因在于我细细阅读了他塞给我的几本新概念获奖文集。

“我总会在深夜喝一杯coffee，然后就整夜整夜地写文字，写那些很哀伤很哀伤的句子写到泪流满面。看着那些哀伤的句子我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睡。”“我约他来到酒吧，蔓延着一股浓密的酒气，是G1N。我们沉默着，喝着G1N。”“杜拉斯说当一个人开始回忆时他就已经老了。老了，我果然原来确实是在十五岁就已经老了呀！”“听过一首歌，叫《风一样的男子》，我想，用这个歌名来形容我再合适不过了。”……这样的文字，类似的调调，出现在绝大多数的获奖文章中。

这和我印象中的“新概念”太不一样了。这个作文大赛一直在强调，写作是一种自由的灵魂的舞蹈，教育者一定要还学生无边的创作的自由。难道，这种被高调赠予的自由，最终只让豆蔻年华的少年“自由”地沉浸在青春期综合征中不可自拔，做出千人一面的忧伤表情？我不知道他们笔下的生活——那些洋酒、香烟、通宵不眠的深夜，异性间嗳昧的搭讪——和他们的实际生活究竟有多少出入，也不知道他们日常的情绪是否真如他们在字里行间倾述的那般“颓废”、“苍老”、“忧郁”、“惶惑”……就算他们没有瞎编乱造，句句皆是肺腑之言，我也不支持这样的写作，更不赞成给这类写作过高的美誉。

这类文字在新概念获奖文集中所占比例如此之高，让我禁不住怀疑，“新概念”在反对中学生应试八股文的同时，自己也制造出了新的八股。这一新八股的内容，无非是玩些自怜自艾的抒情，抑或是围绕一些无聊的事絮絮叨叨一番：其风格，不是安妮宝贝式的“就这样。如此。悲伤。”，就是郭敬明式的“我总会忧伤地望着远方”，再不就是村上春树式的“她说失望就是这样无处不在，所以她迷上摇滚并且听激烈的manson”。现实似乎也为我的猜测提供了证据，即在“新概念”获奖和高考作文得高分一样，有一定的“模板”和“技巧”可循，这届有4名一等奖获得者居然同是来自于山东实验中学：同一所中学有2名学生获得一等奖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如果这种自怜自艾、无病呻吟的文风是新概念所崇尚的，那我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我总觉得，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是心怀天下朝气蓬勃为上。狂妄一点无所谓，冲动一点无所谓，千万别年纪轻轻就一副看穿红尘的眼神。偶尔“为赋新词强说愁”一天下，不要紧，怕的是为自己那点儿小情小调得意不已，作茧自缚在一个极小的格局里。

当然，这么说，一定会有些“人性论者”跳出来辩护理由是比起以前学生的应试作文，现在的孩子至少在表达“自由”，回归“人性”，追求“真实”。然而，正是以“唯人性论”为名，各种各样的解构主义思潮横行多年，却被证明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没有任何帮助，反而造成了后现代社会人们的信仰失落和道德空虚。今天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物化进程中，更需要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对人重新关注，而不是回到非科学的人本主义中去。

因此，在笔者看来，比起走进小学这个计划，如今的“新概念”有更迫切，更值得做的事情——不妨先做些自我反思、自我调整，再去向更为年幼的孩子施加影响，否则，怕是有误人子弟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