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菀

女诗人卡罗尔·安·达菲月初荣膺英国桂冠诗人，也是有史以来英国第一位获此称号的女性。桂冠诗人这样一种所谓“御用荣誉”，不仅英国和美国有，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同样存在着不叫桂冠诗人的桂冠诗人。那么，中国的桂冠诗人在哪里呢？

按照《拉鲁斯百科全书》的说法，所谓“桂冠诗人”，意指经由官方认可并正式任命、授予称号的诗人。在英国，桂冠诗人须由政府提名、英王任命；在美国，桂冠诗人虽是非正式称号，形式上却仍由国会图书馆授予，同样带有官方色彩。可以说，桂冠诗人的实质，就是官方、政府对诗歌的扶助、支持和赞赏。

那么，中国的桂冠诗人在哪里？不论是茅盾文学奖的诗歌奖，还是艾青诗歌奖，从影响力和地位均远不如桂冠诗人的崇隆。且前者授自作协，后者系中国诗歌协会的奖项，严格来说都并非纯官方奖项，更无法和英国桂冠诗人的政府提名、皇家授予相比。至于众多动辄号称“最大”、“最高”的诗歌奖，背后都有商业赞助的影子，其权威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其实在中国古代，类似桂冠诗人的角色从未缺少过。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其中雅和颂就是宫廷诗人所作。汉代宫廷，有司马相如这样负责给皇帝写诗的“郎中”。唐宋有“翰林供奉”（大诗人李白就做过翰林供奉）。不少著名的文人、诗人、政治家都写过大量的“应制诗”、“奉圣诗”，甚至像上官仪、王维、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文人、大政治家都不能幸免。

缘何最初使命相近、地位相若的中外桂冠诗人，如今的命运却如此悬隔？桂冠诗人，或者干脆说宫廷诗人，其最初生存的基础是文化的官方垄断和诗歌对宫廷的依附性，这在中外历史的最初阶段都是一样的。中世纪以来，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都经历了从官方到民间、从宫廷化到大众化的趋势。因此自唐宋以来，许多中国大诗人会以“奉圣”为耻；而英国诗人则干脆把桂冠诗人的历史缩短了52年，以隐讳最初的几位桂冠诗人过于专注“奉圣”本职的缺憾。进入当代，中外诗歌均经历了“去宫廷化”的历程，大家都有共识：诗人应该是自由的，不应为特定的“任务”而讴歌。

英国的桂冠诗人体制适应了这一趋势。早在1843年，桂冠诗人就不再需要担负“颂圣”职责，即使仍有部分桂冠诗人继续在国王生日或重大庆典赋诗，但已纯属个人意兴，而与称号无关。“桂冠诗人”正如维多利亚女王所言，已成为政府、王室对诗人才能的认可与褒扬，而不再具有任命、授职、豢养之意。这对于双方都是一种解脱，于诗人而言，无需因“颂圣”而束缚才华；于官方而言，也可将取舍的标准简单地放在诗人才华方面。在这种新的机制下，桂冠诗人不过是风格、才华符合政府审美情趣的普通诗人，他们并不属于官方，而仍然生活在诗人的土壤中。可以说，正是因为当代英美桂冠诗人的实质，已不再是当年的“御用诗人”，这个称号才拥有如此生命力。

和西方相比，中国文化和诗歌的普及化、民间化开始得更早，诗人摆脱宫廷束缚也更早，但毋庸讳言，诗人被人为划分成“体制内”和“体制外”、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体制内”的诗人其实都可被称为新一代的“桂冠诗人”（因为他们都是“官人”）；另一方面，这种国家授予的诗人荣誉别说还没有，即使有，也会因诗歌界“官民”间的彼此疏离，而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可，并享有如国外桂冠诗人那般的影响力。

在英美等国，古老的桂冠诗人头衔，最终因“去桂冠化”———摆脱御用文人色彩，而顺应了潮流，获得了新生，也许在当代中国，同样需要一次类似的变革，才能打造出新的“中国诗歌桂冠”，并赋予其应有的荣耀和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