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得

各种制度之优劣，历来是引发激烈争论的话题。制度之争也是主义之争的重要内容，在某些時候它甚至是最重要内容。这种争论往往没有结果，而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窘境。究其因，首先在于争论各方未能就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达成共识。

1970年代末，中国曾发生“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激烈讨论，推动了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将实践称之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许言过其实；但称之为“最重要标准”、“关键性指标”，应该当之无愧。不但自然科学的各种假设需要经过实验验证后才能获得最终肯定，社会科学的各种结论也需经过实践验证才能得到广泛认同，并且还需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即必须与时俱进。因此，衡量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也只能是社会实践的效果。由于制度是对社会产生长期影响的因素，因此对实践效果的衡量也只能看长期指标，不能只看短期或即时效果。

于是，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关键性指标就可确定为：长期而言，制度效果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在这方面，存在两个极端的标本。一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它们具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特征。开国时期往往是最好的时期，政治清明，行政效率高，政策亲民、利民，社会满意度高；随后腐败渐盛，行政效率降低，利益分配越来越向着少数精英倾斜，社会不满逐渐堆积，最终导致全面崩盘。自秦而清，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都没能走出这种兴衰循环，这是制度效应递减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