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恽

干脆就叫《月刊》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叶，在上海，出版了一种期刊，取名就叫《月刊》，就像其时另一本叫《杂志》的刊物，都属于一种无名即是名的风格，显得非常直率。不过，就两者的刊名，顾名思义尚有不同之处：《月刊》的命名着重出版的周期；《杂志》的命名则着重刊物的内涵。

《月刊》最初由小说家沈子复、木刻家翁逸之主编，后改由章太炎晚年的学生沈延国主编，是一种偏重文艺的综合性刊物。1945年11月10日创刊于上海，正是抗战结束，知识界感觉到“国内各党各派合作的曙光将露；民主的政治实现有期；出卖祖国的奸逆已开始逮捕；建设工作的计划已决定”的时刻。编者在创刊词中说：“我们是无党无派的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这就决定了《月刊》所持的立场和性质，是一本中间刊物。

由于编辑人翁逸之本身是画家的缘故，《月刊》的创刊号很注重木刻、插图和漫画，扉页上粘贴着麦秆作的“鲁迅与青年”木雕，翁逸之自己的彩色木刻“云雾与丰腴的季节”也是另外印刷后贴上去的。刊出的小说配有野风等画家的精美插图，还特意开辟了漫画栏目。在当时的刊物中可以算是比较注重装帧的。《月刊》每期特辟“月谈”栏目，发表六七篇杂文，创刊号上还有一个“上海八年特辑”，请专家撰文论述在抗战八年间，先后作为“孤岛”和“沦陷区”的上海，在大众思想教育界、金融界、新闻界、文艺界的状况。

《月刊》还发表了沈延国撰写的《章太炎先生的晚年》、《章太炎在狱中》等有关章太炎的文章，作为章太炎的弟子，沈延国的文章于研究章太炎晚年在苏州的讲学生涯，无疑有着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另外，《月刊》上还能看到费孝通先生的小说，朱维基翻译的但丁《神曲》，周煦良的诗和译诗，历史学家吕思勉不谈历史谈时局的《对于时局的误解》的文章等，真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月刊》先由上海权威出版社出版，1946年后改由生生图书公司出版，出至2卷4期终刊，凡13期（其中1946年2、3合刊），我藏有其中的4册。

别具一格的《永安月刊》

这是由一家大型商业公司斥资创办的刊物，现在一般称为“企业刊”，多的是本企业产品的介绍和各种各样的促销广告，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大会受到知识界的青睐。然而万事都有例外，1918年在上海创立的大型商业公司———永安公司，1939年在“孤岛”上海却创办了一份别具一格的《永安月刊》，受到了知识界的欢迎。

《永安月刊》创始于1939年，直至1949年停刊，长达10年之久，共出版118期。要保存全份《永安月刊》在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姑就我掌握的几种谈谈。

永安公司的老板是郭琳爽，他也是《永安月刊》的发行人，杂志的主编却是名不见经传的郑留，他和几位编辑麦友云（编辑主任）、梁燕（美术主任）、吴康、刘家彦、刘鲁文（摄影主任）、宋德其等大都是公司广告部的职员，因此杂志得以获得公司的经费和上海其他大公司的长期广告，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转。

《永安月刊》的封面比较讲究，大多采用名媛照片，上色精印，这些照片都来自永安公司附设的摄影部，高雅仕女留取倩影，正好为杂志的封面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选择余地，当时尚没有肖像权、隐私权之类的意识，人们为能上杂志封面为荣，这样一来，恰好一举两得，不仅杂志博得读者的欢迎，而且也是摄影部用以招徕顾客的最佳广告。

《永安月刊》初期以图画为主，文章占次要地位，后来转变风格，为此还特聘了社会上的知名文人参加杂志的编辑，如“补白大王”郑逸梅，就是编辑部的成员之一，这就使得杂志转而成为一本偏重掌故的文化性刊物，除了郑逸梅自己每期提供一些补白和两篇掌故笔记外，在杂志上经常露面的还有李鸿章的后代李伯琦的清代掌故，有些文章如《近代名人小传辩诬》一文，着力为李鸿章的所作所为解释，并对一些不实之词辩诬，极具史料价值；上世纪30年代编辑《逸经》并撰写太平天国史料的陆丹林的掌故文章，更是精彩纷呈。值得一提的是，《永安月刊》上还有郁达夫妻子王映霞作于战时重庆的诗作，对郁达夫《毁家诗纪》进行了回击。

郑逸梅一向是旧派文人，他交友圈子里如顾佛影、陈蒙庵、白蕉、徐碧波，还有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章回小说作家顾明道、张秋虫、许啸天等都聚集到一起，为《永安月刊》写稿，一时间《永安月刊》几乎成了旧派文人的大本营、俱乐部。不过，《永安月刊》也提携一些无名的年轻人，发表他们的散文与小说，成为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发表作品的园地。

《永安月刊》跨越了上海的敌伪时期，但它不但不向敌伪低头，还暗暗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一本“企业刊”，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昙花一现的方形周刊

1945年10月，上海出现了第一张方形周刊———《海风》。所谓方形周刊，是一种没有封面及封底的正方形周刊。它的首创者系晚年定居苏州的浦东人龚之方先生。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社会局于当年10月发布公告，命令沪上各报刊一律重新登记，并特别规定创办于沦陷时期的报刊不准出版。因此，一些从事小报出版的人员面临失业的危险。当时有小报“专家”之称的龚之方决定利用《光化日报》停刊所余存的资金、纸张改出期刊。龚之方在为期刊考虑开本时，拿出整张报纸，东叠西折，研究了几天，终于发现一张大报，恰可折成12页的方形，装订成册后，变成为一本周刊。几天后，取代《光化日报》的《海风》周刊出版了，由于式样新颖，又恰好补充了小报被禁的空隙，当即成为沪上报摊点的抢手货，一时间争相传阅，洛阳纸贵。

我10年来致力于民国期刊的收藏，寒舍所藏的一册方形周刊《海光》，出版稍后于《海风》，由平襟亚、蔡夷白编辑，在当时同样受到市场欢迎。随后，上海滩方形周刊蜂拥而起，到翌年2月间，林林总总已有20余种。这些后来者，除了在版式上一律采用12开本方形外，大都套用“海”字起头作为刊名，如《海星》、《海晶》、《海涛》、《海潮》、《海声》等。到最高潮时，上海的方形周刊有百余种，真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方形周刊的大量出现，堪称战后上海城市文化的一道特殊风景。

这些周刊承袭了“小报”的风格，以满足市民的消闲娱乐需要为重点，迎合战后民众和平的愿望，将就文章的趣味性、知识性，同时还抨击政治黑暗、讽刺社会弊病，“将此荒淫凄惨污浊社会，写入端庄诙谐讽刺的文章”，还特别表明拒载“打官腔”、“拍马屁”、“假道学”、“吹牛皮”之类的文章。当然，也有些格调低下的周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刊登描述色情、揭发隐私的文字。不过这只是方形周刊的一部分。

1946年8月，由于纸张供应紧张及当时政府对民办报刊的压迫，《海风》、《海光》几乎同时停刊。到1948年，昙花一现的方形周刊几乎绝迹。它的出版与绝迹是20世纪出版史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现象，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引起重视。

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

中华书局发行的杂志很多，早期出版发行的刊物著名的有“八大杂志”，分别是《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儿童画报》和《大中华》，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群，可以看出中华书局主持者办事的胆魄。

《大中华》半月刊1915年1月20日创刊，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由大学者兼大社会活动家梁启超主编，风行一时。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逵在卷首指出：“《大中华》杂志的目的有三：一曰养成世界知识，二曰增进国民人格，三曰研究事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之南针”，该刊于1916年12月20日停刊。

《大中华》半月刊的后身就是《新中华》半月刊，加一“新”字，以示与以前《大中华》有所区别。《新中华》半月刊创刊于1933年1月10日，同样是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在它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强调说：“本志定名为《新中华》，冀其对于‘现代的中国有所贡献，故敢揭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之两义，以为主旨。”与《大中华》的主旨已经不同。该刊由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等编辑。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新中华》易地出版，一度改由金兆梓、钱歌川、章丹枫、姚绍华等编辑。

《新中华》半月刊的刊名书法极有特色，不是某个名人的手迹，而是极富金石韵味的魏碑体，是从张猛龙碑中集来的。创刊号16开，厚达250页，正文前除了大做中华书局出版物广告外，还有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同题画作“马”等十幅插图。正文更是精彩纷呈，郁达夫的小说《瓢儿和尚》，巴金的小说《幽灵》，舒新城的散文《故乡》都刊在这里，更多的篇幅是对于当前世界局势和中国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的综合分析与前瞻性的把握。这类文章都有时效性，过了这个时效，便只有文献史料的意义了。

《新中华》还出过很多专号，如：淞沪抗战专号，教育专号等，最有趣的是还出过一个“摩托救国专号”，吴稚晖等名人也撰文鼓吹，把救国寄托在某一种特定的“物”上，如今看起来不免忍俊不禁。

（选自《蠹痕散辑》/黄恽 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