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勇

经济危机触痛外贸神经

刚刚度过了圣诞节的西方人，在反省着这个冬天为什么少了些应有的快乐成分。中国传统的春节中，人们更习惯以瑞雪寄托丰年。习惯了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我们，原以为不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太大冲击，事实却不是这样，不得不面对经济减速之苦。这是别样的经历和苦楚。世界是平的。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仍在持续，这将是怎样的结局和梦魇？此番境遇，我国作为外贸主导型国家，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跨国公司控制着整个产业链条中的最关键要素——产业标准、核心技术、品牌、供应链、现金流等等；中国本土企业充当其贴牌制造（OEM）的车间，或者扮演其销售终端的“零售”店。这是如今我国制造业的典型产业形态。大量处于这种附庸地位的我国本土企业，其利润率被非常精确地计算为微薄状态而无法完成必要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其结果是：缺乏出口替代选择的中国，即使产业规模和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也无法改变沦为跨国公司经济附庸的命运，无法改变“中国制造”等同于质低价廉的西方偏见。

我国东莞的合俊玩具厂一夜之间就在黑暗中消失，留下的是紧闭的大门、破败的街道、被风乱卷的纸屑、寂寞的电话亭……。在这次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浙江、广东倒闭的中小企难无以计数。

从1980年到2001年，在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 而中国外贸总额却连创新高，外贸依存度从15%一路蹿升，2003年达到60%，2004年更增至70%，远远高于上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200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8000多亿美元，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以上，远远超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定位于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生产国，以此来换取发达工业国的高技术产品，并借助于比较优势获得国家能力的快速增长。这种做法的负面后果正在凸显：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通过生产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迅速提升国家能力；建立在低素质劳动力和高资源消耗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对国外核心技术的长期依赖直接威胁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并纵容全社会范围内的短期行为。在垄断日益加剧的商品世界里，专注于低技术产业，将会失去未来赶超的机会。

过于重视外贸的短期收益，不仅无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反而由于对国外需求的过分倚重而产生忽视国内市场需求、扭曲资源配置、弱化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后果。通过出口低附加值产品获得的顺差越多，意味着对国内资源的透支越严重，国家能力所依托的资源性基础便越虚弱。当顺差来自于大量资源性输出而不是技术性输出时，持续的外贸顺差反而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依附程度的增加，随着中国政府对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放任，跨国公司有了收购和兼并中国企业的机会；中国的众多本土企业由此将成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附属机构，成为难以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只能从事低技术加工的生产车间；中国耗费数十年心血建立起来的完整工业体系面临被肢解的危险。一方面歧视与压制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另一方面纵容国外资本流入，使得庞大的外资侵占本应提供给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对核心技术主导权的失控和对GDP增长的偏执追逐，有可能导致“无力摆脱对跨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的自主性困境中。

针对目前危机影响下的我国外贸型企业，汕头大学商学院院长徐宗玲教授指出：“产品的升级和研发需要的资金不是小数目，所以很多企业不愿冒险，而宁愿去模仿已经成型的产品。在玩具行业，就是把别人的产品拆开研究，然后改一下款式、大小和原料，虽然质量远不如国外产品，但却可以依靠价格低廉的优势挤进市场。”市场繁荣的时候，企业总是有订单可接，总是有生意可做，主动转型的动力就不足。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认为，有些投资者环境好的时候就建厂，环境不好了就做点别的事情，或者干脆不做。这些人的目的只是生存，“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企业家”。

政府必须引导和支持企业的转型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尤其对有潜质的企业，要着重予以扶持，引导企业吸收先进的科技知识，引进高科技项目，改革金融体系。科技盛衰左右着世界的思维，科技决定论的拥趸遍布世界。科技兴贸的文章如何谋篇布局？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科技兴贸的主体应该如何作为？金融危机下的严酷现实，逼迫我们深入思考，提交一份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