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去安村》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从情节的大框架来说，这就是一个有关“寻找——失落”的故事。一个虔诚的女人带着一个不虔诚也不相信的女人去见证自己心中的圣地与精神家园——安村，最后的结果却是虔诚者大失所望，和那个不虔诚者一块逃离了安村。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去魅的时代、调侃的时代、消解的时代——打倒并嘲笑一个精神家园的存在，如今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创举。不过，也正因为这种消解和调侃的大行其道，自然就会出现一批理想的执着捍卫者和追寻者。他们承认：这世界，确实很难寻到一个干净而宁静的地方——但是这种情形却与其说是应被嘲笑的喜剧，毋宁说是应被尊重的悲剧——就好像唐·吉诃德，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悲剧英雄。相应的，像“去安村”这样一个有关“寻找——失落”的故事，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

应该说，不论是哪种写作方式，其实都有点概念先行的味道。我们已经批判了许多年的概念先行，而且据说导致这种现象的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也已经大大减弱，但实际上，我们的小说却仍然充满了各种从不同地方搜罗来的概念和模式。

故事梗概总是有限的，但故事是无限的。《去安村》的好处就在于它在一个相似的故事梗概中写出了不同的味道和感觉。

首先，它没有将“去安村”的行为调侃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无聊的刻意做作。尽管小说的结尾，魏真跑了，可以说是落荒而逃，但是一路上她对安村的渴望却是如此真诚，她“有许多话要说”，她一遍遍地追问女伴小玫，没有去过安村“是不是一个缺憾”，她坚持要在难走的路上步行走到自己的老宅，待到到达目的地，又激动自得地炫耀着、展示着——所有这些都很真诚。我们可以想见魏真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她一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感到了某种压抑，她想逃离。她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但这弱点其实普遍存在——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对于生活就没有一点怠惰呢？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魏真最后的逃离，就实在不能说是一幕喜剧了——她怀着多大的希望，但是一个突然的细节让她醒悟到自己的所谓精神圣地其实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就如同一根针，戳破了自己一直在吹的气球——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悲哀、有一些伤感的。

但同时，小说也没有将魏真变成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寻找精神家园的悲剧英雄。魏真身上又的确存在一些喜剧色彩。她敏感、脆弱、有点大惊小怪，情绪跳跃起伏，而且也自知缺乏一种内在的沉着和毅力。她更多地是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而不是真正的现实中，所以她的寻找，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自然最后也就败下阵来。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魏真又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学开车，在大家都抢着做一件事的时候，一个作家应该有勇气掉过头去。

“卢小玫说，你把开车看得太重了，它在生活中不过是一只碗、一双筷子，我们没必要对碗和筷子掉过头去。”

卢小玫显然是这次寻找过程中不情愿的参加者。她很现实，她不需要一个圣化的精神家园支撑自己，因此她对魏真的这次“还乡”打心眼里抗拒，只不过出于友谊陪上一程而已。但是小说却没有将她浅薄化为一个物质女郎，更没有将她简单化为一个理想的解构者。她其实非常勤奋，有自己的坚持，过得非常充实。上面那段对话更说明了她对待理想，对待现实，所持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的态度——超越这些纷争，方能创造自己的天地与自由。

正是在以上这些“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中，小说把握了一种分寸，没有过度的重彩，没有刻意的浓墨，而形成了一种模糊：你无法为“去安村”这件事明确地定性，也无法断言它的意义或是无意义。这次寻觅并不崇高，但也绝不可笑，有点悲哀，但绝对谈不上悲剧。也许这件事给了魏真新的打击，但也许这件事让魏真实现了成长。谁知道呢？

正是这样的分寸与模糊，让这篇小说于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梗概下说出了一个别有意味的故事。分寸与模糊，实在不是文学批评中时髦的字眼。但是一篇好小说，正是在这里起步。没有这两点，就写不出生活的滋味。这就好像一个大厨——做得菜绝不是一味的或辣或甜，而必然是麻而后辣，辣而后鲜，鲜而后甜——因为他懂得放佐料的分寸，他懂得显现菜本身的滋味。

金立群，文学博士，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