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平

年初一，我只打出一个祝福电话，那就是给韩桦。她在北京人民医院的病床上，病魔正残忍地吞噬着她的身心，她是刚刚昏迷了一天才缓过来的。她女儿告诉是我来的电话，她坚持着接过手机。

我说：“给你拜年，祝福你好起来。”

她已经说不成句：“啊……啊……我就是折腾。”

我可以想象她的痛苦，不敢多说：“你一定要有信心，一定坚持。”

她留给我最后的声音是硬挺出来的：“嗯……坚持……”那声音竟还是平日般清亮亮地好听。

她答应我坚持，是一个把希望保留到最后的人。

我收了电话，枯坐良久。一个春节每时每刻地想着她，却没有胆量去拨打13848806795这个在我的手里老玉一般熟稔的号码了。

我和韩桦相识是在她作为我的顶头上司刚刚上任之时，女友敏和她在路上迎面与我相遇，于是敏介绍我们认识，她很热情，我却连脚也没停下来，显得过于木讷。一来二去，我发现她并未简单地把我当作下属，给我的是对一个文人的厚爱。她对《骏马》期刊和文联事业的帮助，也远远超出岗位责任，这种支持无论她后来走到哪里都未停止给予。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岁月像一条流淌的河。我们两个人通的电话也像一条河一样从未断过，源头是彼此的心。她忙，我也总被事情套牢，见面的机会一年比一年少。但只要她偶闲，或者我有空，都会心有灵犀一般地她拨我，我拨她。于是开始享受脱口而出，享受慷慨陈词，享受信马由缰。谁能想到我们的最终分别，也是在电话里，苦的是彼此欲言不能，欲罢不忍！

噩耗传来，正值呼伦贝尔2009年人代会开幕式散场，我仿佛脚踩在棉絮上一般走出政府礼堂，劈面而来的天空空旷纯蓝，寒风把阳光旋转成无数刺骨的刀片，伤我的心。冰雪依然，只是那路边黛色的树下，堆积的白雪氤氲着迷惘的灰色。呼伦贝尔的每一个春天都是这样来临的，这一回不同的是，世上没有韩桦了。

那个热爱春天的人，那个每一天都满怀欣喜地沉醉在春的呼唤中的人，那个活生生地把美的信念融化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布置在如诗如画的讲述中四处传播的人，在春天里走了，消失在最后一个梦乡里。

在2006年，她跟我说过好几次，不知道为什么又感冒了，低烧，没劲儿。我说，可能是免疫力下降，你得抓紧查一查。

她后来到市医院和北京的大医院做了检查，可是由于匆忙没有检查彻底，不是有上级的计生检查组马上要来，就是忙着去开会。她平日做什么都不甘居人后，把工作看得最重要。她说：“一票否决啊，不能因为我没做好，拖呼伦贝尔的后腿。就这么忙乎，还不知道哪会儿给查出漏洞来呢。”为了写作，我曾跟她一道下乡检查，她带领干部们挨门挨户地毯式排查，一个人一个人地考查其计生知识，不管酷暑严寒。在全自治区计生工作排名中，呼伦贝尔向前移动两位，这是她永远的慰藉。市委书记评价她，为呼伦贝尔的计生工作殚精竭虑。我知道她的不易。

认识韩桦十五年，没听她说过这样的话，明天大礼拜，好好睡一觉儿。她总是早早列出了日程表，工作、亲人、孩子、朋友、家务，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我的观点是：完美就是不完美，人应该学会放弃。

她却永不言败，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总是说，我这人不能闲着，一忙乎起来什么病都没了。坏就坏在这种精神转移法上。2006年，她身体时好时坏，一拖再拖，拖到2007年冬季。我劝她豁上一段时间，到北京住院治疗。她说，这回我可得去了，再不去撑不住了，考核完就走。没想到不等赴京，人先就病倒，住进了市医院。

韩桦在北京人民医院住了一年多，熬过了两个春节。以她的多思敏悟想到的事情一定很多很多，可是无论是在我看望她时，还是在我们频频的通话中，她没有让我感到她的软弱和崩溃。

打开口罩，我看见她的口腔溃烂到无以言状，喝水只能用吸管慢慢吸一点儿，特别遭罪。这时，她还用手抚摸着我胸前的丝巾说，颜色这么好，啥时候买的……后来她说，你走吧，这地方留不得。我在走出门的那一刻，转身看她，发现她也正殷殷地看着我，那目光充满别情却透着坚毅。

人在友谊之中，彼此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定位。韩桦自然有许多不同意义上的朋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成为一个激情的讲述者，我常常是一个静静的倾听者，虽然我也会和她激辩某个问题，但我终不肯把自己的感觉抽丝一般一层层剥开，露出无情的否认，我不想究其理，我们都不能过于形而上，我习惯了她的笼罩。我的倾听加重了她在我面前的成熟，她给我讲述弟弟之死，抛下一对儿女；讲述小姑巴晓梅绝尘的美丽凋零，在死神来临时，还镇定地嘱托朋友要什么样的纯棉葬服，请求领导把爱人调回他的父母身边；讲述母亲的病况、妹妹的病况的时候，那种冷静客观，完全像一个饱经历练的全视角小说家。我于是误读了她的内心，仿佛韩桦就应该坚韧，就应该成熟，自然会把一切看淡，永远从容。

有一回，一个朋友告诉我，讲起弟弟的死，她也是泣不成声。我甚至有些吃惊。

她在电话里说，我是血液里的粒细胞恶变了，一如从前的平静，口气像讲别人的事情，我语塞，不知该怎样安慰她。她说旁边病床上刚刚死了个孩子，不大，太可怜了，也是血液的事；又说，你看大家多好，我却病成这样儿……

我说，你多么豁达一个人啊，一定能坚持闯过这一关。她复又振作起来，我还行，能挺，告诉姐妹们别惦记……于是话题转移，谁谁唱得好听，谁谁特别能干……

韩桦别已矣！我心长凄凄！

悔的是我不应老是劝她撑着刚强，反正是死，由着性子让她放声大哭一场又有何妨！悔的是，嘴硬的我，从未叫过她一声姐姐。

韩桦的死，缘于她的身体基础，缘于她长时间地身心负重，更是命运使然。

这是她爱唱的歌：

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时难别亦难……

老朋友请你干一杯，为过去的好时光……

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

……

音乐总是优雅而哀伤，歌词深埋着离别的谶语。

有这样三件事情，是韩桦给我讲过三遍不止的。

有一位领导，调离呼伦贝尔，在机场安检处和大家依依话别，他的夫人一时间抽泣难掩，是那做丈夫的把妻子往怀里一揽，哪怕大家的留恋再热情也不顾及，搂着妻子快速进入了安检通道，原本单薄的妻子，在丈夫的臂弯里小鸟依人一般，渐渐平静下来。

再就是克林顿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那个用十三年时间忍着离异之痛，带着三个女儿，最终拿下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犹太裔女性，一直为韩桦津津乐道。奥氏藏蓝色的长身两件套裙装，左肩上经常佩饰的大图案金属别针，到了六十岁，后面仍有白发王子追求，仍然可以登上世界的大舞台云云……

再就是刘小样。刘小样是一位生活在陕西黄土高坡的农村青年妇女，心性很高，冰雪聪明，可是生存环境却荒芜闭塞。她接受张越采访的时候，穿一件大红的服装，在灰暗的背景下越发显得明艳。她的每一句回答都出乎人意料，出人意料地哲学，出人意料地冷静。她说没有书读，就每天读电视；她还说宁可痛苦，不能麻木。她说她的一双儿女是自己的支点，可是到了与张越分别的时候，如冰峰坍塌一般大放悲声。刘小样接受张越采访的节目已经播出快十年了。直到2006年韩桦还在惦记——也不知刘小样怎么样了？

我知道这些念念不忘的故事，是韩桦的童话，于是无论听了多少遍，都怀着初次听到时的那份虔诚。

韩桦曾经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给我讲了一遍电视连续剧《大宅门》的故事，中间加上绘声绘色的渲染。不久我们两个共同读了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传记。我和韩桦因白景琦的二太太杨九红、克林顿绯闻女主角莱温斯基，产生了争论。我说我深深地同情她们，她说你怎么会同情那种女人呢？我说她们不是好女人吗？她们虽然伤痕累累，不是恪守着原初的真挚吗？韩桦一时无语。宣传部长、妇联主席、计生局局长的后面，是一片心灵的牧场，那里云起云落。

2000年，我在内蒙党校学习，韩桦风尘仆仆地来了，告诉我她刚从东南亚回来，我们俩坐在自治区党校门外的杏花邨酒店里，从午饭时到晚饭时，其间我一直听她讲见闻。近十年过去，我还记得她描述的菲律宾上层人物的白色长袍和酒会的觥筹交错。她切切地告诉我白袍上精致的绣花叫毛茉莉，无论男女每人手指都有一只以上的戒指，有灿若阳光的，也有古香古色的，哪怕是政界人物，也很讲究佩饰。还记得她说参加国际会议真好，开一个多小时就会休息喝茶，于是剑拔弩张的气氛，自然轻松下来……她的语言细腻绚丽，赞叹感慨皆成文章，我在结束倾听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真是干错了行，你早期不是也喜欢文学吗？”

我俩的谈话常常是由于她突兀地来一句：“那……就这样，就是为了和你讲一讲。”旋即挂线或离去。十五年来，我不同于她的许多听众之处，是我在倾听语言之后的那个讲述者。

追悼会上，她的小女儿开口致答谢词，我一下子哭泣不已，那酷似妈妈的嗓音，圆润而高亢，分明是一个青春花季的韩桦。我想，如果按着天性的轨迹，韩桦更适合于艺术，端的做了一个甘苦辛苦的政府小官吏，韩桦为原本循规蹈矩的职业生活，平添了许多的似水柔情和天然率性！那么，她要是生就得迟滞一点、愚钝一点呢？

生者为过客，死者是归人。韩桦生于1953年，享年56岁，原本还有许多好日子在等待着她。可是，她被置放在了一间带霜的屋子里。那林立的骨灰架上，有一个属于她的编号。在听到“咔”的一声锁响之时，我多么希望能有在天之灵，能有转世轮回啊，那么，即使形单影只，在那个临窗的位置，韩桦仍然会和她热爱的春天一起如花如梦地活着。到了夜里，只要有一颗星星，她就不会放弃去追寻那满天的光明。

一星如月看多时，韩桦，我的挚友。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