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永君

今人说到笔，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钢笔、铅笔等日常使用的书写工具。但在历史上，笔曾专指毛笔。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它曾伴随莘莘学子寒窗伏案，黄卷昏灯；亦曾协助文人雅士笔走龙蛇，填词作赋。每当看到在精致的笔筒中、古雅的笔架上静候我们的老友，一种眷恋之情便油然而生。

笔之起源

按流传甚广的说法，秦代名将蒙恬是毛笔的发明者。据《太平御览》引晋代张华《博物志》云：“蒙恬造笔。”但如此重要之贡献，《史记·蒙恬列传》中却无记载。《博物志》所云之“造”笔，可释为创造，亦可释为制造。而从相关资料分析，“蒙恬造笔”说则多有疑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秦谓之笔，楚谓之聿”。而“聿”字在殷商时期便已现身。《礼记·曲礼》也有“史载笔，士载言”之句。清代大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造笔不始蒙恬》云：“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乃公允之论也。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笔之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80年，考古工作者曾对陕西临潼的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进行发掘，出土了凹形石砚、研杵、染色物和陶制水杯等大量文物。而从彩陶的纹饰花纹表面，可辨认出毛笔描绘的痕迹，因而可推断出早在此时，先人便已开始使用毛笔或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成熟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已出现“聿”字，属象形字，乃以手握住细杆进行书写之状。在湖南长沙和河南信阳的两处战国楚墓中，曾各出土过竹管毛笔一支，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之毛笔实物。湖南长沙出土之笔，从其制作工艺和文物出土分布区域推断，最迟在战国时，毛笔已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各诸侯国之间文化差异巨大，尚无统一名称。

秦定天下后，蒙陆因功“拜为内史”，掌治京师。文案之事不能无笔，或许是其改进书写工具的动力与机缘。传蒙氏选用兔毫、竹管制笔，制笔方法是将笔杆一头镂空，以成毛腔，再将笔头毛塞于腔内，外加保护性竹套，以便于取笔和保护笔尖，笔之形制初备。蒙恬至少在笔的改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应无争议。另一方面，秦一统华夏，各国称谓被弃不用，而以秦称为准，从而实现了“笔”的称谓之统一，亦功不可没。

笔之形制

笔之正宗，当以竹管为杆，兽毛为毫，并配有笔帽，以护笔毫。早在西汉文帝时，便已定型。此外，笔杆尚有斑竹、犀牛角、象牙或金银等材质，以示豪奢；笔帽亦可雕金镂银，以表华丽。但笔之优劣，则取决于笔头(或称笔毫、笔毛)。根据笔锋的长度，笔有长锋、中锋和短锋之别，性能各异。长锋所出笔划婀娜多姿，而短锋所出笔划则厚实凝重，中锋兼而有之。根据笔锋直径之不同，又可分为小、中、大等型号，分别用于书写小楷、中楷和大楷。另有一种更大的羊毫斗笔、楂笔，则用于写榜书(古称署书，亦称擘窠书，超大之字)。

笔头可分为笔根、笔肚和笔尖。笔根与笔杆相连，不能贮墨；笔肚贮墨，而笔尖书写。以材质不同，笔毫又可分为硬毫、软毫、兼毫3种，因性能各异，所以用途不同。

硬毫笔所用材料主要有紫毫(老兔颈毛)和狼毫(黄鼠狼尾毛)两种，均为棕色，坚韧挺健，弹性强而蓄墨能力弱，书写线条苍劲利爽，多用于制造小楷笔。因中国古代书画同源，水墨画中树木的立干、出枝、勾叶、点叶，山石的勾勒、皴擦、点擢，屋宇、人物、舟、桥、水波、瀑布等细线，都需靠弹性强的硬毫才能得以表现。软毫笔，主要以羊毫(山羊毛，多为白色)制成，笔性软，弹性差而蓄墨性强，多用于制作大楷笔。山水画的渲染亦多用之，往往能收笔酣墨饱、水墨淋漓之效果。兼毫笔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弹性不同的动物毛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介乎柔毫和硬毫之间，软硬适中，刚柔相济。

其实，笔毫材料多种多样。兔毛、山兔毛、獭毛、猪毛、鹿毛、马鬃毛、羊毛、狼毛、鸡毛、鼠毛等，皆可制笔。据说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是王羲之用鼠须笔书写而成。甚至有用人的胡须和婴儿胎发来制笔的记载，可谓五花八门，不胜枚举。

笔之制作

笔毫原料获取途径甚多，产地分散，且纵得佳料而无良工，则徒劳无益；即使兼得佳料良工，而未得识货高士称赏，亦难扬名而被书家认可。

回顾历史，笔之主流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时代，先为宣笔时代，后为湖笔时代。宣笔发轫于两汉，兴起于魏晋。其时书法大兴，与制笔业相辅相成。东晋时，书圣王羲之曾撰《笔经》，极力推崇“中山兔毫”即宣州陈氏之笔，故而宣笔得成其名，促进了毛笔工艺的迅速提高。唐宋时期，宣州成为全国制笔中心，在笔毫之选材、制作技巧和笔杆的雕镂技术等方面，都已日臻完善。名士白居易、柳公权、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等皆曾对宣笔有过极高评价。尤其是白居易“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之赞誉，表明当时宣笔已成贡品，寒士难求也。

时至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得已而向东南方向转移，制笔中心也逐渐向浙江一带过渡。

自元代始，制笔业进入湖笔时代。湖笔发轫于浙江省湖州市善琏镇。古时，善琏隶属湖州府，因而得名，善琏则被誉为“笔都”。《湖州府志》载：“湖州出笔，工通海内，制笔者皆湖人，其地名善琏村，村有含山，山巅浮屠，其卓如笔。”相传，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被尊为“笔祖”。又传蒙恬之妻名卜香莲，生于善琏西堡，制笔技艺精湛，被尊为“笔娘娘”。明代，“湖笔”之名大震，并完全取代宣笔，湖州也成为制笔中心。明末清初，湖笔工艺逐渐外传，善琏人在各地陆续开设一系列著名笔店，可谓湖笔遍天下。

传统制笔方法，可归纳为“诸葛法”和“韦诞法”两种。“诸葛法”也称为“无心散卓笔”。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可见“诸葛法”乃宣笔制笔工艺之结晶，凝聚着宣州几代诸葛氏笔工诸葛高、诸葛元、诸葛新：诸葛丰等人的心血。欧阳修曾称颂“宜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傅长毫，三付颁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便是“诸葛法”制笔的传神写照。

“韦诞法”乃以三国魏人韦诞命名。诞字仲将，有文才，工书，善制笔墨，著有《笔方》一书。其法是用两种不同的兽毫来制作，强者为柱，柔者为被，这种制笔法一直沿用至今。

笔杆制作工艺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汉代，便开创了在笔杆上刻字、镶饰等装潢工艺，如甘肃武威东汉两墓中曾分别出土刻有“白马作”和“史虎作”字样之笔。此外，东汉蔡邕撰《笔赋》，是首部记述制笔之专著，对笔之选料、工艺、工序以及功能等作了较为全面评述。当时还出现了“簪白笔”的携带方式。汉代官员为奏事之便，常将笔尾削尖，插在发间或帽上，以各随时取用。祭祀时，也常在头上簪笔，以表恭敬。甚至下葬时，也插笔为伴，以示风雅。“白马作”笔出土时，乃发现于墓主头部左侧，可见墓主深厚的爱笔之情。

历史上，奢华之笔还经常被用作身份、财富之体现。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多有用金、银做笔杆之笔，即使用竹杆，也要选上等斑竹，并镶嵌上象牙、玉等珍贵的装饰，以示炫耀。直至清代乾隆年间，金银玉雕的豪华笔杆才逐渐消失。

文化蕴涵

我国素来以文化立国，笔乃文之所出，化之利器，所以在传统社会地位突兀，内涵隽永。前已述及，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上》有“史载笔，士载言”之记载。笔就是史官手中利器，历代史宫直书所见所闻，以成信史，使后人了解历史原貌。为维护史官的尊严和秉笔直书之权力，历代先哲前仆后继，不惜家身。中国史笔之神圣，可见一斑。

笔与文人雅士朝夕相随，不离左右，久之便赋予了它诸多雅号，不少至今仍被广泛应用。《诗经·静女》云“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则笔得“彤管”之名。曹植《薤露行》曰“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笔又得“寸翰”之号。左思《咏史》有“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笔自此可称“柔翰”。笔之别称不胜枚举，最值得一提者，乃唐代大文豪韩愈以《史记》笔法专为笔所作之传记《毛颖传》。此传立意新颖，以笔拟人。后“毛颖”、“管城子”、“管城侯”等，皆成笔之雅号。

笔与文人墨客形影相伴，情谊深长。文人雅士亦多情种，史上不乏为笔下葬之记载。据唐代张怀瑾《书断》载，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住吴兴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另据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载：“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日‘笔冢”。

当今已进入键盘时代，不仅毛笔难得谋面，即使钢笔、铅笔亦与我们渐行渐远。此时此刻，回顾笔之兴衰荣辱，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