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钧

据宋人笔记《避暑漫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曾勒石立誓，将石碑锁置殿中，后世嗣，君即位，必须入而跪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亨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无独有偶，《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铸一铁牌，置于宫门中，上书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人们常常用“白纸黑字”来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赖，不过宋太祖与明太祖还担心戒律写在纸上尚不足以警示万世，所以勒于石上、铸于铁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遗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同为开国君主郑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们被后世嗣君遵守执行的情况，却有云泥之别。

公允地说，宋太祖的继任者都难能可贵地做到了恪守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说两宋也有不争气之君，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臣能获得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宋代大诗人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讽刺新政的诗，结果受新党小人构陷，惹出一个“乌台诗案”来，但也只是被贬谪黄州，没有杀头。苏轼《咏桧》涛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当时的宰相王琏曾就此向神宗皇帝告黑状：苏轼欲将心迹托与“地下蛰龙”，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实乃“有不臣意”。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无言以对。要是换在明朝，就算苏夫子项上长着十颗人头，也不够砍的。

明太祖说得铿锵有力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则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