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熹

两千多年前，当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开始撰写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时，他陷入了矛盾。

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马迁在一篇以伯夷、叔齐的口吻写的诗中看到了怨愤之气，于是他只能怀疑是不是自己对这首诗理解错了。接着，司马迁又借他人之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像伯夷、叔齐这样一生“积仁”的人却最终饿死?为何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颜渊常常食不果腹，而盗跖无恶不作却寿终正寝?

司马迁比照当时的现实，认为那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他终于忍不住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的困惑是循环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齐的死就证明他们不是善人；如果他们是善人，那他们的死又在证明天道不是鼓励从善的。

因为解决不了这样的困惑，司马迁只好到孔子那里找答案，找来找去他也只找到三条不无勉强的根据：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虑结局；另一条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商风险太大，太不确定，于是孔子也被迫选择跟着志趣走；还有一条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显出伟大，这也是他们的价值。

很显然，写史重在史观，“个体选择”、“被迫为之”。“难能可贵”三个理由用于道德说理可以，但如果用来建构史观却极其困难。……